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德
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于1985年冬开始动笔，1987年10杀青，1988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3700册，不久即售罄。1992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拙作印第二次。该社文学读物二编室张利民主任来信说：“这次重印数有6500册，超过了初版印数，还是令人满意的，说明尊著还是很受读者欢迎的。”（1992.5.5）。从第一次印刷到第二次印刷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也收到了学术界不少学者和日本、美国的汉学家及中国现代文学专家的来信，予我以很大的鼓励。其中一些来信询问拙作是怎样写出来的，有些茅盾研究和写作研究的同行尤对此问题感到兴趣。值此拙作重印并产生新的影响之际，我也对此书写作的经历作了一番回顾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及自己的认识加以整理并论述于下，以求教于研究现代文学和写作学的学者及传记文学作家。
一
《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是以我对茅盾的钦敬和研究为写作基础的。早在五十年代读中学时，我就读到过茅盾的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像《白杨礼赞》、《春蚕》和《林家铺子》等。在大学里，我接触到了茅盾更多的作品，读了《蚀》三部曲、《虹》、《子夜》、《腐蚀》等。在现代文学史和党史等课上，还听说茅盾是建党时的57个党员之一，以及他曾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我对他的敬仰和热爱由此更进了一步。幸运的是，我还曾亲睹茅公的丰采。如我在拙作《后记》中所写的：“那是1960年9月的一天，茅盾应林淡秋校长之邀，到杭州大学参观，并与我们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他身材中等，衣着整齐、朴素，面容慈祥、温和，笑声朗朗，侃侃而谈。聆听这位长者的教诲，使人深感他的思想、学识博大精深，透过他那异常平易近人的外表，仿佛看到了他那巨大的心灵。听他谈文学和创作，真是一种幸福！”“后来，我在与茅公故乡乌镇毗邻的南浔镇上的吴兴一中任教。几年间，我多次去乌镇访问茅盾故居，听当地人讲述茅盾的家庭和生平事迹。再后，我又在湖州师专中文系任教，看到茅公为我校《教与学》题写的刊名，惠赠的手书《一剪梅》词，称湖州为故乡，使我对他的生平事迹更感兴趣了。于是开始有计划地调查、考证、研究，撰写了一些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因此可以说，我对茅盾的研究起始于直觉的非自觉的却是宝贵的感性认识和热爱与敬仰的感情。由于是不自觉的，所以在茅公还健在时没能主动地写信去向他请教。及至1981年3月茅公仙逝才恍然大悟，却已追悔莫及。
《茅盾与吴兴》是我最先发表在《吴兴报》后为《浙江日报》转载的研究茅公的第一篇文章。以后接连发表了《茅盾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茅盾——从子夜战斗到黎明》、《茅盾撷楚辞入小说》、《青年沈雁冰与中国共产党》等论文。并在学报上编发了一组“纪念伟大作家茅盾逝世一周年”的文章，而且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这使得我能有幸出席了1983年3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并成为中国茅盾研究学会的首批会员之一。会议期间听取了周扬及文艺界其他领导同志和前辈作家、学者的报告、讲话和发言，对研究茅盾的重要意义及研究方向、方法、途径有了理性的认识，此后的研究才渐渐走上正轨。至动笔写《一代文豪：矛盾的一生》这本书之前，在1984-1986年初，我连续发表了《试论深雁冰早期与党的关系》、《茅盾何时来湖州读书？》、《茅盾就读湖州府中学堂小考》、《茅盾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的活动》、《茅盾与篆刻》、《从顾仲起到〈幻灭〉中的强连长》、《德鸿与德沚——茅盾结婚前后》、《茅盾的婚事》、《茅盾读小学的故事》、《茅盾在弥留之际》等。而且，在1985年7月，我参与了由中国茅盾研究学会、湖州师专和桐乡县文化局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茅盾研究讲习会的组织与会务工作，结识了全国著名的学者叶子铭、邵伯周、庄钟庆、丁尔纲、王积贤、李岫、查
