一九七八年六月去科学院植物所参加研究生复试, 第一次见到崔先生。 当时我正就读于南开大学生物系 (“ 社来社去 ” 班 ), 虽有幸入选复试, 但自知学识尚浅, 要去面对国内植物生理学界的大家, 前辈, 心里很没底。 到京后即先去动物园旁的植物所拜访, 一来认好路径, 二来先去打个招呼。 恰好崔先生正在办公室, 对我这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小辈很客气, 告诉我参加复试不要紧张。 初次见面, 时间不长, 但使我感到这是位平易近人的老先生。
十月份开学后不几天, 崔先生即骑自行车来研究生院看学生。 当年考入他门下的有徐兄云路, 张兄贵常和我共三人, 先生不但驱驾来看我们, 并邀请几日后到府上吃饭。 但随后又小声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其他人,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老师好饭好菜款待学生, 现在已是司空见惯, 惟当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 可能还是件敏感的事, 看得出先生是个相当谨慎的人。
在家中, 崔先生同我们谈起他与已故植物生理学界的老前辈罗宗洛教授的师生情谊。 罗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 是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开拓者之一, 抗战胜利后受命接掌台湾大学任台大战后第一任校长, 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 五, 六十年代他还以大胆敢言在国内知识界著名，人称“罗大炮”。 崔先生在浙江大学作罗先生的弟子时, 多受到罗先生的教诲和关怀。 罗师母只长崔先生十四岁, 亦施以母亲般的关爱, 还时常为弟子们洗衣服。 崔先生少年丧父, 对这些尤恩感深重, 与罗师, 罗母及其子女自此亲谊几十年。
一九八 O 年底崔先生患胆结石住医院手术, 看护期间, 接触交谈较多, 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 当时正在大力宣传 “两个文明”, 先生谈起他少时学校里开的一门课叫“修身”, 记忆深刻。 引用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 认为那门课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很有益。这一则是对时事而发, 一则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 先生还谈到他五十年代回国后, 在当时抗美援朝的大势下, 上级安排他在一些场合做报告, 控诉美帝国主义， 其实很多所讲的都是将一些早年在美留学、工作时看到 、听到的事情牵强附会地“上纲”到帝国主义的高度, 对此, 他感到愧疚。 以崔先生当时近七十岁的高龄和地位, 向弟子吐露这些真言, 可见其朴诚。
植物所有人曾比较前所长汤佩松教授和崔先生, 戏言 “一洋一土”。 崔先生留美多年, 出国前即是浙大的讲师, 所谓“土”也只是相对汤先生世家子弟的作派而言。 作为弟子, 我喜欢崔先生的诚恳, 亲切。 不过, 老来三分善, 听说先生壮年时对门生要求的严格亦是很让人惧的。 人老时, 率真又更能突现出来。 记得我某日去五道口买书, 在街上看到崔先生一手扶车把, 一手拿根冰棍儿, 边骑自行车边吃, 根本没有 “大教授“的样子。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由当时在澳大利亚进修的陶国清研究员介绍牵线, 崔先生和汤兆达先生推荐我去澳洲留学, 师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D. S. Letham 博士。 Letham 是发现玉米素（Zeatin）的著名学者, 此前崔先生与他仅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谋过面, 但对 Letham 博士谦逊的言谈举止印象深刻, 认为他很有中国传统社会推崇的谦谦君子之风, 是出国留学择师的上乘之选。 我即随 Letham 博士学习多年, 以后又合作研究至今, 受益匪浅。 除了研究外, 还建立了很好的个人情谊。 正如崔先生所荐, 他的为人是让我最为敬重的。
出国后, 我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先生和师母。 一九八 O 年代后期崔先生因患脑血栓不能再握笔写作, 同时亦言语受阻, 从此无法与家人和来访者如意交流。 他大多数时间读报看电视, 平静处之, 但也常因欲表达自己不能尽意时而焦急。 想先生一代学者 , 阅历丰富 , 除自身的学术领域外, 对历史, 政治, 文化等社会诸方面都有不少感悟。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年代, 他定有许多感叹和见解, 如能尽情表述, 将会使其晚年的生活多有惬意, 对我等后辈也象其学术成就一样有益。
