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流行歌曲时代

·七　月·

　　（１）我的流行歌曲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迷茫而彷徨。父母说我多愁善感，像极了林黛玉，老师说我聪慧过人，却又心不在焉，同学们说我孤芳自赏，目中无人。

　　的确，我看上去一切正常，早晨背书包上学，考试成绩优秀，回到家读课外书看电视，偶尔帮父母做些家事。我按部就班地升级，发育，上最好的学校，出落得匀称整齐。

　　可我和这个世界却格格不入。当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们热切地谈论当下最流行走红的明星歌手时，我却一脸茫然，不知她们为何如此激动。我的世界遥远而神秘。在漫天繁星的夜晚，我听门德尔松的小提琴，莫扎特的慢板，读赫尔德林的诗歌，我的床头挂着一幅我自己画的的莱蒙托夫的铅笔素描，他是我心中的真正英雄。我眼前的世界过于嘈杂肮脏，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有人随地吐啖，路边小贩们在煤炉上煎着面饼，商店里挂着牛仔裤的广告，汽车开过扬起一路尘土。流行歌曲就在这样的空气里飞来荡去，时而婉转，时而悱恻的声音在暗淡的街灯下像一缕缕烟雾，模糊暧昧。而我渴望的是田野上的鲜花，河流里的木船，和如梦如幻的黄昏。

　　甚至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唱一首歌，她的嗓音低深沉厚，我不当心也跟着唱了起来。从此，我有了一个绰号：“小蔡琴”，我却根本不知道蔡琴是谁。

　　在我美丽得最如花似玉的那个春天，一个穿红夹克的高大男人如大火一般熊熊燃烧在我们班女孩子们的心上，他叫费翔。那时候，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都能听到他的歌声。我却只喜欢他的《故乡的云》，它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乡愁。可我的乡愁却是想离开家乡，到飘着白云的远方流浪。

　　只有那一夜，我第一次被一首歌曲激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晚上，侯德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唱起了《龙的传人》。很多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的嘶哑的声音，我把那个夜晚写成了诗：

　　哪一个夜晚
　　绝迹多年的龙
　　又开始歌唱
　　大地疑惑着
　　望着身上的弹孔
　　黎明时分
　　血色的鲜花
　　突然怒放
　　六月，便成了
　　一群无家可归者
　　永恒的乡愁……

　　又过了一些年，我真的离开故乡，到处流浪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在美国的第一年，我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一个周末，我在离学校２０多英里外的一家酒吧里当酒保。夜半回家时，我的汽车突然抛了锚，死在一条山路上。那时没有手机，四周是美国中部的丘陵树丛，没有人烟。在惊惶沮丧之中，我找到了书包里的一个小录音机，里面有一卷歌带。打开一听，费玉清如痴如醉地唱着《苏州河畔》。那条我故乡的河，此时此刻汹涌澎湃地向我袭来，用乡愁和柔情把我淹没，在皎月当空的异国他乡，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和我共渡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震惊不已，第一次发现那些温软忧伤的小调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而我离故国故乡毕竟越来越远了，异国他乡却亲近得如同朝夕相处的情人。我看好莱坞电影，听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和布鲁斯，每天早晨在汽车上读《芝加哥论坛报》。只有周末去唐人街买豆腐烧鹅时，才会从店门口的角落里扯一张免费的中文报纸，瞟上一眼。报纸上大多是演艺人的八卦新闻，什么梅艳芳得了癌，蔡琴离了婚，费翔在百老汇跳大兵舞，而这一切，似乎与我毫无关系。

　　我入了美国籍。说话中英文夹杂，姓写在名字后面，从银行贷款买房，选自己心仪的总统，每两年带着女儿回中国探亲，在网上和人吵架。。。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

　　有个寂寞的冬天，我从冰雪交加的芝加哥去更加寒冷的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客户那里出差。二月的明尼苏达州，除了雪，还是雪。有一天，冬日的阳光在雪地上白晃晃地闪烁着，天蓝得像我曾见过的一片湖水，干净透明，我的心里却泛起了另一片我未曾见过的浩大的湖水。

　　我追随着我心里的歌声，来到了一个叫杜鲁斯（Ｄｕｌｕｔｈ）的港口城市，苏必利尔湖倾城而过，这里是鲍勃。迪伦的故乡。迪伦早已离去，可是他的歌声却还在风经过的湖面上回荡。他桀骜不驯地唱着歌，沙哑的喉音和断续的吉他像一块块沉重的滚石，嘹亮的口琴恰似一只春天的小鸟，快乐地跳到枝头。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中国歌手，穿一身黑衣，眼睛藏在墨镜的后面，面色冷峻地弹着吉他，他被称为中国的迪伦，他就是罗大佑。

　　回到旅馆后，我在网上查找着罗大佑的消息。罗大佑老了，他剃着短短的寸头，不再像年轻时酷酷地挥甩着长长的头发，那个姿势当年总是让我心神驰荡，还带着眼镜，却不再是墨镜，他的声音断裂嘶哑，很像迪伦上了年纪后的声音。他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如同我办公室里的同事。可是他仍在写歌唱歌，还像年轻时一样热情冲动。为抗议美国入兵伊拉克撕毁了美国护照，上街静坐要求陈水扁下台。我通宵未睡，听了他许多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比如，《追梦人》，《亚细亚的孤儿》，又重温了他的那些使他成为中国流行歌曲教父的经典……石破天惊，我才懵然醒悟，“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可是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多少年来，他也和我一样，寻寻觅觅，却未改初衷。

