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哲学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学科，它伴随着人类智慧的启迪而产生，但它的真正诞生却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的。这是一门与人类认知宇宙世界的全部根本问题
全文由三个部分组成。这里是第一部分，即古典哲学。本文的形成基于勃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所著的《西方的智慧》，可以认为是本人读此书的笔记。我在改写过程中删减和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本人对一些哲学家和哲学问题的个人观点和评论。此外，对哲学史的上述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也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一、古典哲学（公元前6世纪 ~ 15世纪末）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8/427 – 348/347）说过，哲学肇始于困惑不解。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智慧及其行为的永恒命题。他还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因此，知道了自己的无知便是认知世界的开始。
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是以迄今2500多年前（公元前6世纪）开始于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为基础的。贯穿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logos”（中文音译“逻各思”）这个词，这是在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那里第一次遇到的。它除了有“理性”和“普遍的规则”的含义外，还指“词汇”、“言语”、“度量”、“公式”、“论证”和“叙述”等不同的含义，它还是“逻辑学”一词的渊源。这样，古希腊人就把哲学的讨论与科学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要领会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就必须记住这个词的上述含义。
古希腊人首先表现出了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好奇心。正是凭借这股好奇心，他们创立了人类哲学和科学的原始基础。希腊文明的兴起，促成了人类心智的大爆炸，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他们把令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和激情注入进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之中，这些杰出的成就树立了迄今为止的当今世界科学与文明的普遍标准。
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 1900）看来，古希腊人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特征，一种是“阿波罗型”，象征秩序和理性，另一种是“狄俄尼索斯型”，象征本能与激情。正是这种双重的精神特征使得古希腊人得以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摆脱原始的蒙昧走向文明与创造。勃特兰·罗素也赞同上述观点，并且认为任何一个特征都不能单独促使希腊文化的超级爆发。
把希腊人从蒙昧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正是在伊奥尼亚海滨城市——米利都（Miletus）兴起的哲学和科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泰勒斯（Thales, 公元前624 ? – ?547）、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公元前610? – ?547）和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公元前585 – 528）。米利都学派在哲学和科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就在于首先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例如，“万物是由什么造成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在哲学看来重要的不是已经给出的答案，而是提出的问题。然而，他们没有提出并回答“如何提出问题”的问题。
古希腊各个时期的哲学都受到许多“二元论”的影响，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真与伪”，这成为许多哲学家写作或辩论的主题。与此类似还有“善与恶”、“和谐与冲突”的二元对立。接着是迄今为止还争论不休的“表象与实体”的二元论，同时还有“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宇宙论，涉及万物是“一”还是“多”，是单纯还是复杂。最后是混乱与秩序、有限与无限，等等。这些二元论问题的提出与回答，表明了人类智慧的启迪与开化，是早期哲学家对“存在”的直接感触与疑惑。他们渴望知道答案，却陷入无止境的纷争之中，延及后世。
早期哲学家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富于启发性的。一个学派可能指斥二元论的某一方，另一个学派则继之而起提出批判，并且采取相反的观点。最后，第三派起来折衷，代表原来两方的观点。正是观察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敌对学说之间的这种拉锯战，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1770 – 1831）才首先提出了他的辩证逻辑体系，这一体系又由紧随其后的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 – 1883）所发展。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584? – ?497）开创了一个科学的，尤其是数学的传统和哲学学派。他用排列小点子或石子的方式来表示数，这是一种在此之前长期使用的计算方法。拉丁名词“计算”的原意就是“摆弄石子”。这一学派还从音程之间的数的关系体会出了和谐的概念，并由此推导出整个世界就是“数”。因此，要了解我们的周围世界，必须找出万物中的数。一旦掌握了数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控制世界。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罗素认为，数学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真正继承人。
