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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恩怨
波俄两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冲突和战争： 基辅罗斯继承危机 – 莫斯科 / 立陶宛 – 利沃尼亚 – 1605 年– 1618 年间的冲突 – 斯摩棱斯克 – 1654 年– 1667 年间的冲突 –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 巴尔联盟 – 1792 年间的冲突 – 柯斯丘什科起义 – 十一月起义 – 一月起义 – 波苏战争。
波俄恩怨在波苏战争中进一步激化：
1919 年 2 月－ 1921 年 3 月，苏俄与波兰第二共和国为扩张领土和影响力，爆发波苏战争。
1920 年，波兰在协约国和罗马教廷支持下的向东扩张，红军在华沙战役中的完败。 1921 年 3 月 18 日缔结的里加条约让波兰获得了西白俄罗斯和四分之一个乌克兰。作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12-13 万苏维埃战俘于 1919-1921 年间被关押在波兰，其中的 65000 到 70000 回到了俄国，超过 6000 人成为了白卫军（在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 2000 人成为波兰居民并加入国籍。在 1920-1921 年间， 45000 被俘的红军战士在波兰被处死。
未完成的苏联红军战俘纪念碑
波兰的领导人和媒体总是喋喋不休地提醒俄国对卡廷大屠杀所应负的道德责任。“卡廷”正是华沙对莫斯科施压所用的王牌，尤其是当俄波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此外，一些波兰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称，卡廷和其他一些类似事件（在1939-1940年间迫使波兰人从波罗的海国家和原来的东波兰向乌拉尔山、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移民）是一种针对波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这对于俄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多亏了波兰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乌克兰也开始试图依样画葫芦，将目光聚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但是，华沙并不想铭记那些在1919-1921年间死于波兰集中营的成千上万的俄军战俘。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苏联也不想唤起对这场悲剧的记忆，至于波兰甚至连自我辩白都免去了，更别提什么道歉了。
不过，在1951年，斯大林和后来的波兰领导人贝鲁特签署了一份文件，预计不晚于1953年在Tuchola（卢布林附近）——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几个关押苏军战俘的集中营之一就坐落与此——树立一座纪念碑。为完成这项工程，活动于20世纪20年代的特别委员会的文献资料以及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一位亲历了这些事件的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文章被发掘出来。
一份死者名单，附带着绥拉菲摩维支的社论，原定在1941年发表以纪念结束俄波战争的里加条约签订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周年纪念日）他们已不可能完成这些，而是完全地考虑对波兰抗德斗争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占了巴尔干半岛，二战打断了他们的工作。始建于1952年的Tuchola纪念碑则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与斯大林的逝世只隔了两天。
波兰：“从海到波澜壮阔的海”
在协约国的政治经济援助下，毕苏斯基和波兰（它的独立已为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所承认）的领导人们对原波兰-立陶宛共同体的故土提出主权要求。也就是说，波兰向莫斯科提出了一条新的国界线，完全循着17世纪的旧貌，从斯摩棱斯克到基辅到维捷布斯克直到大卢基。
波兰于1918年秋独立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决定发表声明，索要立陶宛维尔纽斯地区、白俄罗斯和半个乌克兰。最后一个几乎在1920年秋成为现实。但是，一个波兰国家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从海到波澜壮阔的海”（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波兰并没有实现。
华沙希望苏维埃俄国可以与毕苏茨基进行谈判，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波兰--白卫军联盟。这个如意算盘在1919年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当时毕苏茨基拒绝了对南方战线上屡战屡败的邓尼金军队的支持。邓尼金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毕苏斯基从他们身上窃取了胜利果实。此外，毕苏斯基还把他的这一决定告知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见《毕苏斯基：传说与真相》，华沙，1987）。
但是，波兰在协约国和梵蒂冈支持下的向东扩张并没有就此打住。苏俄也并不打算改变其在东欧进行一场革命战争的意图（至少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前）。这就是1920年战争爆发的原因。
根据列宁的传记（莫斯科，1977-1978），《列宁：战争信件》分册（莫斯科，1956）和波兰的包括了社会主义时期出版物（例如A.Leivand，Polska Partia Sotsialistytszna vobets voiny polsko-radzietskiej，1919-1921. - 华沙，1964）在内的史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波兰实行快速苏维埃化并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在1920年7月，列宁要求“大力加强对波兰的施压”。
那场战争的结果被载入史册。在1920年夏，国际联盟尝试进行调停，并给冲突双方以一条“种族边界”。这条边界被冠以划定它的英国政治家的名字：“寇松线”，它位于现在的白波、乌波边界以西。但是，红军在华沙战役中的完败让波兰人可以提出向东移动边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缔结的里加条约让波兰获得了西白俄罗斯和四分之一个乌克兰。
“消灭赤狗……”