　　在梅艳芳去世了很久以后，我才偶然地看到了她死前一个月的告别音乐会。录像带很长，好几个小时，我却始终站着，屏住呼吸，生怕打扰了舞台上的她。我从来不是她的粉丝，也根本听不懂她唱的粤语歌曲。我只是看到了一个以身殉艺的女英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义凛然，美艳如星。这样惨烈真诚的个性，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从此，她于我不再是个红颜薄命的天涯歌女，而是一场华美灿烂，浩浩荡荡，大起大落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不是一般人承担得起的，一如梵高，海子。只有浸透了血泪的艺术，才是来自心灵的呼唤，才能超越死亡。

　　费翔也不再年轻，可依旧腼腆内敛。他在百老汇兢兢业业地演着舞台剧，一丝不苟地唱着咏叹调。美国似乎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没有大紫大红，舞台上的人生千回万转，生活本身却艰辛琐碎。我一如既往地喜欢他挺拔的身材和单纯的眼睛。

　　再一次听到蔡琴，是因为她的前夫杨德昌的离世。舞台上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举手投足里都是曾经沧海的从容和释放，刻骨之痛后凤凰重生的自信和安详。她的歌声里有光有爱，有温暖的怜恤，有轻柔的问候。她的嗓音更加醇厚舒缓，像一匹毫无瑕媲天鹅绒。我都为杨德昌可惜了，他似乎只是一介武夫，用尖锐的刀锋来塑造一个真挚绝美的女人。然后弃甲曳兵，一派狼藉，黯然下场，留下她在那里如莲花般在月光如水中盛开，幽兰四溢，香气迷蒙。有一天看她和费玉清一起唱《苏州河畔》，我又想起了那个倒霉的夜晚。很多年过去了，费玉清一点没有改变，笑容轻盈，衣服干净。岁月如梭，可对一个爱惜自己，努力敬业的人，却也可以不着痕迹。

　　我的轰轰烈烈的后流行歌曲时代开始了，比起尘世间的流行，要晚了很多年。我带着一丝伤痛，一缕惋惜地重新走过我的年轻时代。岁月就是如此流逝，那些可以触摸的旋律唤醒了我们的记忆。我和他们一起成长，在狼烟四起的茫茫人世里恋爱工作，养儿育女，生老病死。夕阳抹在秋日午后的衰草枯藤上，萧疏荒凉的大地泛着淡淡的蔷薇色，在水一方的前生前世里有歌声传来，我知道我至今还在爱着。

　　（２）做个小说家，做个诗人

　　这几天，在读当下海外华人作家们的小说。

　　我以前念书时，喜欢啸尘。她年轻时代迷茫，青涩的文字很适合我当时漂落挣扎的心情。她开始在网上写字的时候，我才来美国，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读书，每天被作业论文压得灰头土脸，根本不敢妄想那些方块的汉字曾给我的幸福。于是，我非常羡慕她，饥渴的读她……其实，是在镜子里看一个模糊的自己。

　　为了写论文，我几乎活在图书馆里。写累了，就去中文书的架子上翻翻。我吃惊地发现这里最多的是张爱玲的老书，封面都泛黄了，却版本齐全。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琢磨这座没有中文专业的大学为何会对她如此感兴趣。这个谜是在我离开了学校很久，偶尔读一篇有关张爱玲的生平后才揭开的。原来６０年代初，张曾在这里任过驻校作家，但由于她的羞涩和笨拙，和校方搞得很不愉快，任期未满，就被解聘了。那些书都是当时为了请她，学校精心收集的。我枉自叹息，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会与她以这种方式相遇。在那些枯燥的岁月里，张爱玲又让我回到了石库门石板路的上海弄堂里，我的先辈门居住的地方。我最热切的盼望是赶快读完书，找一份工作，安顿下来后，像啸尘那样上网写字，写张爱玲笔下的中国月亮，丝绸，沉香和亭子间。

　　我和啸尘有许多相似之处。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学电机的女生很少，而我们都是学电子工程的。她接着搞集成电路，我成了软件工程师。可她却想当一名小说家，而我只想写诗。很少的女电子工程师们居然是如此不安分守己，心猿意马。

　　啸尘果然成了小说家。我断断续续地读她的小说，还像以前一样被她的缠绵萦绕的文字所感动。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某一首歌，火车汽笛的鸣叫，这才意识到那个晚上我一边在听那首歌的时候，一边在网上读她，这时，镇上有火车经过。她的故事很多发生在她居住的旧金山一代，我也曾在那里呆过。于是，我会想起那条街道，坡顶上的浅蓝色维多利亚式的百年老房，晚霞下的金门大桥。

　　而我，却没有成为诗人，可还在固执地等待。在我绝望的时候，我就去读里尔克的《哀歌》。里尔克写信给莎洛美说：“现在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一边肩膀总是冰凉的。我做好了创作的一切准备，我受过如何创作的训练，而现在却根本没有得到创作的委托，这怎么可能呢？我是多余的吗？”直到有一天，突然间，狂风中似乎有个声音在向他喊叫：“是谁在天使的行列中倾听我的怒吼？”芝加哥冬天的风总是很大，我却格外热爱刮风的天气，因为我在等待风里的声音。

　　做个小说家，做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