一九九七年初我最后一次见到崔先生, 彼时他已几无意识, 在家中由崔师母看护。 我返澳后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听到他逝世的消息。 先生一生勤奋治学, 忠厚待人, 提携后来者, 最后无恶疾而平静过逝, 算 是寿终正寝了。 古人云: 德胜才为君子。崔先生正因为此也更让人怀念。
* 崔澂 教授 (1911 – 1997) 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植物生理学家，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上世纪四十年代赴美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威斯康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五十年代初回国后曾先后任南开大学生物系副主任，中科院植物所生理室主任，兼南开大学生物系主任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担任全国植物生理协会秘书长和植物学报主编。 崔先生在矿质营养和植物激素等研究领域有过突出的成就并教授培养了大批学生。也以此文悼念 2003 年去世的崔师母。
这篇小文2005年初登到《华夏快递》后引来同窗能饭兄的大作。
西恩地界遇故知
·尚能饭·
“大隐隐于市”；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可以在某些方面孤陋寡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笔者自八十年代初来美，既非目不识丁的睁眼瞎，亦非囿于餐馆的偷渡客，却直到最近才闯入西恩地（ＣＮＤ）这一“阿丽丝的仙境”。适逢西恩地创刊１６周年，特撰此小文致贺；并感谢这一海外中文媒介，为我们这些平时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中国人和假洋鬼子们提供一片园地，来丰富我们业余的文化生活，宣泄我们的去国思乡之情，耕耘我们的刻骨铭心的母语之恋，以及实现令我们心驰神往的作家之梦…
感谢西恩地，我最近在“华夏快递”中惊喜地见到张韧兄回忆其恩师崔澄先生的大作；除了顿生“网上遇故知”的感奋之外，又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２７年前的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那是１９７８年深秋，中国科学院京区各所文革后首次招收的８００多名研究生齐集在原北京林学院旧址，主楼前挂上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招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那里度过了研究生生涯的第一年，集中学习英语和部分基础课程。
我们的教室和宿舍同在主楼内；宿舍通常是由一间教室隔成互通的内外两间。张韧兄及其文中提到的徐云路和张贵常诸兄等几位植物所的研究生住在里间，外间住着我，地质所的曾湘山兄（曾文正公的后裔），声学所的鲍小琪和孟京生兄（二位均是文革前考入哈军工的高材生）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克勤兄（现为北京大学的长江学者和特聘教授）。由于我只在研究生院呆了第一学期，所以掐指算起来，与张韧兄分手已整整２６个年头了。１９８４年回国探亲时，我曾在莫斯科餐厅前邂逅张贵常兄携其新婚妻子散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竟有那么美丽的女孩子，而贵常兄又有这等的艳福！
１９７８年—那是个曾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年头，也是“西单民主墙”昙花一现的岁月。用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段脍炙人口的名句来形容它，是最贴切也不过的了：“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象无所不有，但又象一无所有；我们似乎顷刻即上天堂，但也可能瞬间便下地狱…”（笔者自译）。总之，那是举国上下在严冬之后感受到一丝春暖时，所呈现出极为亢奋和躁动的年月。我们那８００多“举子”中，固然有许多达官显贵的子女和卓彦硕儒的后人，但也不乏象笔者这类耕读之家的子弟通过新科举之途，侥幸地跳入了龙门。记得每逢碰见那位曾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伟大领袖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同学以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子女，我总情不自禁地要摸摸自己的前额，看是否这是发高烧中的梦境…
