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逆子倒将过来，压在五行山下，并使其成为一种制度，即为教育。
附：
邓晓芒：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根据
[邓晓芒，华中科技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
教育问题在中国讨论已经很多年了，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何在。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想探讨一下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什么叫病根？我特别采用了这样一个词。病根跟一般讲的病灶是不同的。医学上讲，人哪个地方生了病，那么我们就治疗。但是它的根在哪个地方，你不能治标不治本。所以它跟病灶不一样，跟一般的病象、病症更不一样。它不是那种表面的。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呢，主要的探讨中国教育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心理上所植根的那个生长点。这个并是从那里生长出来的，我们要追根溯源，不是说看到哪个地方不行了、不顺了，我们就把那个地方改一下。现在两会基本上是在这个层面上面，哪个地方不行了，我们把它改一下。你说大学行政化、官本位不行了，我们把大学的行政化、官本位取消了行不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没有部级、厅级、副部级这样一些头衔了，但是是不是就能够避免官本位了呢？恐怕这还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或者说连治标都不是，只是换一个说法而已。那么关键就是它的根子何在。当然我今天谈的这个根子呢，恐怕不能够拿到两会上做一个提案。因为它是务虚的，因为你讲到这个深层次的东西的时候，就不是采取一项或两项措施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进行一种整体的反思。就是说，我们以往对教育的观念、教育的理念怎么来的，要追根溯源。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教育的病症和病象、表面的这些现象，我们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教育体制。这个体制呢，当然一般大家都已经公认了，这就是所谓的官本位体制。但是这种官本位教育体制的形成有它的根源，特别是它的思想、文化、观念上的根源，教育理念上的根源，我把它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模式，这个心理模式就是“忠孝立国”。我们要追根溯源要追到这上面来。你光讲那些表面的，哪怕好像是一些硬件方面的，比如说体制啊、制度啊、安排啊，还不够。真正追溯就要追溯到忠孝立国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我这个题目，《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后面可以打一个破折号——忠孝立国。
下面我就来证明。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在这方面，可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目标。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甚至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而大学教育则多半成了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如，只是在做培训状，纯粹是为了混文凭。当然文凭是一个人受过教育的凭据了，但问题是我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服从，即无条件地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比如说从幼儿园开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你也得服从，一个小组长，你也得服从。受了这种教育，一个孩子从小就会认为官本位是天经地义的，并且内心一心想自己成为更大的官。这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弊病。另一点就是潜规则。什么是潜规则？潜规则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但是是你必须遵守的。每个人都知道明规则可以违反，那个问题不大，甚至于可以说假话、空话、大话，可以厚颜无耻地做缺德的事情，甚至违法的事情，没有任何底线，但潜规则是不可违背的。你听话听音，哪怕他用明规则说，你也要从里面体会出潜规则来。我们天天看报纸，我们要从报纸的字里行间看出潜规则来，这才叫做会读报。要善于会言外之意。比如前几年的大学教学评估，明明是劳民伤财、贪腐泛滥、公然造假，这已经是违背明规则了。比如说改档案，我们当
人们近年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研究和解释，这些研究和解释看起来也能够说明部分问题，但给人的感觉却总是没有说到根子上。例如一讲起“官本位”，人们都认为是教育中一个巨大的毒瘤，这个没错。但是有一个问题，究竟是官本位导致了教育的腐败，还是腐朽的教育思想导致了官本位？我想提醒大家，中国的官本位跟一般的官本位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特别的“君私合一”的官本位，也可以说是“官私合一”的官本位。君王就是最高的官嘛，官和私是合一的。官本位也可以说是私本位。别的国家也有崇拜官员的，我举德国为例，德国历来也是崇拜官员和头衔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的官比你高一级，那你就得对他惟命是从。这个现象不是我国所独有，日本其实也是的。你看日本人在上级面前点头哈腰、规规矩矩的，挨了巴掌也不敢动一动的，他们也是官本位。但是他们不像我们这里这样，官大一级就成了年的教育者。官大一级压死人，是权力压人，此外他还可以教育你。中国的“一把手”成为了手下一切人当然的“教育者”，不光是你的上级，而且成为了你的老师。这是中国的特色。一个单位出了问题，哪怕不是教育单位，那个单位的领导首先就要检讨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员工”。这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从古代就开始了。像古代的法家韩非子早就讲了“以吏为师”，就是官吏就是你的老师，农民老百姓不要学什么东西，你就跟着当官的学，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当官的。孔子提倡的是“以师为吏”，他跟韩非可能是有点差别，就是说有学问的人就应该当官，即所谓的“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士”。师和吏是一回事。当然西方人有的很欣赏，说中国人实行的是哲学王，哲学王是柏拉图的一个理想，哲学家要当王。中国人从来都是，当老师是人就是为了当官，孔子教那么多的弟子，最满意的就是能不能够成为当官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教育的真正病根出在我们几千年来的教育理念上，这就是以忠孝立国为鹄的的官方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按照儒家的理想是以德治国，讲德治。那么德治归根结底是忠孝，是以忠孝立国。教育理念的变革，我认为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人们经常讲，教育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其实这种观点还不是很到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部分，它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为我们是教育立国，以德立国，所以教育的问题不解决，观念上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改革朝何处去，这个方向就有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教育领域的改革比其他领域的改革都更艰巨的原因。下面我就来说明一下我的理由，所谓忠孝立国为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的种种乱象。
