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四清运动（四）
回到村里，李队长又给黄家楼大队社员进行了一次再动员。李队长的讲话风趣又很具煽动性，博得了社员们一阵阵掌声和笑声。他说，常年里，都是队长书记管你们，现在党和毛主席给了你们这个权力，给他们提意见，揭发他们的四不清问题，监督他们改正错误。他要求大家一定珍惜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
“二十三条”规定，“四清运动”不搞人海战术，不搞大轰大嗡，不许随意占用生产劳动时间。为了把群众动员起来，我们白天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晚饭后天黑了再走家串户了解情况。听说我是大学生，社员们都流露出尊敬的目光。我们刚来时，田里的秧苗已是一片碧绿。主要的农活是薅秧和积绿肥。所谓薅秧相当于北方旱地里耪地，给庄稼松土。薅秧时人光脚下到水田里，用脚丫在秧苗附近踩动，搅动泥水，使氧气进入水中供秧苗呼吸。陈姐是女的，自然跟着姑娘媳妇们干，我一个大小伙子跟在她们后面，任怎么卖力也追不上她们。常常是她们薅完一垄到田埂上坐下说笑了，我还在田中央。那时化肥还很紧缺，成本又高，田里施的主要是农家肥。除人、畜、禽的粪便外，这里还把水渠边、路边的野草拔下，堆成一垛，上面覆盖上一层泥土，经过一个酷暑，让里面的青草在高温下发酵，秋天刨开打碎上到田里作基肥。我和陈姐负责的一队、二队，解放前都是地主家的佃农，家家日子过得清苦，很少有孩子进学堂念过书。解放后也没有人上过高中，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听说工作队里来了个大学生，乡亲们都把我高看一眼。看我白天和他们一样下地劳动，干活不怕脏不叫累，没有一点架子，就又多了一份亲切和和气。和他们摆“龙门阵”时,他们都主动关心地问我这问我那，听说我不吃辣椒，他们关切地说，这里不比你们北方，你们那干燥，我们这潮湿多雨，吃点辣子去湿。他们鼓励我试着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生活。当我和陈姐向他们了解队上干部的问题时，他们也都把他们知道的听说的一股脑的反映给我们。我了解到，我负责的一队队干部共四个人，正副队长各一人，会计兼记工员一人，仓库保管员一人。队长叫谢国钧，三十七八岁，人精明能干，胳膊腿上的肌肉一楞一楞的，一看就是干庄稼活得好手。就是脾气有点爆，在队里基本上是一言堂，他说了算。付队长叫谢伯良，快五十了，人忠厚老实，不多言多语。会计姓李，保管员姓胡，基本不管事。还了解到，队里主要有两大姓，姓谢的占一多半，姓李的占一少半，还有几户杂姓。谢、李两大姓社员间有些小矛盾，都想让同姓的人当队长。社员们反映队干部们曾背着大家半夜三更私分过超产粮，借开会或上面来人到镇上下馆子，大吃大喝。常找各种借口给自己多计工分。还说队长分配农活是偏向自己的亲属，把不费力工分值又高的分给他们，把又苦又累工分值低的专给对他有意见的社员。大家普遍反映当过土匪的吴老二，除下田干活外，从没到别人家串过门，干活很卖力气，队里最苦最累别人不愿干的活都是他包了。没发现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各工作队工作的进展情况，工作团以下发情况简报的方式进行协调指导。记得有几期通报说，某大队发现了一个类似反革命的团伙，就是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发泄对现在社会的不满；某大队发现地富份子找队干部吃吃喝喝，企图拉队干部下水；还有一个大队说，根据群众举报，他们从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家挖出了一支生锈的手枪。工作团对这些地方工作队的工作给预了充分肯定，赞扬他们群众发动的充分，政治嗅觉敏锐，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明言人一看就明白，言下之意是，没抓出重大问题的工作队就是工作飘浮，缺乏政治敏感。我拿着简报和李队长交换意见。他推开简报说，你还年轻，又是第一次到农村参加“四清”，不了解这里问题的复杂性。他说，我参加这样的运动多了。咱们实事求是，没有那事，现在编出来了，以后怎么落实？咱们不出那风头。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何况他是县委组织部的付部长，又是工作队队长！肯定比我见多识广，就没再说什么。
半个月后，按进度开始整顿大队党支部。黄家楼大队党支部共有五名党员，除黄书记外，还有大队长，大队会计，三队和五队生产队长。我和陈姐负责的一、二队里没有党员。黄书记在我们那两个队的群众中口碑不佳，社员们背地里叫他“笑面虎”。除吃喝外也没给他提出多少问题。群众最看不惯的是他这个人懒，很少下田参加劳动。他家的自留地也是别人帮他种帮他收的。他媳妇好打扮，别说下田，日头大了都不出屋，有人说她像个妖精。黄书记嘴很甜，工作组刚进村，他就第一个登门，主动介绍情况，安排食宿，博得了张会计和李队长的好感。我对黄书记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觉得他太虚伪，可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按要求开门政党。党支部整顿会邀请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让群众对党员“指手划脚”，“品头论足”。我们工作队的非党员也都参加了。会场就在我们的住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