我意识到，中外学者在茅盾研究中正将作品文本的研究与作家主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孤立地研究伤口已不能适应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形势，只有深入研究创作主体才能使伤口研究进入新的境地。而要研究创作主体，必须全面熟悉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感情，以及作家与时代和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的关系。我的研究之所以与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有所不同而为人注意，就在于我的切入点或重点是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情感。这也与我是一个写作学研究者和写作教师有关。现代写作学比传统写作学更关注写作主体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结果是殊途同归。还有，我在写作论文的同时，还写了一些篇幅较短的有文学性的茅盾生平的故事，这种现象则与我过去曾写过诗、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有关。研究论文用的是论述的方法，而传记故事则运用叙述的方法写成。前者以逻辑思维为主，后者却以形象思维为主。虽然如此，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论著也不乏以叙述和形象化表达为主而写成的例子。如果那位学者能以叙述和形象生动、可读性强的方法来表达他的研究成果，那将是极其可贵的。当然我写的几篇茅盾的故事仅是写作论文之余的副产品，跟那些形象生动、可读性强的学术论著是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
从1980年到1985年这一段时间的茅盾研究论文和茅盾生平故事两类体裁文章的写作，是我从事长篇传记《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的写作的前期准备，为长篇传记写作奠定了思想和材料的基础。
二
一部书稿的写作和问世，写作主体即作者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他心血的结晶，笔耕的硕果。然而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之所以能写成和出版，却与本书的责任编辑密切相关。应该说，本书责任编辑蒋九霄编审是拙作的引路人他扶助者。她为拙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而这位几十年来“甘为他人作嫁衣”的老编辑却不让我在“后记”中写上她的姓名以表感谢。我知道，她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编辑和出版过多位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王西彦、碧野、王蒙、茹志鹃、柯灵、舒婷……等的散文集，而她只是在离休后才提笔写自己的小说，说是要为自己“作一件寿衣”。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在我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如今重温她和我谈论传记写作的那些来信，细细思忖，倍感亲切。我以为，美国双日出版公司总编辑肯尼思·D·麦考密克赞誉“天才的编辑”马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的话，同样适用于我的责任编辑蒋九霄女士：“对待作者，他是一个监工，更是一个朋友，他在各个方面援助他们。如果需要帮助，他就帮助他安排结构，想出书名，构思情节。他像一个心理学者，一个开导失恋的人，一个婚姻顾问，一个职业经理，一个无息贷款人，忠实地为作者服务。”（1）
拙作的写作动因就是蒋九霄同志的一封约稿信。那是1985年12月初，她到厦门大学组稿时，听到庆钟庆教授说我已陆续发表了几篇茅盾的传记故事，返回上海后即给我来了一封短信，说她对出版一部茅盾传记的书稿很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将书稿的大纲寄给她看看。有出版社编辑主动写信约稿，我当然很高兴。于是在1985年12月中旬，我将《茅盾的故事》的章节标题寄往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复信：“阅章节标题后，我确实很感兴趣。茅盾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是值得大写特写的。而到目前为止，有关他生平的书籍还很难见到。您编写此书是非常及时的。……至于写作进度，能快当然好，但首先要保证质量。望不因赶进度而影响质量。”（85.12.26）她要求我将已经写好的部分先寄去。其时，我因对写书没有准备，拟出提纲后匆匆写了两节，连同已发表的几篇茅盾故事复印后一起寄给了她。请她对我的两种写法——一种是通过人物来讲故事，另一种是由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直接叙述一一表示意见。说实话，由于是第一次写长篇传记，我的确不知道如何写作才好。所以，我是多么需要编辑指点迷津啊！