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家庭社会的纽带，也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教”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从孝从文，“上所施下所效也”，上面有所思，下面你就仿效，你就跟着做就是了。上面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古孝、效通用，作“仿效”解。对“育”字的解释则是：“养子使作善也”，按段玉裁的说法，育字上面是一个倒写的“子”字，下面是一个肉字，育和肉古代音是相通的。段玉裁说：“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就是说，你的孩子是倒着的，你要把他顺过来，他本来是不善的，你要使他成为善的。显然，教育在中国首先是家庭教育，你养了儿子，子不教，父之过，你养了儿子你就要教儿子。怎么教？就是要上施下效，就是要让他服从你。这种家庭教育就是长辈对晚辈“上施下效”的垂直式训育；社会教育也是围绕家庭教育而建立起来的，而家庭教育的核心则是“孝”。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基本教材《孝经》之中。我们今天讲国学，讲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一开始就要让他们背，要他们读孝经。《孝经》其实就是“教经”，孝就是教。它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点，而扩展至社会教育的。社会教育其实也是家庭教育，它是大家庭教育。国家跟小家相比，它还是家，所以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是相通的，因为国家就是大家庭。所以中国的教育本质上是孝的教育，而孝的教育就是叫人服从，上施下效。《孝经》处处借孔子的口来言说教育的道理。如开篇就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之本，它是教之所由生。教，就是教育，教育是从孝生出来的。《孝经》里面的话显然是来自《论语》里面的话。《论语》里面，有子是这样讲的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君子要掌握权力，那么你就必须要抓根本的东西。什么是根本的东西？就是孝弟。孝弟就是仁之本。仁义道德最后是建立在孝字上的。或者说，仁义道德是由孝所生长出来的。仁之本不外乎着几种解释，要么就是孝是人的根本，要么孝是人生长的地方。那么孝弟为什么就是“仁之本”、“德之本”、“道之本”，本立而道生嘛。为什么它就是道之本？为什么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大本？有子的解释是这样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孝弟，他就不好犯上作乱了，很少犯上作乱，那整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嘛。
但有子的解释只是从后果上来解释孝弟的这种教化作用，就是说，如果人孝弟了，产生的后果就能使整个世界和谐了，没有人犯上作乱了，那多好啊。而《孝经》讲得更详细，它阐明了其中的道理。不光是讲它的效果，而是说明了其中的学理。为什么孝弟之人就不好犯上作乱呢？《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一个君子如果对待他的亲人比较孝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忠心转移到君王身上他对待兄长守住他做弟弟的这个道，那么他顺从他的兄长这种精神可以转移到年长的人；如果有人孝弟了，他们居家就会有条理了，家庭关系就会和睦了，那么这种家庭的治理可以转移到官家的治理上面，可以变成官本位。在这里，官本位就出来了。一个人孝弟的话，他就可以在社会上当官，而且可以搞得井井有条。《孝经》又讲：“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圣人之德对孝是没有什么可加的了，就是一个孝，没有超出孝的。亲生的儿子，父母养育他，每天严格地要求他，那么圣人根据父母教儿子的严格来教导底下的臣民要敬重、敬畏这些当官的人。根据这种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儿子的教育来教老百姓敬爱之心。就是说，当官的人要把他治下的这样一种政治关系，当作他家庭的关系一样地来看待，就像父母一样地对待他的子民。我们讲父母官嘛，什么叫父母官？就是当官的就像为人父母，就像父母一样地对子民，一方面是严格，另一方面是爱，要有爱心、慈爱。所以，圣人之教，不是板着脸孔，但是他能够成就他的教化，他的治理看起来好像很宽松，但是天下大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根据的是本，而不是末。什么是本？就是孝弟。只要你抓住了孝弟，这就是圣人之教、圣人只得了。原来孝弟可以转变成为忠君，移于君，移于长，移于官，就是可以把家庭里面的孝弟转移到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上面去。或者说，忠是更高的孝。我们忠于某个君王，我们忠于某个领导，这是更高的孝。这就叫移孝作忠，把我们的孝当作忠来看待，把我们的领导当作我们的生身父母来看待。一个人在家里对长辈、父母服从惯了，到社会上去对有权有势的人也就会习惯性地服从。他不需要威吓，不需要武力强制，也就是说，孝可以培养人的顺从性。说得不好听，就是培养人的奴性。
但孝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如《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父子、君臣，这都是天性，天经地义，人生下来，自然就会有孝心。谁不爱自己的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王，如尧舜这样一些圣贤，他们看到教育可以化民，所以教给那些臣民博爱，这种博爱使得没有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亲人抛开不顾的。自己的父母年老了，没有不赡养父母的，父母也没有不养育自己的儿女的。也就是说，先王正是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中这种天经地义的属性，才因性施教，使得孝被提升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法则。这种孝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它来自于天经地义，来自于大自然。这样，孝就放大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体制。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的政治不如善的教育能够得民心。好的政治体制你可以得民财，可以让老百姓把财富都聚集到你这里，只有好的教育才能够得民心，老百姓才会把心交给你。所以，中国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而“得民心”要靠“善教”，即教民成孝，由孝而忠。忠其实乃是大孝。什么是忠？忠就是以孝顺的心态来为君王做事，把君王看作“伟大的父亲”。文革中跳“忠字舞”时就唱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上述《孝经》所言之“博爱”其实并不“博”，跟我们今天理解的博爱是不一样的。儒家讲爱是有差等的，跟墨家讲的兼爱是不一样的，墨家讲的兼爱有点博爱的意思。什么叫差等呢？就是说，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这是第一要爱的。然后是爱自己的其他的亲戚，然后是爱自己村子里面同姓的人，然后再一步步扩展开去。这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爱人差等，这是儒家强调的。所以它有一套礼法规范。这个规范很严的，现在都失传了，对什么样的人应该说什么话，应该说什么样的敬语，现在都失传了，现在百家讲坛里面又在恢复这一套东西，告诉你们对什么样的人应该敬。我们现在不知道敬了。《孝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敬爱其亲人和敬爱他人，两者不可得而兼之，也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后、有礼数的。为什么说是“礼数”？因为是有很多层次的，有数量可以计算的。比如说五服之内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作为孝子，你的亲人死了以后，什么样人可以披麻，什么样人可以带孝，什么样人不行，都是有规定、有礼数的。所以“博爱”在这里只不过是人人皆有之爱，但是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是不相通的，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的爱。所以它其实还是私爱。私家的，私人的，一个家庭内部的爱。那么这就这带来一个个严重的问题，即每个人的私亲之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但现实中一个人之亲与他人之亲之间又总是会遇到一个客观的先后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的家庭，你把你的父母放在第一位，他也把他的父母放在第一位，在客观现实中到底哪个是第一位？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你们两家就会打起来。所以即使每个人都讲孝道，也免不了整个社会陷入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各为其家，互不相让。虽然有孝弟，整个社会仍然会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人来裁定各家之亲的先后。这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家之上的大家长，也就是一个“父母官”，他以“大家”的名义既在各小家之间摆平了先后。不光是国家委派的官员，在农村里两家吵架，首先告到族长那里。家族就是以大家的名义来调和。政府官员也起这样的作用，而且起的作用更大。因为家族的族长毕竟只是一姓，那么两姓之间争起来怎么办？农村里面经常搞械斗啊，两姓之间的械斗，这个村子跟那个村子，有的有世仇，世世代代都在打来打去。那么由谁来处理？必须有一个大家长，在各个小家之间摆平先后。这样就既可以维护了“孝”的根本原则，又使孝变成了“忠”。就是说，你们虽然是两家，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县的，我们还是本地人，大家都要相互照顾一点，互相让一点，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政府官员出面来调解。那么，这样一个大家长的权威呢，它就带有了一种需要人们效忠的含义。你服从它就是忠。忠并不是不孝，我牺牲了我们小家的利益，服从了大家的利益，还是孝。但是这个孝已经提升到忠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其他的文化很少有这种情况。只有中国人才会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其实应该是反过来的，大河的水是小河来的。但这在中国人听起来很顺耳，你首先要顾全大局嘛，大局如果不存在了，你小局就好不了。