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祸国简史

儒家祸国简史

中国的民间有句古话：“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虽然我实际上也不喜欢或赞同任何一种宗教，不过这个由治到乱倒确实很符合儒家的特性。
先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儒家在各个朝代的“丰功伟绩”：

一，汉代

在我们认为明、清的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思想的时候，不少人要质疑为什么同样尊崇儒家的汉、唐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回顾汉代的历史，“独尊儒术”的说法应该是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在汉初奉行的是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但这样的体制并不适合向帝国体制的中央集权化的发展。文景之治期间，国力日趋富强，也就为汉武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儒家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统治工具。从汉武帝开始，经学日趋昌盛，儒学成为五经博士研究与教授的经学。作为那个时代的皇帝，当然不必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要考虑整个历史的发展，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对自己的统治更有利，如何让自己的皇权传承千秋万代。

太学中的博士就是专门研究一部经典的经师，他们的终身职业就是诠释儒家经典，绝不怀疑“五经”中的圣贤言论的绝对正确性。通晓经学，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向高官厚禄的门径，而汉武帝也就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学才能进入仕途，把士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学之中。

这样做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士人因为信奉儒家而变得拘泥迂腐，百家争鸣的学术兴盛被学术专制取代，儒家思想从此一统中国长达两千年。

那么，为什么汉代初期为什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呢？对历史的分析表面，即使在汉武帝的时候，他的“独尊儒术”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宗教方面，主要依赖道家方士，在政治方面，相当依赖法家。他的大臣，大多是即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他的治国方略其实是“儒表法里”。精通黄老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即仁义掩盖下的法治。

“儒表法里，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其父汉宣帝所用的大臣多是一些精通法律的“文法吏”，以法治国，便劝谏说，陛下治国太偏重于刑法，应该起用儒生，实行德政。汉宣帝勃然变色，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那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制度，就是霸道与王道两手并用，不可能纯粹使用周朝的那种德政。”

可惜这位太子根本没听进去，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居然真的信起儒家来了，西汉也就从此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整个汉代最彻底的儒学治国就是王莽，把汉家制度全部改成儒家那套，结果也可想而知。直到汉光武帝，才重新开始霸、王杂用，儒家被压下去，汉朝才重新开始振兴。

二、唐代

唐代之初，又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盛世。不过唐代的繁荣也和汉朝同样，在唐代初期，统治思想主要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同时也融合了儒家、法家、佛教等各种思想，各种思潮比较活跃，并且，这个时期的儒家治国方略也还是比较有积极进取心的。唐代的儒家思想在盛唐开始发展，到中期开始复兴。这个过程中，把盛唐的功劳归功于儒家是不合适的。

三、宋代

宋代应该算是儒家思想得到大发展的阶段了。而宋代本身，也是国力一度世界最强、科技世界领先的阶段。不过很有讽刺意义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个时代开始给中国的历史一个转折号了。

宋朝的统治者们从唐代的覆亡中总结了教训，为了防止自己的皇权也受到同样的威胁，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宋代一直重用文人领兵，而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社会，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是仁政，所以，国家武力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内部统治而不是对外扩张。至于科技这类的东西，更加不被文人们所看重。

宋代对外作战的屡屡失败，不得不四处赔款求和，其仁政的结果就是疆土不断变小，年年向外岁捐。不过可笑的是，明明是自己赔款给别人来求和，名义上这些人居然是大宋的属国。我们的大儒们似乎很满足于这样的太平盛世，直到来了一个不怎么理会这些儒家学说的蒙古，将这些人统统赶下了海。

四、明朝

明朝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痛恨商人，儒家历史上一直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其本质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体现。而朱元璋出身赤贫，他的理想便是“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这似乎很符合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情形，而这种想法的形成，恐怕与儒家的伟大理想脱不了关系。

如果有可能，我们伟大的朱皇帝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也还有防止倭寇及其他海盗之类的原因，但终究不是根本。

明代是没有海权思想的，我们的泱泱大朝出去遛弯的目的也不过是取炫耀一下天朝的强大而不是作为武力去征服。大家都是儒家的好孩子啊，所以，这样耗资巨大的远航行为虽然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但也让明朝的统治阶级有些肉痛，慢慢变得悄无声息了。而海盗也好倭寇也好，我们的统治者们想到的不再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是老老实实奉行仁政，把海给禁了，以为这些海盗倭寇们抢不到东西，也就太平了。