作为一个既有经验又有眼光的责任编辑，蒋九霄女士很懂得作者的心理和需要。她回信说：“比较两种写法，我希望您采用《茅盾结婚前后》这一种。此稿材料较多，又有故事的生动性。这种写法既适合成人阅读，又适合青少年读。另一种写法，‘水’份太多，史实较少，读之有冗长、不扎实感。”她接着阐明对传记作品的观点：“传记性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材料要扎实、真实，这也是这类作品可读性是否强的重要条件。要在材料丰富、扎实的基础上求得生动性。读者心理，总是希望能看到立传对象的丰富的事迹。你的文笔生动流畅，如能有丰富的材料为基础，一定能写出一部好书。（86.1.17）这样的观点，我以为很对。中外古今那些传记名作，无一不是以其材料丰富、扎实在而被读者喜爱，且为评论家们赞赏的。她在以后的信中又多次提醒我要进一步掌握材料：“‘巧寻难为无米之炊’。扎实的材料是写好传记的基础。如果材料少，生花妙笔也写不好。”（86.6.2）“写传记，材料等于烧饭的米。有了丰富的材料，凭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我想念你是能够把这部书稿写好的。”（86.6.24）这里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热情的鼓励。我于是边写边收集更多的材料，又用大量的材料去写新的章节。此书的材料主要来自三个途径，一是向茅盾亲属和与茅盾有交往的前辈作家及其他人物采访、调查、写信请教，如访问韦韬、赵清阁、黄源、陈学昭、陈瑜清、秦德君等；二是去茅盾生前曾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去调查，去感受，如上海、重庆、杭州、北京、南京，尤其是桐乡乌镇茅盾故居去过多次；三是大量阅读有关人士写的回忆茅盾的文章；四是研读茅盾和学者们的回忆录、专著、评论集和资料，如《我走过的道路》、《茅盾文集》、《茅盾书信集》、《茅盾年谱》、《茅盾研究论集》、《忆茅公》、《茅盾纪实》、《茅盾史实发微》……等等。我自信所掌握的材料还是比较丰富的，也是比较扎实的。而且，对于新的材料，我还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发现和充实。
面对大量的传记材料，我开始认真而艰苦地构思。因为，只有当这些材料经过甄别、选择、整理、加工之后，才能成为传记作品的血肉筋脉骨骼。“凝神结想”和“心营意造”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工作。那么如何处理材料呢？魏巍和钱小惠为了合写《邓中夏传》去访问茅盾时，曾就传记的写作方法向他请教。茅公告诉他们，“传记的写作主要是材料问题。首先要注意选择那些可以断定可信的东西；中夏的文章可以摘录，甚至可以全部放进去；别人的回忆可以作些参考。”（2）这段话为我处理各种材料指明了原则和方法。而在写作过程中，蒋九霄编审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而且及时来信提出建议和意见。她在读了我写的1-6章原稿之后来信说：“《茅盾的婚事》写得比《为新娘取名》更扎实、朴实。其他各章如能照这样写，也就可以了。”这里所说的《茅盾的婚事》是已在《文化娱乐》上发表的那篇，而《为新娘取名》则是1-6章中的第6章。她认为这六章“共同的问题是空，真正有用的材料太少。其中如第一章，泛泛而谈，有点象新闻报道，比较乏味。这样的开头，不能吸引读者，我意这一章可以不要。《扮犯人》这一章没有多大意思，不能说明茅盾的什么。象这样的情节，在写到茅盾童年生活时，带上几笔就足够了，甚至可以根本不写。《满月酒》本应写茅盾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这章字数不少，但茅盾到底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还看不大清楚。多余的、无用的材料太多，虽然有不少对话等细节，但对于说明茅盾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反使文章显得是硬拉长的”。她认为，茅盾的母亲是值得好好写一章的，写出她对茅盾的思想、品德、治学态度……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茅盾成材所起的作用。但“《第一个启蒙老师》中这方面的材料不多，而一些无用的描写太多”。“从稿件看，似乎你掌握的材料还不够丰富，但也可能是由于选材、运用材料不当。”（86.6.2）与原稿对照分析，问题正在于选材和用材上。于是我决定推倒重写，并记下重写的要点：集中一章写“母亲”，下列几个小标题，写有关的内容（时、地有变化，中心一个）。《父亲之死》一章：几件事写父亲。童年压缩，少年写其学作文、看养蚕和杀猪、偷看小说、军训、南京游玩、刻图章、为大同学所辱。蒋九霄得知后立即复信说：“文章结构是为内容服务的。只要能把你掌握的材料剪裁好、运用好，什么结构都可以，最好事先不要框定一种结构。”