关于对世界的观察，毕达哥拉斯直接以米利都学派为基础，并且把它和自己的数的理论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无限的空气把各个单元隔开，而单元就是无限的尺度。因此，他首先在哲学和数学上提出了“尺度”的概念，由此认为它与认知和度量世界有关。但尚未指出尺度是认知和度量的工具，而是认为尺度由世界的本体构成，因而天然地存在于世界的本体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早期的哲学家并没有直接提出关于“认知”的哲学问题，更没有把“认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给予特别的关照。不过，他们认为认识自然界是一件可能的事，并考察了认识自然的途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公元前540/535? – ?480/475）就是这一领域的早期探索者之一，他第一个强调感觉的作用，认为感觉分辨事物。同时他又肯定思想的作用，认为思想可以把握真理。他在哲学史上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指出真实世界存在于有对抗倾向的平衡调节之中。在敌对的斗争背后，按照各种尺度隐藏着和谐或协调，这就是世界。他还认为万物在流变之中。这就是后来柏拉图所说的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发展过程。这一思想还为后世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继承与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思想的创始人。
巴门尼德（Parmenides, 公元前515/539左右? – ?）对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彻底否定了“运动”，从而首次提出了“存在”一说，在他看来，物就是存在，空虚就是不存在。这一争吵促使后来的原子论者综合了这两个对立的观点，他们从巴门尼德那里借用了永远不变的基本粒子，从赫拉克利特那里借用了永无休止的运动的概念。这成为首次启发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典例证之一。
第一位到雅典居住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Anaxagoras, 公元前500? – ?428）追求的是对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因为他相信物质世界的每一部分按不同的比例包含在每个不能再小的极小量中。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一提出标志着探索世界如何构成的原因有了新的进展，剩下的一步就是承认可分性属于空间。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原子论者所接受，并成为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观点。在知觉方面，他提出了有独创性的见解，认为感觉是由对比决定的。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公元前460 – 370）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不能再分的单元，是世界的本质。为了回答“认识是如何实现的”这一问题，他提出了“影象说”，认为感觉和思想是由客观事物的影象作用于感官和心灵而产生的，这是反映论的雏形。他还认为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原子和虚空，是真理性的认识。
巴门尼德的学生、埃里亚学派的芝诺（Zeno of the Eleatic, 公元前490左右? – ?）把毕达哥拉斯的数的理论攻击得遍体鳞伤。按照毕达哥拉斯的理解，数由单元组成，而单元用小点来表示并假定具有空间上的大小尺寸。这种观点对于讨论有理数是完全够用的，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个有理数作为单元，使得任何有理数是这个单元的整数倍。不过，遇到无理数就不能这样度量了。毕达哥拉斯发明了用连续分数的办法通过一系列的近似值来求得这些不可捉摸的数。不过，这个连续的过程实质上是无限的，所求的无理数就是这个过程的极限，因而我们可以达到所求的愈接近该极限愈好的有理数近似值。这一思想确实与现代的极限概念完全吻合。尽管一种数的理论可以这样建立起来，但是单元的概念掩盖了离散的数与连续的量之间的根本差别。
芝诺的矛头直接指向毕达哥拉斯的单元的概念，他说：任何事物必有大小，如果没有大小，就根本不存在。此说如果成立，就必须同样地承认每一部分也有一定大小。接着他又申明，这样说一次或永远说下去是相同的，没有一部分能够说是最小的。这是引进无限可分性概念的一种简练方法。如果事物有许多，它们一定是大的和小的同时存在，因为无限可分性指出部分的数目无限，它们一定会没有大小可言，因此单元也就没有大小，于是这些没有大小的单元的总和也没有大小，可是单元又必须有一定的大小，因此事物为无限大。
这场争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指出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理论的局限性，它在几何学上是失败的。以线为例，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会说那里有许多单元。如果接受无限可分的思想，单元理论就马上破产了。这既说明单元论与不可分性不能同时并存，也说明单元论与无限可分性互不相容。
