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时，文化还是一个高尚的词。报纸上常常有作家、诗人们欺骗女文青感情的报道，可见那时文化人社会地位不低，对女青年是有吸引力的。现在不同了，光靠码字、玩深沉就想耍流氓，估计不靠谱。
当作家，写小说、写诗，那时不但是许多文科人的理想，也是很多理工科WSN的白日梦。俺们学校有个文学社，还真出个一篇轰动全校的小说，在校园黑板报上连载，差不多全校师生都去看过。其实也就是写作题材突破了学校的禁区，说的是一外号“白天鹅”的女生，朦朦胧胧的恋爱心情。那点俗事就能引起轰动，可见俺们学校当年是多么的愚昧落后，广大师生被Turn-on的域值有多低。
系里时不时也有人编些油印刊物，供感觉才气冲天，其实能力有限的同学们发泄。记得某期主编向某哥们约稿。哥们在宿舍里憋了一整天，要写篇严肃的哲学小说。那哥们平常很得了些哲学皮毛，弗洛伊得、休谟、德谟克里特，常在嘴角飘过。记得开篇充满神秘，好像提到了黄昏，大礼堂的穹顶泛着墨绿色的光之类的，还有好多哲人名言摘抄，好多感情抒发，就是没有人物和情节，据说写完后改成散文随感了。
俺当年痛恨码字，到是爱看杂书，特别是历史书。受高中一铁哥们的影响，对哲学也略有兴趣。俺哥们读过很多哲学著作，放假回家时喜欢和俺一起神聊，顺带对俺进行哲学科普。从他那里，俺知道了有趣的芝诺悖论，比如为什么“飞矢不动”，比如“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并不是因为他的脚后跟。
记得还和他争论过不可知论，俺灵机一动，说如果世界是不可知的，那你如何知道是不可知的？所以一定是可知的，不然逻辑上不自洽。哥们想了半天，觉得俺说得有理，决定暂时把不可知论放一边去。
俺断断续续地瞎琢磨过些哲学问题，说过些貌似很深邃的废话。比如相互吸引“源于存在的绝对性，即生的本能。因为存在必须占有空间，占有空间有赖于各部分之组合，组合需要相互吸引。”而排斥“源于运动，运动意味着一个存在要占有另外一个存在的空间，于是两个存在间就有排斥。。。”
有一阵发现哲学家争来争去，常常争的是语义和概念，于是又看了几本逻辑书。金岳霖的《逻辑学》看得最认真，还写了很多眉批，但是好像看到第四章还是第五章就嘎然而止了。那时候还不知道老金和林徽因的故事，要不然可能会硬着头皮把那本书读完。
当年有点年轻气盛，一上来就觉得逻辑学有个大缺陷，只研究静态问题，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变化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比如说一个概念，无论是外延和内涵，都会随空间和时间的转换而改变。自己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没完没了地哲学争论，都可以迎刃而解。于是有一阵子，颇花了些心血企图构造所谓动态逻辑学体系。
本质上说，俺是个没长性的人。所以那些文化人的爱好，最终都无疾而终。后来在高校误人子弟时，发现自己那些学生中，有几个喜欢哲学的，看上去都神叨叨地。这才暗地庆幸，俺当年没陷得太深。
那几年一阵乱读书，也并非一无是处。后来给女朋友写情书时，发现旁征博引，特别游刃有余，也算是种豆得瓜。
刚工作那几年，读书的爱好还延续着。相当一部分工资，都捐给新华书店了。无奈后来远走他乡，所有的藏书都作了鸟兽之散。于是心灰意懒，再没了买书的兴趣。如今俺就立志，做一个认得字的文盲，有知识没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