明朝还做了件大事情，就是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起源与隋唐，开始的时候还是一种很有效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并且较之前的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隋唐的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很注重选拔实际人才的，虽然也有单纯的明经科，但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考察，比如注重策论的进士科以及临时不定期的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皇帝老儿本来就是想让石越通过这种方式晋升的）。

而从明朝开始，考试就成了八股文，以四书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以八股文做答。而四书五经之外的只是，统统成为杂学，无论是大儒还是普通的士子，都是不屑于学的。并且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也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讲究词藻的华丽和格式的规范，不要求什么独立思考、创新见解。

以现在来看，华人的聪明似乎世界上还是比较认同的，但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我们跟西方学子也是差别明显，国人善于死记硬背，而洋人善于标新立异，似乎也是比较一致的看法。

五，清朝

现在的电视上面动不动就是“我大清”“奴才”“格格”，真是一个让人缅怀不已的伟大朝代啊。

清代的海禁、八股科举基本上延续明代的思想，也就不多说了。从早期的康熙来看，开始的时候他是比较开明大度的，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并且亲自研究西方科学的一些问题、督促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但他对西学的爱好只限于个人范围，而没有考虑把这种爱好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

一方面他在学习西方科学，另一方面也感觉那些西洋人渐渐作怪，有朝一日会动摇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权衡利弊之后，作出了推崇程朱理学的举动以便与天主教抗衡。这个时期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根本的矛盾，以至于有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说法。

大家耿耿于怀的就是清末的失败。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对比来看，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并没有占绝对劣势。但整个中国的国力与世界相比还是很落后的。但这个没落的封建帝国依然是自大得很，视外国为“蛮夷”。

除了少数人对西方列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们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儒家的人的概念更是以是否懂得儒家经典来划分。因此，在鸦片战争的准备阶段，对敌人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进攻的企图也判断失误，军事准备严重不足。

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问题。落后愚昧的制度造成应变、处置能力的低下，朝廷和战方针不定，战略被动，兵权握于皇帝之手，前方将帅没有临机处置之权，加上为了减轻罪责，往往谎报军情，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作为作战的主体，清朝末年的军队实力也是腐朽不堪。整个军队除了对内镇压还能有点作用，对外御敌则是严重不足。基本上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很低下，并且各级将帅的指挥也是很无能，对可以起到重大作用的人民的力量反而仇视，“汉奸遍地”、“汉奸充斥”，“防民重于防寇”，“患在内不在外”，在劣势的情况下还采用这样的方式，失败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无论鸦片战争的失败还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武器差距并没有悬殊到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内部的运作能力才是关键。可惜，这个天朝大国几百年的太平盛世不但加剧了我们和列强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也继续维护着我们在思想上的僵化腐朽。

来看看我们的亚洲邻国。

韩国、日本都是被儒家思想影响了上千年的国家，也是至今被很多新儒家们津津乐道的国家。

同样是奉行儒家思想，并且因为闭关锁国造成极度落后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便开始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强国，从甲午开始就将这个天朝大国抛在了身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本质就是对儒家思想的抛弃，虽然因为其发展方针的需要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但在实现富国强兵的方面毕竟是成功的。

而韩国，似乎很多人都非常向往儒家在韩国的兴盛。但韩国的儒家恐怕和中国的不同。儒家伦理在融入韩国文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重新阐释、删除和改写了很多伦理部分的内容的儒家了，实际上，在中国很多被强调的东西在韩国并不被重视，而民主和自由什么的实际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还有新加坡，建国于1965年，其后正是西方颓废价值观盛行的时代。为了对抗西方的颓废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抵御西方歪风的侵袭”，在大量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在内涵上剔除了传统儒学中带有强烈封建性色彩的政治学说，强调其中关于个人修养的内容，并且融入了自己的特色，“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

写了这么多，总的来说，相对那些古圣先贤们，我们作为有更多历史经验的人完全可以站在新的角度重新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而不必盲目崇古。处在这个知识广泛交流的时代，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已有的思想来作为精神支柱，而腐朽的儒家思想体系更不值得去“复兴”。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也应该要认真分析利弊，不要陶醉在其道德高尚的伟大空想之中。一方面，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是违反人性的统治工具，没有必要遵循；另一方面，作为个人修养的儒家，也应该仔细考虑一席其利弊然后看怎么合理利用。

（楚沐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