芝诺是系统地使用辩证法的第一人。这种思维方法在哲学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直至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无不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 公元前500? – ?411）无疑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古典典范，他也同时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开山鼻祖。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就是存在的事物和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尺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按自己的尺度认知与评判世界，不存在公认的准则。
古希腊的三位哲学巨匠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70/469? – 399）的哲学成就在于追求善即知识。他熟悉古希腊所有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就，人们甚至奔走相告地说苏格拉底是“一位智者，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总是把坏的说成是好的”。然而，尽管德尔菲的神谕告诉人们没有人能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但苏格拉底自己却总是反嘲自己一无所知。
柏拉图对哲学的影响之大也许超过任何人。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作为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诸学派的继承人，作为雅典学院的创建人，作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屹立于古希腊哲学的中心，其哲学触及众多领域，成就非凡，影响深远。这里，我们重点谈谈他在逻辑思辨和假设论证中的贡献。
柏拉图在《米诺篇》和《尤塞弗洛篇》中都专门谈到了定义的逻辑问题。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告诉尤塞弗洛怎样构成一个定义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从而澄清了所谓按类属和种差下定义的形式逻辑性质。
《菲多篇》在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它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前提与演绎的描述，这种方法是一切科学论证的基本结构。首先，我们必须以某种假设或推想开始，其关键在于为论证的建立打好基础。从假设演绎出来的结论是否符合事实须接受检验。如果从一个假设得出的结论符合事实，就说明假设可以说明事实；反之，如果结论不符合事实，那么假设就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必须再试别的假设。这里，要注意的要点是假设本身依然没有被事先证明。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假设，而必须从公认的前提开始，这是论证所需。对一个假设的证明必须在另一个更原始的起点下进行。
显然，由假设而进行演绎的理论要求被说明的现象本身是不能引起误解的；另一方面，现象通过感官而被感知，而感官结论会产生错误。还有一个完全没有触及的问题，即某种假设一开始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要给出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是困难的。
柏拉图在数学领域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修正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学说，预示了数序列的开始是“0”而不是“1”，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它使得发展一种无理数的普遍理论成为可能，在近代数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回答有关“认识”的问题上，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唯心的。他把世界分为由具体事物组成的“可见世界”和由理念组成的“可知世界”两部分。在他看来，变化无常的具体事物是不真实的，只是“意见”的对象。只有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是知识的对象。他把灵魂看作是认识的主体，灵魂在进入肉体前就已经认识了理念，只是在进入肉体后把它忘了，所以，认识就是把忘记了的理念知识回忆起来。感性事物是灵魂可以回忆起它早已知道、而从感觉经验中不能知道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 – 322）越过了古典时代的绝顶，与柏拉图一样，他涉足的领域宽广，成就非凡，令人瞩目。他提出了形而上学、实体和载体等众多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直至今天依然是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他在逻辑学上的突出贡献。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关于证明的概念。东方（包括中国）的古代学者们满足于记录一些现象，而同时代的希腊学者则要设法解释它们。证明一个命题的过程必然涉及论证的构造。正是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证的逻辑形式，这就是著名的演绎推理三段论法。这一论证方法是具有两个“主语—谓语”前提的论证，由这两个前提引出最后结论。这两个前提中有一个是已经形成的公共结论，中间项则在最后的结论中消失。例如：
人终有一死， （公共项：归纳结论）
苏格拉底是人， （中间项：过渡引证）
因此，苏格拉底必死。 （最后项：演绎结论）