中国人的思维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种发明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跟有些教派、包括意大利的黑手党比较一下，他们那就是家族仇杀，世世代代没办法解决。连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内部都打来打去，不能一致对外，就是统一不起来。中国为什么能够统一起来，成为这么庞大的大一统的帝国，跟这一发明很有关系。它以大家的方式来调和了各个小家之间的矛盾，虽然不能彻底解决，但至少是暂时可以调和。我牺牲了小家不算是吃里扒外，因为我服从了大家。通过这一发明，孝的教育意义便提升到了国家“政教”的层次。我们大学里有政教系，什么叫政教，就是政治教育，政教跟德育是不可分的。孝的教育就是服从的教育，服从的教育就是政教。政教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本来是家庭的一种规则，现在变成了国家的政治法则。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是道德和政治不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一。只有通过这种大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形成一种国家体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才能在全社会落实有差等的“博爱”。这种爱是和而不同。我们今天讲的和谐，和谐并不是说大家都一样的，而是说是有差等的，有等级的，有层次的，但是大家又很和谐。个人、小家、大家、国家等等，秩序井然，这就是和谐。
因此，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里面其实隐藏着国家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根据我刚才的推理，这是少不了的。否则的话，这个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互相打来打去，报世仇、报私仇、报家族的仇，永远闹下去的话，那国将不国了。必须要有人出来调解。这种调解是少不了的，而且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跟每个家庭自己的孝的原则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今天社会生活中“官本位”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我们为什么那么相信官说的话，为什么一切都要以官本位来衡量，就是因为这样一套体制，从孝到忠，从父母，到父母官，一脉相承的脉络所建立起来的。而官本位一旦建立，在教育领域里面，人人都追求成为“学官”，这就是“学而优则仕”。每一个当老师的，几乎都要给自己一个名分，是属于哪一级，教授是属于副处级，有的说应该属于处级，讲师属于科级，一一对应。“学而优则仕”是很好理解的的，因为这无非意味着想要成为更高的教育者和大家长（父母官）。他本来是教育者，你说他当官了，不是教育者了，那不对，他当了官还是教育者，因为他当了官才能真正成为教育者。你教授还不是真正的教育者，真正的教育者是书记，他可以教育教授，他们是父母官，是更高的教育者。他有权，他就是你的父母官，他就可以教育你。至于官员治学，即孔子讲的“仕而优则学”，我们现在当官的人都有学位了，博士、硕士不足为奇。或者按照韩非的说法“以吏为师”，也是上述逻辑的逆命题，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无非意味着只有行政级别上更高的大家长才能成为权威的教育者。所以当老师的总想当官，而当官的呢，他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头衔。他要搞一个博士学位，你敢不给他？你敢说他不配？他有权教育你。所以，这种看起来好像荒谬的教育体制，只要懂得传统儒家教育是以孝为本，以“上施下效”的政治服从为目的，也就一点也不荒谬了。这甚至不仅仅是教育体制问题，而是国家体制问题。中国的官本位本身就是教育性质的官本位，我们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官本位，但是我们没有太多地考虑到我们的官本位是一种教育性质的官本位。最高的官本位当然是皇帝本位了，皇帝是最高的官嘛。皇帝是最高权力兼最高教育者，就是我刚才讲的柏拉图的“哲学王”。柏拉图视为理想的哲学王其实在中国早就实现了。中国历来的君王都是讲哲学的，都是在学问方面至高无上的。中国的皇帝经常采取庭训甚至庭杖的方式教育他的大臣们，庭杖就是当场打屁股，打多少下，这是一种教育，就像家里父母打孩子一样的，不管这个大臣是不是老臣，有的甚至七八十岁了，照打不误。所有的下属都是皇帝的孩子，都属于未成年人。所以毛泽东不接受林彪吹捧的“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只接受“伟大的导师”。他说伟大的导师还可以接受，其他的都不要。这个在古代其实早就有先例，《周书·泰誓》中也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树立了君和师。后人还加上一个“作之亲”，这三作，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架构，也就是忠孝为教的教育模式。君你必须对他忠，亲你必须对他孝，师就是教育。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点，我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实施“孝”的情感教育，孝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父母生了孩子，孩子孝顺父母，特别是在古代那种自然经济条件之下，父母年老力衰、体弱有病了，那么有儿女在维系他们的生存，供养他们的需要，这是很美好的一种现象。但我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我认为这个关系应该颠倒过来，“孝”的情感不过是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或者说，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应该把孝建立在仁之上，而不是相反。你把“仁”建立在“孝”之上，成为孝之本，那就狭隘了，“仁”还有别的很多内容。我所理解的“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这个是超越家庭的，不管是谁，你的父母也好，别人的父母也好，别人的儿女也好，超越家庭，人人平等的博爱之心，这就是“仁”，这个应该是更根本的，孝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你之所以孝顺你的父母，是因为你对一般的人应该有同情之心，何况你的父母跟你最接近。但是并不是说你对别人有同情之心、仁爱之心，是因为你孝顺你的父母，然后推己及人，像孟子所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从吾老吾幼开始，然后推到人之老、人之幼，这个是搞反了的。应该是首先你对一般的人应该建立一种同情心、仁爱之心，然后在这个里头当然包括你对你的父母的孝心，这就顺了。当然儒家里面也有一些讲仁义道德，像恻隐之心，见小孩子入井，我自然要去拉他，而不会考虑这个小孩子是我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孟子有这样的说法。这种恻隐之心是人的一种本心，它没有考虑到孝。那么这里头就有矛盾了。孝和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儒家也是没有把它理清楚的。我认为明确地把仁放在孝之先，作为孝之本。那么这种博爱之心、同情之心，应该包含有平等仪式，包含有公平感和正义感。这些东西都是孝没有办法包括的。孝是不讲公平和正义的。你跟你的父亲讲平等那还行。那你就是不孝了。那么这样一种仁心，这样一种公平感、正义感，往往会和片面的孝发生冲突。所以，如果谈到道德教育的话，把教育仅仅局限于“孝”和由此扩充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片面化和畸形的教育。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我认为应该包括对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在这方面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追求。你跟你父母也是平等的，这个内容应该包括进去。还有如何运用自由意志的方式和原理，必须加以说明，加以阐明。因为要把人教育成为成年人，而不是教育成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应该讨论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自由意志的问题，人性的善恶的问题，罪与罚的问题，义务和权利的问题，以及责任的界限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在儒家的伦理里面有时候也涉及到，但是往往当作教条不讨论。你必须要当作原理来加以讨论，应该有实践理性的推演。我研究康德，康德是比较强调实践理性，这是理性的最高的运用。人都有理性，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理性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这个是康德非常强调的。在道德教育中，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东西，只有合理的东西。而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从天经地义的东西出发，不讲理。你要讲理就要挨骂。你必须要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怀疑的，从来如此。