我们又是那个畸形年代孕育出的怪胎：我们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可说是整整一代人（从２０来岁到４０来岁），文化基础更是参差不齐（有的是文革前未及结业的老研究生，也有新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少数自学成才者）。当时社会上出国潮刚刚兴起，英语热则犹如热浪冲天，我们那８００多人实际上是集中起来进行英语强化训练。而主持英语教学的李佩老师，乃是大名鼎鼎的两弹元勋之一的郭永怀先生的遗孀（我将另文记述李佩老师）。我英语基础尚可，故有闲空去听一些国内外名人的来校演讲，包括胡克实，李昌，于光远，李政道和王浩等人的报告。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要算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了。
王先生来研究生院作报告时，正值隆冬；他身着中式棉袄，头戴“智取威虎山”剧中人物小炉匠戴的那种三块瓦式的棉帽。帽子似乎小了一些，所以他在演讲中要不时地去扶扶帽子，引得我们在下面窃笑。他虽鬓毛已衰却乡音无改，带有很浓的山东腔。他老先生看着台下正襟危坐的我们这一帮“老童生”们，开口便道了一番大实话：“我来这里看到你们刻苦学习的情景，甚为感动。孔老夫子说：‘知不可为而为之…’唉，这也实在是太难为各位了—精神可贵，精神可贵…”坐在我旁边的湘山兄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会意地笑笑。说实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自视颇高；记得我们周末进城，带着科大研究生院的校徽漫步街头，行人每每投来羡慕的目光—那种感觉，我想，绝不亚于当今那些开着奔驰车兜风的大腕们！（远不象今天的“博士多如狗，满街胡乱走”之惨状，真是：“看尽人间兴废事”，何为富贵何为穷？）。显然，王浩教授的那番话，当时不啻是三九天给我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至少让我清醒了许多。
前几年读到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一文，文中是这样描述西南联大时的王浩的：“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至少我们１９７８年冬见到的王浩，除了他未剪光头之外，活脱脱的跟汪曾祺先生描述的一模一样！尽管王先生此时已在美国生活了３０多年。同时，我也恍然大悟为什么王先生那次戴的帽子显得小了一些－－他的脑袋可能确实很大，也许那次真的没有买到合适号码的帽子！顺便一提的是，后来不久我英语班上的同学于小康（于光远先生的女儿）就到王浩那儿念研究生去了。
光阴荏苒，在我们那批研究生中，当时我还算是小弟弟，于今也已过了知命之年，那些年长者应已年满花甲了。由于六四，其中不少人在海外扎下了根；除少许出类拔萃者外，多数人恐怕象笔者一样，经历了“少时神童，青年才俊，中年凡人，如今已成老不死”的人生四阶段。回想在研究生院那段时光的雄心勃勃志在高远的情景，不禁莞尔一笑。此时心地正如陆放翁诗句所云：“世态十年看烂熟，家山万里梦依稀。”
留守在大后方的我们的“同年”中，恐怕要数现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白春礼院士最为发达了。去年暑假，我回北京当年的研究所去“讨生活”，一天下午应邀作个报告。在报告开始前，年轻的所长走上来悄悄地对我说：“实在对不起，您的报告能否在三点钟之前结束？刚才接到白院长秘书来电，说白院长三点半左右路过我们所，要进来视察一下。”我打趣地说：“白院长当年在研究生院时，英语班可要比我低好多班啊…”诚然，这如同胡适之先生说毛泽东当年在北大曾旁听过他的课一样滑稽！此外，这显然也是自己不能脱俗的地方，我理应为“同年”中出此“人杰”而欢欣鼓舞，见贤思齐才是！
那天下午，是我平生距离大人物最近的一次—但见白院长被人们前呼后拥着，好不威风！白院长从我临时使用的办公室门前走过时，所里的一个小兄弟问我：“要不要见见您当年的老同学？”我当时那心情正象老戏戏文中所唱的那样：“欲前又踟躇，踟躇复彷徨”—最终还是没有脸皮凑上前去…不过，当时倒是猛然记起杜少陵的两句诗：“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那情景委实不胜唏嘘…
人世间本来就是一个庞大的竞技场，曾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几十年之后，穷达尊卑，天壤之别。除了各人在能力，努力和毅力方面的差异之外，外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缺乏公平的游戏规则的人生竞技场上，更如陈寅恪所言：“…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因此，所谓“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时也”便成了亘古不变的十字箴言了。
谨以此文向张韧兄以及所有当年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同年”们致以问候！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0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