在这个例子中，结论确实是由两个前提产生的，所以论证有效。至于各前提是否为真，这是另外的问题。诚然，有可能从假前提中推导出真结论来，例如，没有哺乳动物会飞，狗是哺乳动物，因此没有狗会飞。这个例子中的公共结论是假的，结论却是真的，因为蝙蝠是哺乳动物，可是会飞。显然，如果各前提为真，就必然推导出真结论。2000多年来，这一论证方法一直被逻辑学家公认为唯一的论证类型。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由模态命题组成的三段论法，模态命题就是包含“或许”或“一定”而不是“是”的陈述。模态逻辑在现代符号逻辑领域中再次惹人注意，19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查理斯·皮尔斯就建立了模态符号逻辑数学。
当然，我们会看到，19世纪后这一论证模式受到了认识论上的根本挑战。三段论法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前提未加证明。这实质上是认知的“起点”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必须从一些不需要论证的陈述开始，这些陈述就是他称之为“公理”的结论。公理并非要求人人都接受后才成立，而只要提出并稍加解释就十分明白，任何疑问自然烟消云散。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指出公理的内容是否存在缺陷并有被补充的可能性。例如，人类有两性差异，这是一个公理。但某一天人们发现了性别的畸变，因而认为“人类有两性差别”这一公理存在缺陷。于是，关于人类性别差异的公理就必须增加“畸变”的内容，但新的发现并不能因此而导致否定“两性差别”这一既往结论，这仅仅是对原有公理体系的有益补充。因此，对于任何理论，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的公理体系已经绝对完善。当然，如果公理被否定和推翻，就意味着全部建立在其上的理论体系必然被否定和推翻。
至此，毕达哥拉斯抽象出了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赫拉克利特抽象出了事物的流变性，或运动过程性，巴门尼德抽象出了事物的存在性。亚里士多德则集上述哲学之大成，他从物质世界的数量与质量统一、殊相与共相统一、存在与过程统一出发，提出了“实体（substance）”这一哲学概念。
古希腊的哲学与理性科学诞生于同一时代，其中的原因在于哲学问题发生于科学探索的边缘。对于数学尤其如此。自从毕达哥拉斯以来，算术和几何一直在希腊哲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冒险、开创和思想冲突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任何教条和束缚的时代，是人类精神和智慧的自由创造的时代。如果有人要问：古希腊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古希腊的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4? – ?425）会告诉你，他们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是“为了探索”。
公元前334年到前324年，随着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统治的扩张，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泛希腊”时代，也有人称之为“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崛起并征服了希腊以及东方的阿拉伯世界。“希腊化”时代在罗马卵翼的庇护下继续发展直至达到顶峰，一直持续到公元200年左右。这是希腊文明越过其诞生地向周围，特别是东方，播散的时期，是哲学与科学的教条化时期，是知识专门化的时期，也是它们的衰微时期的开始。
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 公元前441? – 371）对哲学产生了厌倦，他承袭埃里亚的一个反论，认为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陈述。“A是A”为真，但不值得陈述；或者“A是B”，这里B不是A，所以这个陈述不得不为伪。他的学生第欧根尼（Diogenes, 公元前412? – 323）认为唯一值得维持的善是舍弃世俗财富而专注于德行，他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人称“犬儒主义者”。
怀疑主义的哲学也开始产生并流行，它把怀疑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否认任何人终能确实地知道任何事物。其代表人物是皮浪（Pyrrho, 公元前367? – ?275）及其弟子蒂孟（Timon, 公元前315? – 225），他们使得怀疑论走到了“怀疑”的极端。本来，怀疑论者作为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无可厚非的，“对现存的一切提出怀疑”作为一句格言提醒人们的不满足也是有益的。但如果固执地认为任何知识不存在可能性，就势必走向了怀疑主义自己的对立面。
正是在古希腊文明的传播中，教条与迷信之风开始盛行。怀疑论者及其怀疑主义的产生当然也就有着必然的原因，它起到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至公元1世纪，怀疑主义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传统。公元2世纪后期，随着基督教确立了其在欧洲的绝对统治地位，教条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渐使怀疑主义及其哲学精神绝迹。
从公元前312年的伊壁鸠鲁（Epicurus, 公元前342? – ?270）时代开始，哲学所关注的主要是伦理观体系，它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作用不再显得象往昔那样重要。由此，哲学缺少了科学的探索，缺少了建设性的智力活动。斯多葛学派在伦理学领域的探索达到了希腊化时代的顶峰，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斯多葛主义，其哲学体系的创立和完善大约持续了五个世纪之久。正是这一学派对哲学的教条化负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古罗马帝国的文化几乎都是从古希腊文化中派生的。古罗马哲学思想在独创性方面极其贫乏。因此，有人认为古罗马的历史作为古希腊文明的“载体”而有着特殊的意义。公元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产生对基督教神学的传播起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从古代通向中世纪的桥梁。至此，古代哲学终于结束，中世纪的思想开始。从泰勒斯到此时，已经过去了将近9个世纪。
