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鱼行动（8）天下风云出我辈远华之殇（夺命剪刀差1）

机器人学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引自《机器人学指南》第56版


本来想等那条漏网之鱼回来再续这个系列。

结果，事情一如所料的耽误了。

其实在一个月前就听到他要唱苏三起解的消息，小虎的第一感觉就是国内有些环节出问题了。

十七大还有一年时间，现在弄回来，再复杂的案子一年也会审清楚。

丑闻只有在朦胧的时候才有吸引力和杀伤力。

待到连男女煮脚内裤颜色都被披露的时候，就是无趣加无聊了。

现场目击者也会从公众媒体的一块香粿粿变成烫手的山芋。

还好，通情达理的人总比小虎想象的要多，情况很快就变回去了，我们还要等最少三个月，才能看箭鱼一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小虎乘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系列给完成了，要不然就，咳咳，应了那句老话“虎头什么什么尾”，呵呵。


正文


闲言少叙，今天谈一谈为什么上世纪的中国是箭鱼的天堂。

应该说，箭鱼成群结队地在东海出现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太适合他们了，时势造枭雄。

而这时势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扭曲的价格体制，尤其是把中国人纠缠上百年的所谓的剪刀差的宿案。

关于剪刀差，大多数时候是指工农业产品间的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就象剪刀的两个刃一样，合起来是一个，张开却越离越远。

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就被我们的伟大领袖论述过，毛泽东在1957年就说：

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取得到的利润也很少。

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

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

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

单从上文看，毛的说法好象很靠谱，新中国要改弦更张，要工农当家作主，新中国不能把财政负担放在农民的肩膀上。

新中国甚至要在经济制度上超越一向奉为楷模的老大哥。

每次小虎读到这一段，都由衷地为那个年代感到自豪，那是一个英雄的年代，不仅军事上胜利，经济上也是突飞猛进的。

溯本探源，剪刀差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

工农业剪刀差本身就是一种人为歪曲的价格体制，是一种无形的贡税, 是一种超额税。

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

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

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

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

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

可以说剪刀差问题是集权经济体制的固有问题。

就象列宁说的，整个苏维埃就是一个大工厂。

那么在这个大工厂下艰难度日的就是农民。

每一次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盘剥农民的基础上的。

小虎也从来不怀疑毛的良好愿望，从各种历史资料来看毛对苛捐杂税是深恶痛绝的，他想废除农业税的想法是有一定根源的。

但是，革命家的悲哀就是他、她必须要向金钱/经济利益为王的现实妥协。

1976年，尼克松女儿夫妇拜访毛，他们无限崇拜地说，主席（他们也叫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就改变了世界。

毛倦怠地回答，我只能让北京这方圆几十公里动一动。

确实事与愿违。

实际上剪刀差的问题在中国从未得到妥善解决。

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

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

这第一步的扭曲是后面更荒唐的体制的第一块踏脚石。

以后的种种变数，都这里找到了一个起点。

工农业剪刀差的问题是到了近几年才基本解决的，可是解决的方法却让我们陷入另一个巨大的迷局。

我们找到了一个世界，我们又失去了一个世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