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云钟
离开南京之前是四舅陪着我们上路的。在途中，他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的父亲还活着！我当时的感觉好像时空中的所有一切都凝固了，如何去相信？三十年来这不敢问、不想问，却不时萦绕在心头的父亲出现了。记得在二十岁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我曾经多次询问过她：父亲的相片你有吗？父亲写的诗词你有吗？我是多么期盼哪怕有一丝的痕迹能使我对父亲有一点了解啊！可是她每次都是冷冷地说：“谁有他的东西。”母亲根本就不愿意谈他，说他一定不在人世了。从此，我也不再自找没趣地问母亲了。我总以为这将是终生的遗憾！我不是孤儿，却无法了解父亲是怎样消失的。他长得什么样？他是孤儿吗？我只知道他是河南人，我的大个子就像他。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个出口成章的人。他多么让我想念！
我终于知道我的父亲还在人世！他还活着！顿时，我的心头升起了一见生父的希望。但是舅舅没有给我地址，只说是一个与父亲一同放出监狱的南京人，来家中寻访我和母亲的，父亲已回河南老家了。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点失望，但并不绝望。一回到香港我即刻写了一封信，寄往河南省公安局，请求帮助我找寻卅年不知下落的父亲刘长耀。父亲是最后一批被赦免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政治犯。我的信又是从香港寄出的，很快就接到父亲发回的电报。电报中只有几个字：速回！父，刘长耀。地址是河南驻马店。驻马店？有叫这种名字的城市吗？好在可以向香港的中国旅行社打听。答复是当然有！工作人员的口气很不客气，但我还是高兴地接受了，毕竟我有了父亲的具体下落。
1982年的春天，我乘坐从广州开往汉口的火车。好慢的火车啊！也不知乘坐了多久，当听到汉口站就要到了，请旅客们准备下车的时候，我的心跳加速起来。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么多年的监狱坐下来，多半会是一个弯腰驼背，滿脸皱纹的老头吧？他能看出我是他的女儿吗？我能在人群中认出他吗？正当我心中的悬念不停地出现，还没走下火车的时候，站台播音机里竟传来响亮声音：“香港来的云中同志请到一号站台出口！”我脑袋里好一阵闪亮，监狱没使他变得畏缩，他会想到使用车站广播电台，是个好主意。我朝着一号站台走去。在接近出口的地方，我看见一个高大挺拔而又威严的人。还没开口，他抬手指着我说：“你是云中？”我回答：“是！”就这么自然，然后父女俩默默地一同走出了车站。
一路上父亲泪如雨下。我无法理解，也哭不出来，只有陪着他无目的地走着。我们总得去个地方呀，天都快黑了。他问我：“你咋不哭呢？”我说：“第一次见妈妈的时候，我也没有哭啊！”他不言语只是不停地流着眼泪，路上的人都好奇的地看着这两个高大的一老一少。我的父亲没有弯腰驼背，脸上也没见皱纹，像个父亲的样子。
我们住进了汉口华侨宾馆。宾馆外春寒冷骨，宾馆里舒适暖和。我们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你怎么没跑台湾去呢？他叹了口气说：不提了。我也就不提了。我原准备陪父亲在宾馆里住几天就回香港，没料到他要我第二天跟他回驻马店。“为什么？在哪儿见你不都是一样吗？我不一定要去驻马店！”我这样与父亲说着。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大妈在那儿呢！我很吃惊，也有点恼怒，接着说：“我不认识她，为何要去看她啊！”没料到他却向我发怒了：“明天不与我去驻马店，你就即刻回香港去吧！”我对发脾气向来不在乎，我妈不就是这样吗！我没再说什么，请宾馆服务人员帮我订了两张去驻马店的火车票，第二天又上路了。说实在，我心底里欣赏父亲。他有性格，他并不忌讳女儿是第一次出现，又是从国外回来，仍然端得起父亲的威严。
那是一趟慢车，漫无休止地摇晃着。在车中，父亲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我真是自愧不如，望洋兴叹。于是换着与他比讲成语，我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他说比不过我了，我当然心中有数，不过也挺高兴。时代虽不同，父女的真情还在，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驻马店到了。父亲带着我走进一个小裁缝店，与店中的一个老头讲着河南话。我也没听懂什么，不过“这个闺女真仿他爹”这句话我听明白了。过不了一会，我们到家了，那是一个矮小、破旧的门，推门进去，有一个小小院子，院子右侧紧挨着两间半矮小的平房，好像是用黄土堆起来的。低头进了屋，见着小个子大妈正忙着包饺子，还没照面就听见她那洪亮的嗓音：俺闺女到家了，来洗个脸，小妹快打热水！那打心眼里笑出来的快乐，洋溢在她饱经艰辛、滿是皱纹的圆脸上。我被这份深厚的亲情感动着！走近来的小妹高大结实，手上捧着一个已被摔得点漆无剩的瓷铁盆，冒着热腾腾的水汽。在那阴寒的春天，这水汽更显得温暖。