再一个，即使是正确理解的道德教育，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内容。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最后的目标。道德教育虽然是健全人格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核心内容，但并不是全部，我们一讲到教育，往往就讲到好像就是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只是其中内容之一。而且也不是能够孤立地建立起来的。道德教育本身就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包括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包括对于兴趣的培养，你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这都是道德教育。人生的价值问题，人生的意义问题，这都属于教育内容。思维方法的训练（逻辑、语法、修辞等等），还有审美和艺术，再就是技术实践（动手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本身应该关注的，由此也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自由的人格的培养和教化，而不是呆板僵化的教条甚至伪善的说教。当然，在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也包含有上述某些要素，尤其是审美教育和人生哲学；但非常缺乏的是科学知识、思维方法和技术实践方面的内容。这些儒家是不重视的，孔子特别不重视。有弟子问他怎么种菜，他说不知道。等人家走了，他就说这是小人，小人才关心这些技术事情。其实孔子自己很知道，他从小当吹鼓手嘛，他也知道自己怎么谋生。但是他说，他小时候，出身贫寒，所以经常能够做一些下等人做的事情，他不主张他的弟子们学他。更重要的是，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即使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它们和其他方面的内容也都被看作在以忠孝为本的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属成份，而并没有自身独立的意义。比如说审美教育，离开了道德，就没有审美教育。儒家讲，文以载道，乐通伦理，什么都要跟道德伦理挂起钩来，才有意义，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都应该取消。科学技术也是被排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始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在教育中更是强调智力培养，这是今天才有的现象，这个不是我们的传统特色。但所有这些都仍然是为道德政治服务的手段，并且要以道德政治的需要为转移。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开始把儒家正统教育思想所不屑一顾的科学技术列为富国强兵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改进。以往是不重视这个的，当外敌入侵的时候，那些士大夫们百无一能。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平常就谈心性，性和理到底那个重要，没有一点用处的事情。到了危机的时候呢，就自杀嘛。所以这个国家强盛不起来。强调科学技术是一个重大的改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在古代只是作为民间家庭传承的一种谋生手段，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科技资源。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中国古代有很多从民间生发出来的、自发的知识，但是折中知识的传授多半都是家庭秘传的，靠这个来谋生，传出去了我们竞争不过人家，我们这个家族就要衰落了。所以它是民间家庭传承的，登不上正规教育的大雅之堂。如果你开门办学，把祖传秘方都讲出去了，那你不想活了。还有宫廷对具有某些奇技淫巧的专门技术人才只是简单地网罗进皇家私自加以利用，如天文历法象数医学，并无意于普及成为社会教育的科目。正规教育的理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是可以公开讲的，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听。岳麓书院、白鹿洞等等几大书院，都在讲这样一些东西。这鞋知识叫做“诚明所知”，以自己的诚心明了天理。而那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科学技术被称为“闻见小知”。“闻见小知”跟“诚明所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张载说的。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和官僚，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对小民百姓只关注如何使他们成为顺民，而并不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最好是没有人格。这种教育基本上是反智主义的，愚民式的。即使是圣人
近代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仅仅以君子和官僚为培养目的的政治教育的片面性，从而废科举，开新学，引进了西方一整套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种引进仍然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变形了的，我们真正想要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与科学是有很根本的区别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技术只是遵守规则，科学则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技术知其然，科学要知其所以然；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科学则对原因和原理感兴趣。技术也是知识，但可以是一种愚昧的知识，可以是一种愚民式的知识。技术上非常高高超的人也可能是非常愚蠢的。比如像钱学森，钱学森当年论证亩产可以达到十三万斤，这不是愚蠢嘛。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后来又搞气功。科学才可以启迪智慧，才可以对抗这种愚民教育。科学和技术当然都是知识，但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政治发生冲突，而只可能臣服于道德政治之下，既定的政治体制就可以用你，你就是人才。科学则不然，它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虚伪性，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规范，因为它有自己不受道德政治影响的独立标准，它可以评价道德。当然道德不可以还原为科学，但科学可以鉴定道德的真伪。比如说，近代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近代科学对旧道德的冲击是决定性的。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否定这样一个命题。知识可以冲决旧道德的罗网，同时为新道德开辟地盘。在中国，如果教育完全由官方机构来执掌，教育的目的就只会是巩固和延续这个政权的统治，官员们就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尽可能地把科学研究纳入到自己的“政绩”中来，教育者也会极力在这个官阶体系上往上爬，追求升官的目标。这些都会极大地限制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立性。把科学变质为一种技术，仅仅是遵守规则和服从规则的一种技术。因为政治上的政绩和科学上的成就遵循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范。
在中国，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在政府权力比较薄弱甚至管不着的地方才曾经有自身的发展空间，如北洋政府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完全统一在官方的领导之下，仅存的一点点科学精神也慢慢丧失了。最开始还有一点，从国外回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惯性。这些人逐渐老化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大学理工科成了纯粹的技术培训场所，而且，就连这种技术培训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被斥之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教育的目的被限定在培养红色官僚或“红色接班人”，这是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复辟。比如说清华大学从政的人最多，这是他们的政绩。在科学上有什么造就，好像还看不出来。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则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延续，科举制度无非就是培养官僚嘛，如果你回到这个道路上去，那就是科举制度，是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制度。不光是文科，理工科也是这样，也是为了培养官僚，甚至于理工科比文科更像是科举制度。在文科方面各个学科都成了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诠注和灌输的技术，文科也技术化了，你不要以为文科就没有技术了，文科有一套技术，在这方面，甚至比理工科还要理工科。