“茅盾的父亲、母亲各专写一章或在他章里也写到，都可以。但在材料的运用上，一定要扣牢对茅盾的影响（心灵上的，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总之，不管写什么人，目的是写茅盾，一切材料都要围着茅盾转。巴金的散文《愿化泥土》里，写到幼年时家中马房里的轿夫对他心灵的影响，写得亲切、抒情、真实，很感人。这是可以借鉴的。”她还提出：“每一章，按你现在规划的，顺时间写来也好；但也可以跳跃写，即拣你心头材料最多、构思最成熟的章节先写。这样写有个好处，可以写得顺手些，同时可以对某些不大成熟的章节继续补充材料，进行构思。如此交叉进行，可节省些时间，加快些速度。不论怎样写，希望一定要注意材料扎实，不空，不单薄，力避空洞的描写。”（86.6.24）这些意见很宝贵，我都努力去实行了。
传记既是历史作品又是文学作品。不论是史作还是文学，都应有自己的写法，都应形成自己作品的风格。关于写法，我在拙作《后记》中曾说：“要写一部茅盾全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是力不胜任的。怎么办呢？我转而着手写一个个有关茅盾生平事迹的故事，短的二三千字，长的五六千字。我认为这样也可以写出茅盾在各个时期的动人事迹，反映他那丰富的革命与文学的一生。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厦门大学庄钟庆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情肯定与鼓励”。蒋九霄来信中说我“对此稿的章节构想很好，为了保证此书获得大的成功，宁可多花工夫。”她认为，在写作时，“表现手法也可以灵活些，除以故事情节为主外，也可以适当采用叙述，因有些情况，难以用故事情节表达。”（86.2.5）她还提醒我：“不要把力气花在无用的描写上，还是写得扎实、朴实一点好。最好以叙述为主。不要写那些无用的对话、细节。”（86.6.2）又说：“最好多看些写得好的中外传记，以借鉴。”（86.6.24）根据她的意见，我在一年多时间里选读了二十几本传记名著，从中深受教益。于是我尽量借鉴它们的写法，因而加快了写作进度。几个月后已写出书稿的三分之二。1987.2.27接到蒋九霄的信，内称：“从厦门回沪，读到你最近来信，知你又写了许多。看来你越写越顺手了。年前寄来的十章已阅，大体上可以，无需动大手术。但有些华而无关紧要的描写要压缩，有些事迹要补充些。总之，希望力求扎实、朴实、丰富。”（87.2.27）在蒋九霄这位富有学识和编辑经验的责任编辑帮助下，我下决心舍弃了在小说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大量想象、虚构和华丽的描写与长篇的铺陈叙述，她在阅稿时也协助我进行删削。经过努力，终于形成了这本书的风格：真实、扎实、朴实。当然，作为一本文学传记，必不可少的还有它的内容的丰富、新颖，语言的形象、生动，而这些则是每一本文学传记都应该具备的共性。创作实践启示我：风格就是作家的个性，它是由作品的个性体现出来的；没有作品的个性，也就是没有作家的个性，没有作家的风格。
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对新的章节的写作与对旧的章节的修改是交错进行的。根据蒋九霄编审的要求，我将已写好的第一稿的一些章节挂号寄给她审阅。与此同时，我继续写新的章节。当她把审过的稿子退给我修改或要求我重写时，我虽然看了她的信，了解了她的意见、要求，但我并不立即着手改写，而是继续写新的章节。在补充了新的材料，或者对某一章、某几章重新构思好了之后，再放下新的章节而着手重写或改写。有时，即使是已准备好了应补充的材料，已重新构思成熟，但新的章节正写得顺利时，我仍不停下新的章节的写作。只是到了文思阻塞、滞留不前时，我才回过头拾起旧的章节进行修改或重写。一般情况下，都写得比较顺手。在稿子的质量问题上，我自己和责任编辑都有一条原则：“严格要求”。所谓“立马可待”、“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写作短诗、短文或许适用，而不适用于长篇的创作。作者自己和出版社编辑双方都“严格要求”，必须会有推翻重写、动大手术等情形。
在我将六章60多节书稿交给蒋九霄之后，她复信说：“最近开始看来稿。第一章不理想，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有的不能用；有的要推倒重来，重新改写；有的要作较大的修改。但第二章不差，每一篇都可用，只要稍作修改补充。第三章尚未看，全部阅完后再与你联系。”（87.5.14）不久，她又来信说第二、三、四、五等章较好，唯有第一及第六章要大改。从87年5月历0日起，我就开始改写第三稿的前几节。
从开始单篇发表“茅盾的故事”，到拟出《茅盾的故事》书稿的章节标题，对各个章节的内容进行构思，执笔写作，反复修改，最后经编辑加工、发排，还有挑选封面照片，编辑及装帧设计人员去乌镇茅盾故居参观和挑选插页的照片，直至1988年10月出版、1989年1月拿到样书，前后经过了五年的时间。这本书的写作就象是一次长征，其中的风风雨雨、甜酸苦辣，非一篇文章难以说明清楚、透彻。人生历程和写作生涯中的这段往事已成为难忘的美好的记忆，它对我的考验、锻炼使我在人生和事业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多次、大段地抄引责任编辑
