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分子'的出处: 刘少奇的乾坤大挪移

"四类分子"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在“四清”运动和文革里惨遭政治迫害。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

背景说明：1963年，在从三年困难时期中恢复以后，毛泽东痛定思痛，准备在体制内引如监督机制，让群众可以对官员拥有监督的权力。

以下摘自《论社会主义社会》：
“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制定了《前十条》，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十条》有四个主题：以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干部意图提高干部工作水平；以社会主义教育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心；以阶级斗争教育干部群众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以“四清”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推动全体官员清正廉洁。其中第7条指出：“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理委员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第8条指出：“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这里的“四清”，其实就是生产资料的公开管理。这个运动，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建立民主的群众监督机制，从制度上解决干群矛盾。可以说，《前十条》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民主机制的一个重要尝试。

但社教运动开展以后几经波折。63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后十条》，提出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给运动设定了主题：四清和对敌斗争，把社教运动变成了整人运动。《后十条》的“对敌斗争”就是整阶级敌人，就是斗争“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且要参照1933年中央划分农村阶级的文件重划阶级成分，清查漏网的阶级敌人（那个文件是王明统治时期的极左产物，毛泽东曾意图阻止该文件的制定和实施，被二十八个半讥笑为不通马列主义，是“狭隘经验主义”。为此毛泽东特撰文《反对本本主义》，很是打了一阵笔墨官司。不过这场笔架毛泽东没打过二十八个半。那个文件也是中央苏区反五次围剿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后十条》的“四清”不再是建立公开经营管理的制度，而是集中力量整基层干部，清查经济上多拿多占的干部以及政治上和“地富反坏”有联系的干部。而且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将血统论正式引入到了党的政策之中。此后，由机关干部和高校师生组成大批工作队下乡搞运动。其中王光美带队蹲点，在64年4月搞出了个桃园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如何用秘密调查和逼供信挖出“四不清”干部。接着刘少奇在64年9月发布“《后十条》修改草案”，在全国推广桃园经验。一时间基层干部、出身不好的人、以及平时爱说个怪话的人被整得凄惨无比，有些村社基层组织彻底瘫痪。而关于《前十条》里希望通过选举来产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后十条》里的说法是“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完全成了由工作组吸收发展的，而不是大家选举产生的。彻底没有了民主的成分。从此，社教运动被称为四清运动。”

评述：毛泽东发起运动的目的，是建立群众可以监督干部的民主监督制度。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一个漂亮的乾坤大挪移，将运动的重心转移成了对“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的斗争。以毛泽东的名义，来瓦解毛泽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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