我们现在衡量文科的标准是什么？一整套量化标准。你达到了几篇论文就可以提教授，少一篇不行。你得到的项目达到了多少万，就算你的功劳。都有一套量化标准。当然这个量化标准是改革开放以来才特别突出的，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这样赤裸裸的。在1958年已经提出的教育方针，在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几十年，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前一句是政治教育的总纲，后一句则包含实用技术教育，但同时两者都有强烈的道德教育的意味。因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被视为道德的化身，他们对解放他们的“大救星”具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视为再生父母；而另一方面，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既然都被视为“知识分子”，他们就被当作了改造对象，因为“知识”的规范和“忠孝”的规范永远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服务”和“结合”的意思都是“改造”，即抛弃知识分子与忠孝体制格格不入的“傲气”，从感情上纳入到对作为“衣食父母”的劳动大众尽孝和对各级“父母官”尽忠的规范中来。有这种说法嘛，知识分子两天不整他，他就翘辫子，就有傲气。要把这种傲气首先打下来。不管是教师也好、大学生也好，都是知识分子，都属于改造的对象。我们当年上山下乡，还是初中生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就必须改造。这就是58年的那个教育方针的实践了。那么打掉知识分子的傲气，从感情上就纳入到了忠和孝。对什么忠？对各级父母官的忠；对什么孝？对劳动大众，对衣食父母的孝。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你穿的是工人织的布，你吃的是农民种的粮，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你孝敬父母首先要孝敬劳动大众。
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国20多年间的教育方针虽然带上了一些时髦的意识形态字眼，但与苏联和马列主义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本质上还是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忠孝立国的教育方针，而对于现代教育理念来说，则勿宁说是“限制教育”的方针、“不教育”的方针，甚至打击和摧残教育的方针。这个打击和摧残非常明显，到“文革”中发展到顶峰了。“文革”中解散大学或名存实亡是极端的例子，其实是多年一贯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经过这20多年“培养”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少数的例外，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即奴性十足，知识贫乏老化，缺乏创造力，互相内斗互相扯皮互相算计的劲头却不小。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生存下来，我们今天不能够责怪他们，他们是当时生存状况必然的产物，稍有个性的都被淘汰掉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显然是痛感中国教育30年来走入了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与之相伴随，在各种场合下中央对教育的提法也有所变化，一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大提了，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等等；二是加强了“文化”、“知识”的份量，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实践就更加广阔了，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实验。而且还提出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但所有这些提法其实并没有对我国的教育方针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在这里，教育是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这一点并没有动摇，只是更加强调了教育的技术性和工具性。比如说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的人，这完全是从技术性和工具性上面来谈的，专门从人才这个角度来谈的。
这种技术性和工具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与经济效益挂钩，使教育除了衙门权力的特色外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知识被看作是赚钱的技术，那专门人才就是最赚钱的了，知识分子成了“知本家”。那么这两种特色结合起来，一个是官本位愈演愈烈，一个是跟金钱挂钩，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而在学校的管理方面，这种技术性和工具性则使整个教育成为一种量化管理的重灾区，一切人文指标都按照量化原则作了标准化的制定。教育大跃进、扩招等等，无非就是量上的大跃进嘛。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是在干这件事，就是使一切关系都“理顺”，变成可以输入电脑操作的数据。教学的行政管理越来越“健全”，规模越来越庞大，而教学本身则越来越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回顾我们三十年教育改革的历程，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教育最有生气、最有活力的时代恰好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甚至百废待兴的80年代，而目前则是空前“健全”但也空前死板的时代。
有人把这种技术化和量化的管理归咎于引进了现代西方大学的分科体制，其实大谬不然。西方大学固然有严格的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体制，但没有哪个大学有我们这样完善的量化统计标准：什么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什么论文的篇数和影响因子，什么省级项目和国家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什么省部级奖励和国家级奖励，什么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什么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什么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院士人数，……这些都是评价一个大学的排名指标，我不知道国际上大学排名是不是按这些指标来排的，总而言之，我们好像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进入前一百名。这些都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凭据，官本位嘛，由官僚来投入经费，那么他们按什么呢？他们又不懂行，于是就根据这些数据。教育部门和各级院校领导的大部分工作都被纠缠在这些竞争的指标里面，根本没有精力做一些实际有意义的事情。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要溯源于中国大学衙门化的管理体制。就一个从事科研教学的教师来说，从他的学术发展本身出发根本不需要这些指标，这些都是空的。我在以前也申报过，但是我最近七八年来，再不申报任何项目。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需要。这是行政部门的需要，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逼着那些大学教师去申报和争取这些繁多的名目，否则他既提不上教授，也无法获得必要的科研经费。这个对于文科来说无所谓，对于理工科来说是致命的。没有科研经费，你怎么做研究？没有实验室，没有实验材料，你怎么做研究？西方大学中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再细再严，也是科学本身发展的一种方式，科学本身今天越来越分得细，那还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但我们中国学术评价的标准被按照行政级别加以肢解，这是根本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的。你说A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就比B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学术水平更高？根本不是那回事，只是一种行政级别。我们今天不论你怎么呼吁加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和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也没用。这些做法有可能变形，变成了学术外行的领导控制各门学科的方便手段。