作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在苏俄战俘和移民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根据俄国历史学家I.Sukhov的数据，苏俄人民国防委员会报告了14万战场之外的失踪、伤病和死亡。而被关押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公民的数目为66000，被拘留的数目则为50000。根据俄国和白俄罗斯1920年-1922年间的移民来源数据（包括俄罗斯第三军和白俄罗斯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当时在波兰有超过73000名苏军战俘。
问题初步暴露于1918年11月，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的L.Vasilevskiy针对莫斯科可能对波兰代表团进行的扣留（这决不可能发生！），正式警告莫斯科，华沙将对在波兰的俄国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几乎所有的苏俄大使馆被遣返人员，以Veselovsky为首，都在华沙被杀害（见“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员Manuylskiy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试图寻找在1921-1923年间被关押的战俘和被关押者的命运，代表团的最终正式报告指明“波兰政府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看待……在一些集中营里，被关押者在死亡威胁下被强迫搬运他们自己的粪便而不是马粪，刑罚……是北非式的严酷。因为波兰代表团的破坏，谈判毫无进展”（见，例如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全权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华沙的调查）
《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华沙前线特别通讯员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支也报道了对红军战俘所施加的灭绝人性的刑罚：“对俄国战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军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军官们异口同声‘消灭赤狗！消灭俄国侵略者！’。俄国统帅部试图让华沙人道对待战俘和当地居民，未果。我国尝试向国际联盟和波兰的邻国呼吁以改善境况，未果---因为白色波兰的阻挠。”
上述代表团在1922年下半年改组为一个特别委员会。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领导的“进攻”华沙所妨碍。这些制订苏俄军令的领袖们对于遣返波兰战俘表现得兴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些，而那些后来成功逃到德国和立陶宛的士兵把这些说了出来。
在红十字会、绥拉菲摩维支、共产国际和波兰共产党的协助下，这个委员会最终得以完成一份名单，仍被波兰关押、已被杀害抑或是在行动中失踪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们曾计划将这份名单出版或者至少递交给波兰方面。但是，最终决定将其封存在苏维埃档案馆。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孀居的太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邓尼金将军和安东尼大主教（后来的海外俄罗斯正教会头目）试图说服华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战俘以***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们的呼吁被华沙无视了。
红军战俘 ---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先驱
波兰司令部惨无人道的命令招致一些波兰军官的抗议。波军联合参谋部的一名少校I.Matushevsky在1922年2月报告毕苏斯基：“……图措拉集中营被囚犯称为死亡营，在那里有整整22000被杀害……”
波兰、俄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史料证明存在着四个这样的营地。但是，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卡廷的先驱正是这最骇人听闻的两个死亡集中营：在Stashalkovo和Tuchola。
根据最新的波兰、俄国、德国和立陶宛史学家研究，12-13万苏维埃战俘于1919-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国，超过6000人成为了白卫军（在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2000人成为波兰居民并加入国籍。所以，总共有超过45000人在死亡营里化作累累白骨。
真相会被找到？
最后，给那些愿意自发地做一点研究并查阅记录大屠杀的文献的人们一些建议。关于“波兰卡廷”的实用数据可以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找到。或许绥拉菲摩维支的个人档案馆也藏有这样的文献：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项研究上。绥氏所有的著作和书信都已经被出版。1921-1923年，1950-1951年所做的调查的信息大概可以在波兰档案馆找到。
在1994年，《选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基于毕苏斯基文件的文章声称，波兰司令部对军官们下令，不抓一个活的，要把那些在押的、受伤的等等统统杀掉。对此，波兰当局没有发表一点评论。
二战期间德苏入侵瓜分波兰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首度入侵和占领西部波兰，在半个月后的 9 月 17 日，也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密约签订后的三星期，苏联在毁坏波苏互不侵犯条约下入侵和占领东部波兰，并关押 25 万到 454,700 名波兰士兵。
最早于 9 月 19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接获拉夫连季·贝利亚的指示，成立战俘理事一职，以管理波兰战俘。
苏俄处决波兰战俘