三
一部书稿写完和印成书，还不能说写作已经完成，更不能说作者已经成功。法国伟大的作家萨特认为，作者写成书还只是完成写作任务的一半，而另一半则需要读者去完成。不被读者接受和首肯的书，无异于一堆废纸。对于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来说，也是如此。
所幸的是，初版书在各地发行之后，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文艺报》、《文学报》、《书讯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钱江晚报》及一些学术刊物发表了书讯和书评，《嘉兴日报》、《湖州日报》刊出了记者的专访文章。韦韬复信作者说：“今日收到大作，十分高兴，谢谢了。书收到后即翻了一下，尚未来得及细读，先查了一下印数，见只有3700册，所以赶快给你写这封信。你这本书是第一本茅公的文学传记，我自然要多保存几本。但我担心在北京的书店中买不到，因为印数太少。所以只得请你帮我再‘弄’五本来，书款照付。这封信就只谈买书的事，晚了，怕连你都买不到了。”（89.1.8）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梁平波先生读到这本书后复信作者指出：“茅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革命家，在现在能为他立传是一个很值得称颂的事情。相信此书的出版和发行将会产生社会积极的反响，特别是现在出版业受到金钱冲击、大量武侠和闲书丛生之时，能够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十分兴奋，十分感谢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你们为社会提供了一份厚礼。”（89.3.23）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茅盾年谱》作者万树玉致信作者：“不久前刚拜读完老邵的评传，现在又看到你的传记性著作；现在可以说，我们对茅公一生的经历和道路总算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记述了。老邵的着重于评价，你的主要在记，两者近乎姐妹篇了。大作只是粗略浏览一遍，未及细读，初步感觉很好，内容翔实新鲜，写得活泼，对研究了解茅公的生活道路、创作道路和政治道路都有帮助和启迪。”（3）（89.2.12）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负责人吴福辉先生认为：“给这样的大作家写传甚不易，我有体会。你现在完成的是纪实性普及型的作品，应当是功德无量的。”（89.2.13）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著名学者查国华教授撰写了书评《茅盾研究的新收获》（4），青年学者、《胡适传》作者沈卫威博士也发表了书评《一座雕像的诞生》（5），作家、青年学者陈星的书评是〈他写活了茅盾〉（6），学者、作家方伯荣副教授的收评题为〈可信·可亲·可爱〉（7），青年学者余连祥硕士的书评题目是〈一本非同一般的名人传记〉（8）。作协浙江分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华人秀称赞“此书不仅为浙江文学界作出了一大贡献，也为全国读者了解一代文豪茅盾的身世奉献了翔实而又有文采的材料。”（89.3.3信）茅盾表弟、翻译家陈瑜清先生说收到此书后“一口气就拜读了十七题，觉得你掌握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许多事实，我读了才知道。”（89.3.11信）还有一些读者因在书店买不到此书而写信给我或出版社；桐乡乌镇茅盾故居管理所曾进了60本书，他们说：“大作深受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的欢迎，认为写得很好，有助于对茅盾的了解和研究。现此书已经销售一空；据说上海、北京、杭州、嘉兴等地书店也已售罄。为此，建议上海文艺出版社能添印一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烦请您转告该社。”(90.5.11信）这本书出版后，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副教授、中国文学学者白水纪子博士写道：“我拜读了你的大作，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四十年代以后茅盾的生活状况，你记述得很详细。这对我研究茅盾后期的生活，帮助很大。”（89.7.10信）加拿大学者、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陈幼石教授也曾托北京茅盾故居负责人瞿勃先生向我求索此书。