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

毛泽东要求不要充当抗日英雄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 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对日作战，出发时毛泽东做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70%是发展自己， 20%为妥协，10%对日作战。”数字不一定准确，基本精神与中共领袖回忆一致曾任国防部长的另一位元帅徐向前的回忆录，也记载了他参加会议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著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馀地，充份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作为中共政权的巨大受益阶层，当然应当赞扬毛贪图一党私利的行为，是“非凡战略眼光”和“非凡能力”。

与会的张国焘回忆，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中共在抗战中夺取政权的具体策略。他记载了会议的两个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已经成为事实，就应该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发动民众反而多方压抑，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可能随时与日本妥协，掉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由此，他认为中共的基本任务，既有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

张国焘记载了毛泽东的发言：“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当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势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接著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藉口，予以推托。红军虽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任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张国焘的记载符合中共一系列内部有关文件精神，也与「贺龙传」和两位元帅回忆中所透露的精神完全一致。

这主意出自毛泽东的最权威的证明，是朱德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1937年9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 洛川会议是在8月下旬。

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中华民国的史学家就只有从事实中推测，仅有的根据是中共下层叛逃者的叙述，即在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成武任团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将出发时，毛泽东做了一次有名的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份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份之二十为妥协，百份之十对日作战。”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基本精神也与中共领袖们的回忆一致。这指示由一位骑兵连的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在逃离八路军后公布于世，被广为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