10 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3 日向德方移交 42492 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 1939 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 13757 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 1939 年 12 月 1 日，在科泽尔集中营 ( 卡廷森林附近 ) 关押波军军官 4727 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 5963 名和 3964 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 15000 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 4 名，上校 24 名，中校 79 名，少校 654 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 3000 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 1939 年 11 月 14 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 1940 年 3 月 5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 2 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 年 4 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直至当年 5 月中旬，苏联方面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 4421 人。他们被分别埋入 8 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
在 1940 年 4 月 3 日到 5 月 19 日，大约有 22,000 名在囚人士被处决。从 1956 年一份由当时的克格勃领导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给予赫鲁晓夫的备忘录中，证实有 21,857 人在不同刑场中被杀，计有卡廷 4,421 人、斯塔洛柏斯克营 3,820 人、奥斯塔什戈夫营 6,311 人以及其他拘留所的 7,305 人。
据不完全统计，被屠杀的人包括一名海军上将， 2 名陆军上将， 24 名陆军上校， 79 名陆军中校， 258 名陆军少校， 654 名陆军上尉， 17 名海军上尉， 3,420 名非指挥职军官（ NCO ，准尉、军士）， 7 名随军牧师， 1 名亲王， 43 名官员， 85 名士兵， 131 名难民。此外，遇害者中还包括 20 名大学教授（包括数学家斯特凡·卡茨马尔玆（ Stefan Kaczmarz ））， 300 名医生，几百名律师、工程师、教师、 100 多名作家和记者以及 200 名飞行员。
发现与隐瞒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 7 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 1943 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 4 月 13 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 1940 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电台一宣布，立刻震惊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 4 月 16 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苏联当局在 1940 年春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 月 21 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但是， 4 月 25 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
1943 年 9 月 29 日，戈培尔得知德军即将撤出卡廷地区后，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放弃卡廷。毫无疑问的布尔什维克很快会‘发现’我们枪决了 12,000 多波兰军官。这个小插曲在将来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苏联无疑会如其所愿的发现一个又一个墓地，然后把这些归罪于我们。
1943 年 10 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 1943 年 4 月 13 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 1941 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 1940 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 7 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 1941 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 1940 年 3 月和 4 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 4 月 11 日的《消息报》 ( 苏联政府机关报——笔者 ) ，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 5 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像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1945 － 1946 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二战后调查
卡廷悬案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在华沙的公共墓地上专设了“卡廷公墓”。每逢节假日，前往那里凭吊的人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鲜花堆积如山，其盛况超过了其它所有墓地。为了满足波兰人民的心愿， 1987 年 4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双方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廷事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 7 月 11 日－ 14 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查清波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问题时强调指出“应该加快调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来源的材料，调查两国关系史的各个方面”。