以上这样的多方面反响和评价，对我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从书稿出版后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中，我也发现了这本书的许多问题。其一，书的内容前详后略。正如陈星同志在书评中指出的那样：“这既然是有关茅盾先生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就应该对主人公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作足够的描述。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对茅盾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但此著仅有七分之一的页码叙写茅盾后半生三十余年的历史，跳跃幅度太大，读后颇有失重之感。”造成这个缺陷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在采访、调查上花的功夫还不够，访问的人不多，调查的材料少；二是由于茅盾生前已列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无法看到他的档案材料（作者的小人物身份与传写对象的大人物身份矛盾使然），而茅盾留下的几十本日记也因未发表无法看到。书中写到他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所引用的那几段日记还是从叶子铭教授的《十年浩劫中的茅盾》（9）中转引来的。三是初稿中已写的部分章节，如《“左”的印记》（写茅盾在《红楼梦》批判和批判胡风等政治运动中的情形），在定稿时拿掉了。另外拿掉未用的还有茅盾与秦德君关系的《婚后的恋爱》等篇。其二，在对传主茅盾形象的塑造和描写上，未能充分深入人物的心灵进行刻划。有的评论尖锐地批评本书“作者缺乏足够的勇气对人物复杂的心灵世界作出深刻的剖析”，认为：“茅盾和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恋情，作者没有隐去当然值得称道，可只是冷处理成‘异国寂寞的生活，使他们相互接近，又互相爱恋，又同居了’。为何不能放开写呢？”有的书评说本书“终究未能突破茅盾生平事迹研究的框架。……如在《亡命日本》的一章中着重写了茅盾创作小说《虹》的过程，而对茅盾与秦德君相处的事只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又如关系茅盾一生的转折的《上下庐山》一章中，茅盾在大革命关键时刻受党指派，带了二千元的一张支票去南昌，但他结果没去成。作者力图从客观环境（因路不通）去反映茅盾当时确实无法去南昌的原因，而不是从主观意识上去剖析，这无疑使人感到有点牵强附会，象是为人物安排了一个合理的台阶”。还有的书评说：“李广德先生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从茅盾研究的角度看是认真的、刻意求新的，然而从传记文学的视点出发，他又为‘为圣人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枷锁所束缚，最终把自己的‘独立的自我意识’给隐没了”。沈卫威博士指出：“正如我称它为‘一座雕像’，此书有的部分显得粗糙、模糊，有的部分则因太受史实的影响，而没能放得开。对茅盾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揭示还没有提到一种有意识状态中，因而使得这方面显示出一些不足”。其三，书中的一些史实材料欠准确或应补充。沈卫威博士研究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发现有一百多处有错误，他说拙作中虽改正了不少，但因引用茅盾回忆录的材料，也有二三十处错误。查国华教授在书评中提出：“第四十五章《蒋介石发出邀请之后》中提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蒋介石政府曾托郑振铎函邀茅公参加第三期庐山座谈会。这类材料可能是有出处的，但可靠性却值得怀疑。因为，茅公从1937年底离沪后，辗转定居香港，直到1938年底才离港；而郑振铎一直留在上海。他们之间在1938年中似未见面，故事实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订。有些章节，似还可以补充。如《〈腐蚀〉轰动香港》，似可考虑补入《青年的痛苦》、《雾夜偶记》等文。前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茅公对当时‘大后方’的法西斯行径的态度；后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皖南事变后茅公的心情。都是难得的研究《腐蚀》的好文章”。其四，好几篇书评和不少学者、专家、教授来信批评书的印刷质量差，封面色彩不好，书中照片不清楚，不象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的大出版社出的书。这些批评都是善意的，对我很有参考价值。在1９９２年２月第二次印刷时，出版社已据我的要求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对封面印刷也作了改进，并且加以涂塑；但由于是按初次印刷的纸型重印，所以在书的内容上无法进行大的修改和补充，只有留待以后有机会再版时，再作改写、新写。
