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同志颁发命令状。这是晋衔仪式结束后，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和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合影留念。 摄影：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胡锦涛颁发命令状
一百单八上将将星闪耀
6月24日9时10分，北京。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为10位上将授衔的仪式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一字一顿，宣读了由胡锦涛主席签署的晋升令。
这份《军衔晋升命令》约16开大小，每份有着不同的“政干衔令字第×号”，正文为“批准××晋升××军衔――此令”，下面则是中央军委主席的签名。
随后，身着橄榄绿服装的胡锦涛主席为10位上将颁发命令状，并一一和新晋上将们握手。
仪式庄严肃穆，10位将军军容严整，现在，他们肩扛3颗金星，在目前中国的军队中，这是最高的军衔，也是至高的荣耀。
51年前，毛泽东为十大元帅授衔，开此先河，1965年，军衔制被废止。
自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中央军委一共11次晋升上将，授衔时间有6次定在6月。
18年来，解放军晋升的上将，包括现已退休离开现役的上将在内，到目前刚好108位。
上将?十万挑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一名战士要成为上将，可谓“十万挑一”，中国现役官兵约230万人，现役上将仅30多个。
解放军军官目前的军衔为三等十级，分别为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中将、上将。
如果一名少尉要晋升为大校，按照“4年一晋升”的规定，一般需20多年。而从校官到将军，则是最难的跨越。
“大约每3个上校能出1个大校；但10个大校中不见得能出1个少将。”徐平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徐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研究员、著名的军衔专家，他的军衔是大校，“1988年，解放军授予将官衔的数量不足1400人，占军官比例0.24%。”
而在这些将官中，至少是副军级(相当于副省级)干部才有佩带少将军衔的可能。这也意味着，佩大校军衔的正师级，绝大部分人将“落选”。
此后，晋升上将者还要跨越中将门槛，在不可能以“战功升迁”的和平年代，上将，可谓凤毛麟角。
胡锦涛主席此次授衔的10位上将，分别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 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空军政委邓昌友、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政委彭小枫、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北京军区政委符廷贵、兰州军区政委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10位上将中，其中两位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迟万春――空军工程系第十三期学员；彭小枫――导弹工程系第十一期学员。
孙忠同早期曾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16年，后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社长，是军中有名的笔杆子。
“此次晋升并非特殊，只是他们已经具备了成为上将的资格。”徐平说，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军衔为上将，正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为上将或中将，所谓“正大军区”，是指总装、总后的正职；总参、总政的副职；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正职；以及北京、南京、广州等7大军区的正职；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的正职。此次晋升的10位上将，均在此列。
军内专家说，此次一些大军区中将正职未晋升，其原因是：“按规定，正大军区晋升上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任职满两年；二是具有中将军衔4年以上。”
此次晋升的上将中，有人晋升中将已有11年。
在达到各项晋升条件后，“晋升人选首先由政治部门、干部部门呈办，进入总政治部讨论，”军事科学院专家彭光谦告诉本报记者，“而后再报中央军委，经常委会讨论后，由中央军委主席批准授予。”?
军委主席与授衔
2004年9月19日，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主席，6天后，他首次签署晋升令，二炮司令员靖志远、海军司令员张定发被晋升为上将，此前不久，两位司令员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进入解放军核心决策层。
此次是胡锦涛主席第二次签署上将晋升令。10位新晋上将中，有7人为政工干部、3人为军事主官。而迟万春、彭小枫、朱文泉等人的提拔，则表明拥有技术背景、可能面临实战的人才受到重用，凸显“科技强军”的新思维。迟万春就职于总装备部，彭小枫来自二炮，朱文泉则驻守南京军区，他们的指挥才能，很可能在未来反分裂斗争中面临考验。
就在授衔前的6月16日，彭小枫还与其搭档、二炮司令员靖志远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战略导弹部队是党、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要确保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指挥。
在中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原则之一。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但自毛泽东起，军委主席就没有军衔，这个传统被邓小平延续，直到1988年被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这一年，邓小平授予17人上将军衔；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3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4年后的1993年12月，首次晋升6名上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江泽民主席任内，一共8次晋升上将，共79人。
现役上将36人
身为上将，他们享有哪些待遇？
最直观的是工资――目前，军队干部实行“结构工资制”。包括职务工资、基本工资、军龄工资，同时设置了军衔工资。一名中将与上将的月薪差距约为1000多元。
但在住房、医疗、配车、“交通席别”等其他物质待遇上，更多是与职务挂钩，而非取决于军衔。
“军衔代表着一种荣誉。”彭光谦说，“比如在出访期间，或者与国外军官交流，讲究的是军衔对等。最重要的是，对军人来说，军衔的设置是一种激励。”
“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永久军衔性质，”彭光谦告诉本报记者，“依据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