波苏史学家联合委员会波方成员、波兰研究二战史的著名专家沃•科瓦尔斯基教授说，据了解， 1943 － 1944 年间，就这一暴行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一共公布过 3 个文件：①由 12 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和刑事医学专家小组的记录报告；②德国情报机构受其外交部委托于 1943 年春在柏林公布的关于卡廷屠杀的文献资料；③ 1944 年 1 月 24 日，在莫斯科公布的关于波兰被俘军官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枪杀的专家委员会的声明。此外， 1945 年以后，在国外公布过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证词和回忆片断等。沃•科瓦尔斯基教授指出，所有这些都缺乏波兰方面的、全面的文件。他说，经过多次寻找，终于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档案馆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件。它就是 1943 年 6 月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卡尔仁斯基在波兰红十字会总部会议上的“秘密报告”。 1945 年 6 月，这个文件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尔仁斯基委托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里•汉凯伊保存。这个文件几经周折于 1946 年春被存放在伦敦的外交部档案馆里。 1989 年 2 月 18 日，波兰《复活》报以《来自卡廷的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为题，将这份文件首次公布于众。
《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指出， 1943 年 4 月 14 日，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占领当局的请求，派出一个由 4 名技术委员， 1 名总部代表．即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 5 人调查团，前往苏联的德占区斯摩棱斯克调查波兰军官坟墓。 4 月 15 日，调查团到达斯摩棱斯克。当晚，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的报告，经过技术委员同当地居民进行几周的调查，证实了这份报告中如下情节属实：“当地铁路工人、农民说，从 1940 年 3 月初到 4 月下旬，每天有 2 － 3 辆装满被捕的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其中一位还证实说：“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 4 月 16 日上午 9 点钟，调查团到达卡廷，这里距离公路只有几米远。在坟墓之间林中的旷地上，放着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斯卡尔仁斯基说，他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从前额出来。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的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的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人们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之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索尔斯基少校的尸体旁边，这份记录的时间是 1940 年 6 月 ( “ 6 月”与前后说法有矛盾－－笔者 )9 日，记录者说：“那天凌晨 3 时 30 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 5 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 6 时 30 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从屠杀时起，在路两旁所植的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屠杀是在 1940 年春天，植物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判断。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 4000 多人。 4 月 17 日，他回到华沙，技术委员继续留在那里。 4 月 18 日早晨，他口头向红十字会总部报告了卡廷之行。报告要点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发掘的波兰军官坟墓；从这些尸体伤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刑；从尸体旁找到的纸张可以断定，屠杀的时间是在 1940 年 3 — 4 月间，迄今为止，只能确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 ( 约 150 人 ) 。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在卡廷森林自 1943 年 4 月 15 日工作到 6 月 7 日，法医共检验了 4243 具尸体，其中 23l 具尸体被分别埋在 6 个大墓穴里， 2 位将军被分别单独埋着。每个墓地的面积为 60 × 36 即 2160 平方米。苏联史学家也作了努力。他们在发掘档案资料过程中，只发现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 1941 年 6 月 10 日，即在德军进攻苏联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苏联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兰人，据此还不能判断什么。苏联史学家根据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证词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和整理出 4 类档案资料： 1 、苏方接受波军官兵的总数及变化数 ( 包括；遣散、苏德交换、关押在其它集中营里有案可查者、失踪数 ) ； 2 、清理有关集中营的苏方命令及押送人数档案； 3 、任务完成的总结报告； 4 、 1940 年 5 月以后有关集中营的关押人员更新情况。有了这些档案，真相也就大白了。这些档案提供了如下事实： 1939 年 9 月 17 日凌晨 5 时 40 分，苏军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 18 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苏波军方经 10 余小时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波兰东部总数约为 30 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有 130242 名官兵流亡到苏联，这批人到了苏联后身份立刻变成了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 0308 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局。 9 月 19 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 138 个转运站和 8 个分配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约集中万名波兰官兵。 9 月 21 日，苏一高级将领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波兰苏占区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国家，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 10 月初，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 4400 名士兵。与此同时，在 10 月 3 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波兰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３日，在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