四
《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不是一部茅盾全传。严格说来，它只是茅盾一生中闪光的62则传记故事，以62颗珠子串起的一挂珠链。我写茅盾传记故事，既是茅盾研究事业所需，也是热爱茅盾的读者所需。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研究的诸种方式划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两大类。而“传记式的研究方法”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中的第一种。他们认为：传记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类型；从编年和逻辑两方面来说，传记是编史工作的一部分；“传记家要解释诗人的文献、书信、见证人的叙述、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字，而且还要解决材料的真伪和见证人的可靠性等类的问题。在传记实际撰写过程中，传记家遇到叙述上的年代顺序，素材的选择，以及避讳或坦率直书等问题。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所大量地碰到和处理的就是上述问题。”（１０）虽然他们对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方法持较多的批评态度，但他们并不否认“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１１）“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是有用的。首先，它无疑具有评注上的价值：它可以用来解释作家作品中的典故和词义。传记式的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文学史上所有真正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退的问题。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12）
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方法就使我对茅盾——创作主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中国革命和其他各种人物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无疑有助于我研究和深入理解茅盾的作品。何况传记作为一种文体，它的存在价值有着更宽泛的意义，即传记带给读者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决不限于文学（包括文学批评）一种信息。因此，一部文学传记尤其是大作家的传记，就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而为社会各界读者所接受。本文是关于拙著《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这部文学传记的写作和出版的论述，不是一篇文学作品创作经验的总结，也不同于其他的对一篇作品的写作进行客观研究的论文。这篇文章既有我的写作体会与研究写作的心得，也有我对责任编辑在书稿完成和出版问世过程中作用的认识，还有我对读者在完成本书“另一半写作任务”中的作用的看法和态度。我想，不论是从事茅盾研究的读者，还是进行写作研究的读者，以及正在或准备文学传记写作和研究的读者，都会对拙文感到兴趣。为此，期待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教正。
1992年5月-10月于吉山寓所
注释：
（1）[美]A·斯科特·伯格：《天才的编辑》，孙致礼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6页。
（2）魏巍：《敬悼茅公》，《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5期。
（3）信中所说的“老邵的评传”系指
（4）（5）刊于《湖州师专学报》“茅盾研究专号”。
（6）刊于
（7）刊于
（8）刊于
（9）《钟山》1986年第2期。
（10）（11）（12）[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第1版，第69页，第68页，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