而这种恶性膨胀的量化指标也正是对政治意识形态无害、甚至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工具。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些量化指标？因为这些指标的评比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可以用来支配教师的科研教学活动，从学术标准内部迫使教师服从“上施下效”的权力控制，而且可以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随时对教师的这些研究加以调节，向官方所认可和喜欢的某些方面倾斜。这个官方当然包括各级官方。我觉得你朝那个方向走，在我为官这几年之间，恐怕出不了什么成果，那我就不让你研究。你研究的东西如果能够成为我为官几年之内的政绩，那么我就鼓励你。他是按照行政、按照政治操作来规定你的学术研究方向的。在理工科方面就是有意识地使你的研究更加技术化和实用化，在文科方面就是使你的研究更加意识形态化、“无害”化、空洞化和无聊化。我们只看到当前学术腐败中频频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却往往忽视了占用大量科研经费产出一些千人一面、空洞无物的垃圾“成果”，这是更为普遍的腐败。哪个人抄袭了一篇文章，这涉及到他个人，问题还不算很大。危害更大的是那些冠冕堂皇的重大成果，拿出来都是些垃圾，拿出了以后就要丢到垃圾箱里面去。得行政官员的眼光看来，得不得诺贝尔奖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出格”、“出事”。只要在大学中为官一任不出事，则乌纱可保，升迁有望。
当然，外国也有国立大学和官办大学，比如说德国，德国基本上都是官办的。但这些大学并没有家长式地绝对垄断教育资源，民办私立大学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和独立性，这个在美国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即使在官办大学中，它的有实权的领导者也不是官僚，而是由政府所聘请的教育家，他们只对教育质量负责，只对学校的地位和发展负责，而不向行政官僚负责。而我们的学官是在忠孝立国这个大前提下从事教育事业的，真正的教育者不是教育部门，而是不懂教育的政府部门。然而我们说他们不懂教育也未必，他们懂得政教。整个教育界都要受到这个政府部门的“教育”。我们的国立大学不是政府在办教育，而是政府在通过政教迫使教育为政府这个大家长尽忠尽孝。
所以我的结论最后是：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谢谢大家。
（下面是讲座后的互动问答）
问：有人说如果官方把权力交还给大学就会乱，你怎么看？
答：我觉得就目前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官方来管教育或办教育，而在于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念能不能改变一下。我考虑更多的是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和教育理念方面的问题。体制问题当然也要考虑，但是体制问题后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这一次两会有的代表提出来，如果取消行政级别，大学地位会下降，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在现存体制不动的情况下，如果你取消了大学的级别，那我们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到底属于哪个级别就成了问题，又不是民办的机构，还是官办的机构，在和其他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大学跟财政部要钱的时候，你以什么身份去要？这些都会成问题。所以我觉得，小打小闹的改革等于不改，或者是换汤不换药，仅仅在体制方面做一点小小的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要真正改变的话，得彻底地改变。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教育的改革必须以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前提。如果整个体制还是这样的，那教育再怎么改，都等于不改。
问：针对中国教育的病根，你有什么好药方治疗吗？
答：没有。
问：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教育中缺少的是真正的、纯粹的、形而上的哲学教育，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答：中国教育里面，你要说它没有形而上呢，也应该有的。比如讲到忠孝立国，也有它的一套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在理学家那里，他们有一套教育理念，是从孔子那里一直延伸过来的。但是问题是那一套东西呢，其实并不形而上，它还是形而下的。中国的一切哲学都过分地形而下，太实用，知行合一，跟现实的效果结合得太紧密，要立竿见影，马上要得到效果，而没有从一个真正形而上的超验的层面来讨论人是什么，人的教育是什么，人格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过。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把人当作一个物来看待，天生万物，人也是其中的一物，这个物当然是万物的灵长，比其他的物要高一点，但也是一物。这样来看待教育，怎么样把人的灵魂捏成一个什么样子，以为这样就可以造就出一代什么信任，这在形而上的方面是站不住脚的，真正从哲学的角度、超验的层面来分析的话，可以分析出很多问题来。我们今天正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中国传统自认为是教育大国，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意识形态嘛，儒学占统治地位，那么儒学主要是从教育观念，我们自认为是教育非常发达的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这个在以前是不错，在1840年以前整个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教育确实在世界上非常突出的。但是拿到今天来说，西方的教育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如果还停留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的教育理念之上，就显得非常不够了。所以我们现在欠缺的是，要从头对我们的教育理念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探讨，分析儒家教育理念究竟有那些缺陷。这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问：你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教育改革抱多大希望？
答：朱清时搞的一个改革的臆想吧，我想他是一种实验，我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我觉得值得赞赏，至少作为一种突破，试一试，因为没有人是上帝，没有人能够预定一种实验的结果就注定是怎么样。虽然我不看好，但是我觉得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每个大学都有朱清时这样一种校长的观念在起作用的话，也许会从里面东撞西撞可以撞出一条路来。但是传统的力量、体制的力量还是太大，所以我们至今不是抱很大的希望。
问：假如这个病根是是几千年忠孝立国延续下来的话，为什么在台湾不一样？
答：台湾走的跟49年以后中国大陆是不太相同的一条路，虽然蒋介石也讲儒学，也试图把儒教和基督教相结合来立国，但他毕竟作为一个出身于上海帮会的“政治流氓”，他的眼界要比毛泽东还是要宽一点，他对西方的东西知道的要更多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态度要更加谦卑一点。所以他对西方来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尊重的。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他到了台湾以后呢，虽然他主要崇扬的还是儒学，但他做的实际上已经开始把一些很关键性的因素引进到了台湾。一个是土地改革和私有化，一个是依靠美国的扶持，我们以前是嗤之以鼻的，但是这无形中把一些普世的观念引进到了台湾。当然他自己的观念是非常保守的，他还是那种传统的专制主义，但是他的儿子蒋经国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蒋经国的开明，是的台湾在80年代开始了真正的起飞。这个起飞有它的条件，就是在以前的几十年台湾已经作了这个准备，他们的私有化搞得很好，他们不需要再来一次动乱，他们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得很好，它一直在跟世界交往，没有像我们文革以及文革以前这几十年的封闭。所以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观念里面儒家成分的表现可能比我们更加浓厚，但是在新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之下呢，儒家的东西能够发挥它的好的那一面。我曾经也讲过，我批判儒家并不是说儒家一无是处，儒家的那些好的方面，只有在真正地把西方的普世价值引进来以后，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如果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完成了以后，这个时候再去弘扬儒家的东西，就有了根底。而在此之前，你用儒家的这一套东西试图来拯救中国，那是南辕北辙。所以我对于现在的国学的狂热不以为然，这是一种倒退，阻碍了我们继续往前跨步的一种思潮。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兜里有了几个钱。我们就可以牛气起来了，就又可以把孔孟那一套翻出来吓唬外国人，我觉得这个是痴心妄想。你孔子学院办得再多，也没有用。所以我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步跨出去了，儒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弘扬。在此之前，你必须要狠批，把儒家里面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些东西批倒批臭。有很多先例，日本、韩国、台湾，他们的儒家，现在都比我们发挥得更地道更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跨过了那道门槛。中国如果能够跨过那道门槛，我们回过头来再来挖掘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那就有了根基，有了生根的地方。至少儒家可以作为一家，在言论自由、平等、人权一套普世价值已经普及了的情况之下，儒家当然可以作为一派意见加以发表。在那种情况之下，儒家的意见发表也许更能起到一种好的作用。而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你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弘扬，从娃娃抓起来强行灌输，那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