整个中世纪可以被看成是人类精神及其哲学思想的僵化时期，也是它的衰微时期，持续了大约12个世纪。这个时期充满的是教条主义、神秘主义和宗教玄学色彩。哲学与科学完全受制于宗教信仰的束缚。这与古希腊的哲学精神根本对立，和古希腊时代的冒险、开创和思想冲突的特点相比，显得极其暗淡。它没有了古希腊时代的伟大气魄，“逻各斯”的唯一作用是用来论证基督教的“上帝”的存在。伦理学的唯一意义是用来教育上帝的每个子民信仰、爱戴和忠于天国的“存在”。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哲学史上教条化的极端例子。它作为一种哲学运动，以事先给定其结论而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它必须在既定的正统轨道内行事。它的守护神就是被教条化的亚里士多德。在方法上，它尊崇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观点和论证的逻辑形式。尽管也采用了辩证的论证逻辑，但很少顾及客观事实本身，因为结论已经给定。
经院哲学运动在13世纪达到了它的顶峰，这就是由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 – 1274）改造后的经院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由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混合而成，它把上帝强制性地固定在理性思维的领域，最终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哲学，并在所有大学和学校里讲授。这是古希腊哲学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的另一个侧面，是古典哲学从诞生至衰落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要持续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他首次提出了知识的两个来源，即“理性”的知识和“启示”的知识。这一思想对当代的西方哲学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中世纪末期，圣芳济派学者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 – 1294）直言不讳地反对托马斯主义，强调要重视经验的学习态度，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世纪的思想方式开始瓦解。圣芳济派学者在肯定“理性和启示”的同时，把“智力因素”从“信仰领域”中明确划分出来，并打算让严格意义上的神学摆脱对古典哲学的依赖。一旦把理性的探索从严格的神学信仰领域排除出来后，哲学也就割断了它对神学目的的从属关系，于是，上帝就被赶出了理性思维的领域。伴随着对哲学思维的自由追求，科学研究开始了。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时代，围绕共相问题展开了实在论和唯名论之间的争论。实在论认为共相是客观实在的，并且先于个别而存在；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只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只是逻辑上的或心理上的存在。这一争论涉及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因而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对于后来的认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在尽可能给宗教教条作理性说明的种种努力中，在各种争论中，经院哲学家们显示出了智力上、语言上和逻辑上的出色才能。在这些实践中，智力、语言和逻辑思维都得到了锤炼，为随后的思想家所继承。这是经院哲学又一个最有价值的成就。
【评论】
从古典哲学的完整线索中可以看出，人类的智慧活动经历了一个“爆发®成熟®僵化®衰落”的过程。可以设想，在智慧活动爆发前，人类的智慧经历了一个未知的孕育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受生命体成长中各种未知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一旦生命体的智慧发育突破这一限制，智慧体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便开始了，思想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
思想产生的同时，思想的争鸣也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每一智慧活动都是单个智慧体的行为，而单个智慧体的活动必然受到其有限时空的绝对限制，因而其认知必然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另一方面，争鸣也是有益的和必需的，它有利于思想的成熟和观念的修正，争鸣的结果是以群体智慧的相对全面性取代个体智慧的相对局限性。然而，思想的成熟带来的却是僵化与教条。这是人类思想的自我禁锢状态，是智慧体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这是一部俄狄普斯式的古希腊悲剧。在思想的禁锢时期，对于智慧体来说面临的限制因素主要的不再是生命机体的神经生理等自然发育等因素，而是个体生命时空的局限和前人的思维成果和既定结论。个体生命的时空局限是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因此，在伴随着探索与认知领域的扩展而引发的新的观察与思考中，突破前人的思维定势和既定结论，就成为新思想爆发的重要前提。
要弄清长达12个世纪的精神禁锢和衰退的全部原因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理解如下观点却是十分重要的，即人类思想的自我禁锢使得人类社会的成长有了相对可靠的理论指导，并为智慧主体的探索提供了客体条件，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还为智慧主体积蓄了探索所必须的能量。但是，禁锢不可能永恒，因为，新的问题、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层出不穷，急待解决。因此，思想的突破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