小妹十分腼腆，不善言语，只有那双湿润的眼睛告诉我她的喜悦，圆圆的脸敦厚极了。她只比我小一岁，己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一双儿女紧挨着站在门口，可爱的笑着。小的穿着开裆裤，还露着“小鸡鸡”。他们的脸上拖着鼻涕，但都很乖，一点不吵闹，整个堂屋里就听大妈一人大声地问这叙那。小妹递上热毛巾让我擦脸。这毛巾黑的像煤炭，我只好用来擦手。吃饭的时候，妹婿下班回来了。他比小妹还要腼腆，简直不说一句话，只是笑一笑作为回答，脚上穿着一双通了个洞的雨鞋。大妈告诉我，因为父亲坐监，她和两个女儿都成了坏分子的家属，没能上学，女儿也没婆家要。后来大姐嫁了个孤儿，小妹嫁给了比她还要“黑”的狗仔子后代，相依为命。大妈在路口卖茶来维持生计，父亲在蹲监狱的后半期有一点薪水，释放回河南后一月领一百六十元人民币，就这样活着。大妈不停地说这问那，那震耳的声音真使人想捂起耳朵。她告诉我父亲的监狱在青海，每一年她都会去青海探望父亲。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青海之后，还要坐一天一夜的汽车才能到达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想逃出监狱的人，只有饿死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里。
小妹告诉我她刚刚人工流产了一个八个月的婴儿，那是政府的政策，不拿掉不行。我听着这人间惨剧，又在这阴雨绵绵的早春，冷得直抖嗦，全身起鸡皮疙瘩。屋里很暗，只有一盏十五支光的电灯亮着，黑漆漆的墙壁上，除了剝落的墙皮组成的黑白画面之外，空洞洞一无所有。父亲在一旁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
我忍不住问父亲有厕所吗？有，当然有，外面就是公厕，我带你去。我跟着他出了家门，不一会儿，就闻到那扑鼻的气味。我有心里准备，厕所肯定都不会是香的，可推门进去一看，天哪！我的脚踩在哪儿呢？没一块干净可落脚的地方，怎么上厕所呀！只有退出来对父亲说：“带我去百货商店吧。”在驻马店唯一的百货商店里，我把身上所有的人民币，买了家里的日用品和大家的雨鞋，再刻意地买了一个痰盂。这小城里没有银行可以兑换外币。在汉口时我问过父亲驻马店是否有能换外币的银行，他肯定地说有，驻马店啥都有，迫不及待地要我跟他回家，现在可好，啥都没有！可想而知他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但这能怪他吗？
那两间半的平房，一间住着小妹一家人，一间被隔成两半，靠里面的半间仅能放一张大床，另外半间用来吃饭。墙边上撑着一个板床，白天我坐在上面听她们讲往事，晚上是我睡觉的地方。半夜里大雨倾盆而下，我听到滴嗒的声音，原来大妈早已用脸盆接在那儿了。我再也无法入睡，却见父亲坐在一旁，见我醒来，对我说天亮之后去买火车票，早点离开这里吧。时至中午，我看着始终沉默不发一言的父亲、忙碌不停的小妹和不断唠叨着的大妈。大妈看来是知足快乐的，她等待一辈子的丈夫终于回到自己身边，虽然不爱讲话，可他有学问、做过大事，又是个十分高大、漂亮的男人！可这时的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泪水不由人的地直往下淌……父亲站起身来说：别哭！看我给你写诗。说着就见他拿出一个粗大的毛笔，一气不停地写着：“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女使人悲。一去巴黎万千里，骨肉再逢何时归？女儿抑泪莫伤悲，古今俘囚几人回？今能人生得相会，胜居高阁封王位。”此时，我只有放声痛哭，一家人陪在一旁流泪。此情此景，我今生是再也无法忘怀了。
我特意让小妹和妹婿陪着去汉口，小妹说她没坐过火车。我领着他们又住进了华侨宾馆。刚开始宾馆里的人不让他俩进去，见我跟在后面才不言语。在房间里他俩舒服地洗了个热水澡。过一会儿，小妹走近我不好意思地问：“那马桶咋倒啊？”后来又说：“难为了俺姐在家中住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阵心酸。
在外宾候车室，我们碰到一群穿着军装的中国人。可真正的外宾只有我一个，小妹和妹婿却变得侷促不安。这使我想起当年文革时期对军代表的畏惧，即刻和他们说笑，尽量使他俩放松。一九八二年国内还没开放，政治气氛相当保守，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真的怕军人，无产阶级专政么。而我当时出国己有九年，在西方社会生活，又正值青年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浸润早把那样的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凤凰直飞云霄，与鹏比美。冷视万物强数高。曾几何时，狂夫一弹中羽毛，半生哀嚎。”父亲留给我的字画很多，这一副是最能表达他的心境了。
生活就是这样！活着的人都得承受着生命旅途中的一个个考验。喜怒哀怨、富贵贫穷中都隐藏着高深的哲理。真正的幸福是能懂得众生平等，懂得尊重和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