问：假如我们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来讲，我肯定认为忠孝立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是从学者或崇尚真理的人来说，追求真理造福人类在是我们最高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平衡这两种目标呢？
答：我觉得忠孝立国这种观念不是我们追求最高目标，它已经是一种过时了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才能使我们真正地强大起来，使我们的国家摆脱传统带给我们的包袱，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得到独立。这次两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强调人的尊严，什么叫人的尊严？我们有了钱，我们有了经济发展，我们没有饿死人的现象，但是我们人活得没有尊严，没有人权，这是最大的问题。而要获得每个人的独立人格、独立的人权，首先要把忠孝立国这样的观念破除掉。就是说，我们为国家服务不是忠，不是为哪一个人尽忠，不是为一个大家长尽忠。我们的孝，当然一种孝的情感，是值得提倡的，但它不是根本，它是一般的仁爱之心的一种表现而已，还有别的。所以我觉得自古以来我们所遵守的忠孝立国模式今天已经过时了。至于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呢，也不是一种空谈的理想，我今天谈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眼光，是跟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跟当前我们中国所发生的巨大的变革结合在一起的。我每天上网都看新闻，都关注包括两会的消息，都关注中国到底要往何处去。我们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我们将来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那么这个方向绝对不再是回到过去，应该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往前迈一大步，要摆脱那种愚昧、蒙昧的状态，要进行新的一轮启蒙。这新的一轮启蒙跟五四时代启蒙还不一样，跟80年代启蒙也不一样。那个时代的启蒙确实是知识分子在那里呐喊，而我们今天21世纪的启蒙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源。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了气候，但是它走偏了，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尽管如此，但它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呐喊应该是有着它的现实基础，比如说维权的问题，人格的尊严问题，拆迁的问题等等，我们说话有了底气。你要讲人权，在五四时代是空喊，顶多就是跟婚姻自主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要讲人权，那就跟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了，跟农民进城联系在一起，跟农民工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不光是知识分子空洞的理想，它是一种现实的呼吁，现实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的最高追求应该是经过这样一种启蒙，来达到我们中华民族跟世界各国真正地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平等，能够表现出我们的长处。每一个人拿出去都能在世界上立得起来，不要让人家鄙视。虽然他们承认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很了不起，但是对现代的中国人在现在的世界上，仍然是人家从心底里瞧不起。他们很反感，你越是表现自己的自豪、自尊，他越反感。为什么？为什么别的国家的人表现自尊自豪不会引起反感？他觉得你不入流，你没有普世价值，你只是一个狭隘的，虽然是大国但是小民心态，没有独立自尊的尊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追求的，如果要说有最高目标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倒不在于我们这个国家在军事上能够压倒谁，能够战胜谁，而在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在人格上能够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问：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人的信仰是缺失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忠孝一直以来是维系中国人的道德信仰，如果我们摈弃这种信仰，那么我们信仰什么？
答：忠孝的根源是建立在一种自然天性之上的。自然天道，天地君亲师，它是以天经地义这种自然的规范作为它的形而上的根据的。那么这种天地自然的规范如果用一种超验的眼光来看，它还是世俗的。虽然我们一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就好像超世俗的了，但是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记这个天道天理归根结底在本心日用中体现出来。朱熹有这样的话，就是形而上，不管它们讲无极讲太极，讲得多么玄而又玄，最后落实下来，就是我们百姓日常日用，这个才是天道。在我们的一举一动的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天道。它是世俗的，包括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天下太平的理想，都还是世俗的。而真正的理想、真正的信仰，应该是建立在超验的基础之上。什么是超验的东西呢？比如说真善美，你追求真理，追求至高无上的善、正义、完善、美，追求绝对自由，这些东西是属于精神的追求。但是中国的理想里面不包括这些东西。虽然也有，比如说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个理想追求不到嘛，我也可以抒发性情，像红楼梦，也能创造出那样世界级的作品出来，你当然也可以说那是对美的追求，也很美。但是那个美表示作为最高的追求，而是科举考不上了，没办法了，就搞这些东西来表白一下自己的苦闷的心情，表明自己对人生的大彻大悟，看破红尘，它是一种副产品。曹雪芹不是为了追求美而创作红楼梦的，其他那些作家李白啊，杜甫啊，也都不是为了追求美，都是为了抒发自己当官当不成，然后又忧国忧民，世俗关怀，副产品就产生了诗。特别是儒家伦理，讲教育，就不太关心这一方面。培养一个弟子，是不是你专门去培养他追求一种艺术，一种美？艺术，琴棋书画是士大夫那里都是作为一种副产品，一种个人修养，不是自己追求的唯一目标。唯一的目标按正统的方式那就是当官。怀才不遇才激发出自己其他的一些潜力，比如说科学研究、中医，往往都是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之下搞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有的是为了官方的需要，如蔡伦造纸，为了公文书写的方便，改进了造纸的技术，然后产生了一大发明。这些东西都不是为了这些事情本身，来探讨它的原理，探讨它的规律，去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不是的。所以，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其实是非常世俗的。包括最高理想，最高理想无非就是治国平天下嘛，实现天平盛世，实现大同理想。三皇五帝，过去时代曾经有过的那种理想，还是一种政治理想，还是世俗的。但是在真善美的追求上，在自由的追求上面，在自由人格的追求上面，即算有，也是附带的。所以我想中国人如果将来要树立真正的信仰的话，恐怕要从这个地方入手。就是超验的、超越现实生活的，这个现实生活不光是个人的现实生活，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理想、世俗理想。比如说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但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拯救人民的疾苦，这跟儒家的救民于倒悬是一样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天下劳苦大众在受苦，我们要把他们救出来。现在救出来了，救出来了怎么办呢？他们肉体被救出来了，但他们的灵魂还在黑暗里。有没有人出来说要拯救他们的灵魂？在儒家那里没有，佛家那里倒是有一点，但是佛家那种拯救灵魂主要是消极的，就是在人失意的时候。在得意的时候人家不会信佛的，在失意的时候就信佛，就会当居士，给自己安慰，让自己过得更愉快一点，更加无忧无虑一点，还是世俗的。