原始文档
在贝利亚给斯大林的 1940 年 3 月 5 日的文件备忘录中，提议处死波兰军官
1943 年卡廷尸体发掘现场 . 照片由波兰红十字会拍摄
卡廷公墓的万人坑
已经证实的与卡廷大屠杀相关的苏联文档拷贝（第二页为签署后的死刑执行命令文件，签署人为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米哈伊尔·加里宁以及拉扎尔·卡冈诺维奇）： 
以下来自波兰共和国官方网站中文版
卡廷惨案
对于波兰人来说，卡廷 (Katyń) 是苏联政府对波兰民族的罪行的标志。从 1917 年到 1991 年之间，卡廷惨案使波苏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在二次大战期间，波兰的重要人士在多处被集体屠杀，首先被发现的一处是俄罗斯斯摩棱斯克 (Smoleńsk) 附近的卡廷树林，从此 “ 卡廷惨案 ” 就成为了波兰人被屠杀的代名词。
卡廷的屠杀是由苏联人秘密执行的，自苏联红军在 1939 年 9 月 17 日进入波兰后，多达 22000 名波兰国民被押进监狱或被捕。按照 1940 年 3 月 5 日苏联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秘密决定，大约 15000 名被 NKVD( 内务人民委员部 , 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 ) 逮捕的波兰人和 7000 名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西部（也就是 1939 年属于苏联的东部波兰土地）被监禁的波兰人都被执行了秘密枪决。
被处决的人主要是波兰的重要人士，包括军官、警察、行政官员，还有知识分子代表和文化精英等。他们被埋在万人坑里，在苏联境内至少有 5 个这样的埋尸地点。在 1940 年 4 月到 5 月间，分别来自三个特殊 NKVD 集中营的波兰人被押上火车并运送到处决地点：卡廷 ( 科泽利斯克 Kozielsk 营 ) 、加里宁 ( 奥斯塔斯科夫 Ostaszków 营 ) 、和哈尔科夫 (Starobielsk 营 ) 。在加里宁 ( 如今的特维尔 ) 被屠杀的人埋葬在曼多依 (Miednoje) 。而其他在这里被监禁并处死的则埋葬在过去不知名的地方，现在知道的有两处，分别是位于白俄罗斯明思克附近的 Kuropaty 和乌克兰基辅附近的 Bykownia 。
在苏德之战爆发后，波兰流亡政府在 1941 年开始与苏联政府建立正式的关系，苏联官方从未告诉波兰任何关于那些 “ 在行动中丢失的人 ” 的情况。 1943 年 4 月，驻扎在斯摩棱斯克 (Smoleńsk) 的德军在卡廷树林发现了一个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于是大肆渲染以抨击苏联。苏联当局则矢口否认并指责，是德国人屠杀波兰人然后企图嫁祸于人。最后斯大林以 “ 诽谤苏联 ” 为借口中断了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
卡廷事件是苏联时期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机密。二次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未能把这个事件的责任推到德国身上，但同时也成功避免了被追究责任。苏联官方无视事实，一直用 “ 卡廷谎言 ” 作解释，声称 “ 苏联与屠杀没有任何关系，德国法西斯才是罪魁祸首 ” 。
卡廷惨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系列政治纷争的结果。苏联希望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政府，而战前的波兰与苏联之间的敌意也在不断加深。在 1920 年波苏战争以波兰的胜利为结束后，苏联不得不放弃将革命推向西方，斯大林被批评其在波兰战线上的错误决定，苏维埃当局把西方邻国看作是主要的敌人。在 1937 年到 1938 年的苏联 “ 大清洗 ”(Great Terror, 旨在平息酝酿在全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叛乱 ) 运动期间，苏联人用极端的手段打击国内的波兰人群体。当时超过 7 万波兰人（苏联公民）被人用手枪击中后脑而死亡，大清洗中，每十个受害者中就有一个是与波兰有关系的。后来，苏联使种族清洗的机制更加精密了。
1939 年 9 月，与希特勒签订了条约后，斯大林向正在抵抗德国人的波兰发起进攻，他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永久摧毁波兰的独立地位。在入侵最开始的时候，苏联一如既往地隔离（或当场枪杀）那些他们认为是波兰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官员。可以想像，苏联当局对种族清洗是早有预谋的，就像德国人在他们的领地所计划的一样。对于被囚禁者，苏联并没有按照国际法对待他们，所以他们一直坚持着他们如此一致的谎言。
随着 1943 年波苏关系恶化，以及苏联在 1944-1945 年支配了波兰的领土，苏联成功把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以共产主义傀儡政府的形式一直统治到 80 年代。在这段时期，任何要求获知卡廷事件真相的人均被看作是反对苏联和反对波兰人民共和国份子。这就是战后波兰一直被 “ 卡廷谎言 ” 所驾奴的原因。
随着 1989-1991 年苏维埃集团的解体，要求解释卡廷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同时出现在俄罗斯。许多俄国人帮助寻找那次罪行的真相。 1990-1992 年，卡廷事件的主要文件被公开，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在 1940 年 3 月 5 日的决定，并有斯大林的签名。在 1993 年 8 月，一批俄国历史学家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专业的鉴定，坦诚地表述了这次事件的过程以及事后的谎言。
卡廷事件的罪犯一直没有得到审判。虽然主谋和超过一百个执行者 ( 在 “ 营地清洗 ” 中获得酬劳的人的名单被公开 ) 已经确定，但是俄方的调查被中止了，俄国当局拒绝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没有人被惩罚，将来也没有。
对于这个事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卡廷、 Miednoje 和哈尔科夫分别有三个由波兰人建立的公墓，每一个公墓都刻有这 15000 名死难者的名字。这是苏维埃政权罪行后所保留的墓地中的特例。
兹比格涅夫 . 格卢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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