军衔另外还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的作用，按照军衔条例，一职务低的上将要受职务高的中将的领导。但当战争中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的高低时，又规定由军衔高的人指挥，“这对于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彭光谦说，“战场上变幻莫测，机会稍纵即逝，不允许你花时间去核实职务高低、隶属关系，军衔就成为最直接的标志。”
自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解放军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现役的上将为36人，新华网公布的资料显示， 解放军总参、总政正职，总装部长，总后部长、政委，海军、空军及二炮司令员及政委，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院长及政委，均为上将；七大军区中，除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沈阳军区司令员常万全之外，也全部为“三星上将”。
如果纵览108名上将，按其授衔时的任职，总参系统出身的最多(包括兼任军兵种和大军区领导职务的)，超过20人；总政超过10人；总后、海军、空军均不足10人；军事学院近10人；其他分布在国防部、武警部队等处。
而在各大军区晋升的40余名上将中，以北京军区最多，有近10人是在北京军区任职时被授予上将衔的，另外加上授上将衔后调任北京军区，以及调离北京军区后晋升的上将，北京军区先后出了20名左右的上将。“这足见首都的重要战略位置。”徐平大校说。
对比两代上将
如果从建国之初算起，解放军迄今已有164位上将。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上将被定位在第二等第二级，在其之上，还有大将、元帅，以及大元帅――这个最高军衔，仅毛泽东有资格担任，但他未接受。
当时，共有10人成为元帅，10人获得大将军衔，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在1956年和1958年，各有1人晋升为补授上将。
开国上将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方阵――平均年龄45.6岁，最年轻的“红小鬼”肖华获上将衔时仅39岁，这些将军们，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在少林寺习武8年，贺炳炎与彭绍辉，分别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失去右、左臂，被毛泽东称为“独臂将军”。
但10年后，中国军衔制被取消。“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徐平分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内在因素。”
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当年的元帅、将军，此时多已逝世或退隐，洪学智成为惟一一位两次都被授予上将的人。
“两代上将还有两个明显差别，”徐平分析，其一，1988年后的上将，多数人是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但对现代战争特点有较深认识；其二，学历高――大多数为大学学历。比如曹刚川上将于1950年代后期留学于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1980年代后期进入国防大学深造；196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的徐才厚，1980年代曾进入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
在新一代上将中，彭小枫属将门虎子，他是抗日名将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生于父亲牺牲后数月，继承父亲对军旅的挚爱入伍，目前担任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政委。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曾参与1984年西南边境争夺法卡山和老山的战斗。廖锡龙时任师长，他率领的49师全歼对方两个连，毁灭性打击敌两个营，击溃敌三个团。战前，这位师长曾被问“准备死多少人”，廖称“只需要100口棺材，超了是我的耻辱”。
最后还是准备了200口棺材，但结果部队付出较小代价，阵亡98人。廖锡龙后升任第14集团军军长，此后又晋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后任总后勤部部长。廖是军队高层中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之一。
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则在军中被誉为“儒将”――他的书架上放满了理论著作，对各国政治家的见解和军事家的理论了如指掌。这位上将思维敏锐、健谈且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他之后，也称赞“精力充沛，非常专业，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能控制场面”。
“今后的将领们，不会出现开国元勋那样征战半生的经历，所以军衔等级规格不宜太高。” 彭光谦说，但毫无疑问，他们将是“中国军队今日之星”。
可否设准将？
中国自周朝直至清末，一直实行“武官制”，虽设“九命”、“万石”、“上将军”等高级职位，但都与担任者的出身、门第有关。
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介绍，现代军衔制产生于15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它与中国“武官品阶制”最大的区别是，打破了士兵与军官的界限――只要你有能力，就能“从奴隶到将军”。
我军历史上，曾有两次动议实行军衔制，一次是1939年5月，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布《建立等级制度训令》，但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1942年4月授衔被停止。
1946年初，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在将来(联合政府的)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于内战爆发，此次授衔再次流产。
两次夭折的授衔制度，上将均被定为最高军衔。首次的上将拟授予朱德――当时他是八路军总司令；第二次的上将名单中则有叶挺――虽然他名义上是新四军军长，但经过8年抗战，1946年的新四军已经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拥有31万人的军队。
1988年的授衔中，大元帅、元帅、大将均被取消，一级上将成为最高军衔――这基本相当于美国的“五星上将”。但在这次授衔时，一级上将设而未授，实授最高军衔为上将。此后，1994年“军衔条例”修改，“一级上将”被取消。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位少将还提出他对目前解放军军衔制度几点思考：
1.关于衔级的设置，多少为好？
目前，解放军军官的军衔设置为3等10级。由于尉官只有3级，而大校晋升少将为“选升制”，所以目前的军衔结构呈“菱形”，分布不平衡，两极少，中间多。按照现行条例，在校级军官里，包括从营长到副军长的7个职位。彭光谦建议：可设置大尉和准尉，缓和这种情况。在美国，准尉就分为四级。
2.可否设置准将？
目前，中国的正师级干部全部为大校。这在讲求“军衔对等”的国际交流中，我方将领得不到应有的礼遇，尤其是派驻外国的武官。而大多数国家，师长的军衔为少将。他建议以准将取代大校，增加“含金量”，所谓“大校再大也是校官，准将再小也是将官”。
(《南方周末》2006年7月6日 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