而不是去追求我到了彼岸世界，我的精神升华了，我就可以创造出精神产品，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我要创作一篇小说，举世无双，旷古未有，创造出极致的美，我要发现整个天体运行的规律，要在这个方面得诺贝尔奖，得诺贝尔奖是后果了，就是说，首先是奖励那些在科学精神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造的人，这是诺贝尔奖的宗旨。不是说你的这个东西实用，获得多大的经济效益，那个不算。现在中国人已经有一些人有这种追求。比如说袁隆平，研究水稻。当然他最开始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后来升华了，他就是对这个有兴趣，哪怕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一个人被下放到一个边远地区，他就埋头在那里做，他就是搞得有味。前不久网上说，袁隆平的身价达到1.7个亿，袁隆平气坏了，他说我的身价能够用钱来衡量的吗？他是一种精神追求，精神追求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你说红楼梦的遗产值多少个亿，这是很荒谬的。我们中国人缺的是对精神的追求。不是为了具体的、为了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而是为了事情本身，科学本身，好奇。科学起源于惊异，对世界的惊异感。这样的追求，我想在现代的中国人中，应该这种人越来越多，才会慢慢形成一种彼岸的理想，一种超验的理想。追求不到不要紧，我为此献身了，在这方面我努力了，我就知足了。精神的理想是可以为之献身的，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为了这个东西去追求，不管它的效益如何，不管它值多少钱，我也去干，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经常讲，人最难做到的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更难做。你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精神的追求，精神产品的追求，这个精神产品不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是切切实实的人类精神文化的遗产，你将来能够添上一笔。我们中国人往往缺少这种精神。当然中国人也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添了不少遗产，那都是无意之间添上去的。
问：整个西方教育在你看来是普世价值观，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追求的但是以个人国家利益至上，以国家利益至上，我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是以世界人民的利益至上，请你解释一下。
答：这种普世价值是一种道德观点，不是一种政治观点。政治观点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不可能是普世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是一个个的民族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一种丛林法则。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在政治上达到普世，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是在美国以及在西方社会，其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一种普世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的。这种普世道德价值是以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作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它的普世性不在于美国为不为它的利益着想，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肯定要为他的国家利益着想，不然的话人民会把他选下去。所以他是丛林法则，跟其他的国家之间是一种利害关系，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没有什么普世价值、道德说教的余地。我们总想用道德的观点来衡量人家的政治作为，我想这是一种错位。中国其实也不存在。春秋无义战，互相打来打去都没有什么道德。既然是国与国的关系，就不能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经常标榜我们对某某国家如何道德，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对越南，给予了无私的援助，现在我们自食其果。人家还损害你，还打你。所以这充分说明了用道德评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思路本身是不成立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理解所谓的普世价值呢？普世价值就是说，把一个人当一个人来看，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前提。不管美国对其他国家人究竟怎么样，你看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怎么样，它都是以这个作为前提。所谓社会契约论的前提，就是每个人是自由意志的选择，通过一种契约，来建立一个国家的政府，并且人民有权，而且有一套程序来监督这个政府。这一套东西在西方也是经过了好几百年，甚至可以说是从古希腊开始就在探讨，一直到今天摸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西方很多国家都行之有效，甚至于可以超越国家界限，比如说欧盟。欧盟现在已经统一成一个实体，将来的前景我们可以预料，国家的界限将被取消，根据森根协定，你可以在欧洲到处跑，不需要签证了。这种后观念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就是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的。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普世价值的范围越来越扩展，将来的整个地球的人类也许有一天在国与国之间，都会成立一个大的森根协定，那这个世界就得解放了。但是它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一种普世价值的观念，这种观念目前还不能够在全球实行，但是在我们的道德中有一种道德底线，大家公认的，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普世价值，我们中国现在也承认了。这个承认是不容易的，这个承认是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才逐渐被承认的。在二十多年三十年前，这个观念是不被承认的。我们可以用很多人去牺牲，去救国家的一根木材，去为了一些芝麻小事就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后来我们慢慢发现这是部队的。比如说小学生在遇到国家财产受到损失的时候，该不该挺身而出？一个儿童，赖宁，很多这样的英雄，我们以前都是拼命地鼓吹、拼命地赞扬，但是现在我们不鼓吹、不赞扬，我们知道要保护儿童的生命，这就是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是西方来的，中国没有。中国古代一直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比如说鲁迅就曾经讲到过，二十四孝，郭巨埋儿。郭巨的父亲年纪很大了，遇到灾荒，小孩子不懂事要吃，把父亲的粮食都吃了，于是父亲为了使父亲有粮食吃，把儿子活埋了。鲁迅当年就很恐惧，哪一天我也会被埋掉。年轻一代为了孝、为了忠而牺牲自己天经地义。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反而作为美德来赞扬。这是中国传统没有这种普世价值所导致的。而今天，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加上冷战以后，这一条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现在只有恐怖分子还没有承认，所以遭到全球的鄙视。所以，普世价值是不能否认的，虽然它的形式也可能表现为被某些政治所利用，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否认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还有很多，包括人格、包括人权，这不光是美国人需要，中国人也需要。但这些价值中国古代没有，所以我们就说它是西方价值，说它不是普世的，这主要是那些利益集团喜欢这样宣扬，但是那些受损害的老百姓，他们觉得这就是普世价值，为什么美国人活得那么有尊严，我就不能活得有尊严？为什么我的房子随便就可以不征求我的意见被拆迁？这不光是财产的问题，这涉及人权的问题。所以这个普世价值我觉得还、必须要大力提倡。启蒙还在半道，我们还是一知半解，我们对基本概念还没有搞清楚，由于遇到现实生活中一些具体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就把本来应该汲取的东西抛弃，我觉得这是太没有分析能力。是不是一讲普世价值就是打倒共产主义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不是能够做到，当然不能做到。但是这个观念首先必须要树立起来，有一条标准，我虽然做不到，人类的有限性表现出来，人类处处表现出恶，但是他的内心有一条善的标准应该确立起来，才能评价这个恶，才能改善这个恶，才能改恶成善，历史才能发展。这是我对普世价值的看法。（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