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也吸引来了形形色色的各国间谍。
两只可疑的老鼠
1967年初，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出了件怪事。在机场海关进出境出口，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了两只老鼠准备出境。
事情很快上报到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察的张文奇立刻察觉出一丝危险。当时张文奇只有三十出头，却是个经验老到的能手。他立刻通知海关将老鼠扣留，送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并指示暗中用两只广州本地的老鼠替换，允许其携带出境。
检测显示，送检的老鼠身上粘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鉴定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类同。据此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原子工业基地。很快，化工部国外局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携带老鼠出境的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名叫乔治•瓦特，系英国籍专家。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也有回馈：我国通过英国维克斯－吉玛（V.G）公司引进了一套价值两千万英镑的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但经查，不少都老掉牙了，外国专家们也常找借口“磨洋工”，神出鬼没。不过，有一个外国专家却特立独行，不但提供资料，向中方示好，还揭发同伴用英文写“反标”，这个专家就是瓦特。最近，外交部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以及批准他去香港休假。
面对复杂的敌情，张文奇打算主动出击。
然而此时的北京，却处在风暴的中心，短短几个月，党政瘫痪，“黑帮”、“走资派”纷纷落马。北京市公安局八十四名处级以上干部遭到撤职、隔离、停职等处理。更不巧的是，不久发生了“火烧英代办”的严重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恶化，英方限制了我驻英代办处人员的活动。我方亦采取了对等措施……
内外交患，怎么办?张文奇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在中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转送情报的惟一途径就是夫人探亲回国的“小路”。然而，现在，瓦特的夫人即将回国，瓦特也要去香港“休假”，时间紧迫，找谁决断呢?
万般无奈，8月的一天，他“冲”进了戒备森严的公安部，找到杨奇清。
这位当时年过半百又遭“炮轰”的老部长，听到汇报就像老战马听到了冲锋号，立即指示：“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杨奇清像一位老练的渔翁，轻轻抛出了“钓饵”……
“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1967年9月5日。张文奇乘坐小轿车向首都机场飞驰。突然，“噗”地一声。糟了!车胎爆了。瓦特夫人是下午一点十分的飞机，现在十一点四十分。虽然不迟，可是没走几步，又是“噗”地一声，刚换的备用轮胎也爆了！
张文奇立即让司机找电话调车，自己则留在路边截车。可是，时近中午，马路上空空荡荡。
这时，一个胖小伙推着自行车过来，好奇地绕着小轿车转了一圈。张文奇灵机一动，友好地说，“想进去坐坐吧？来，你先坐着，等司机来了，你告诉他，我骑你的车去机场啦，然后你坐车找我，好吗?”小伙子一脸喜悦。张文奇说完，跨上车就直奔机场。
终于，努力有了收获。从瓦特夫人那里不仅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还有中国原子弹实验的详细报告。而这一切，停留在候机大厅外的瓦特却还蒙在鼓里。
照片洗出后，经特殊拼接显示，其中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七张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三张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瓦特果然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
对张文奇的汇报，杨奇清拧着眉听着，一边不停地踱步。突然他站住，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说道：“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钓出大鱼
不久，瓦特在北京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此时他尚不知自己已被监视，接电话时，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张文奇敏锐的侦察嗅觉告诉他，许林德是一条大鱼!为了弄清许林德的真实身份，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化工基地。
1964年11月25日，英国V.G公司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供应中国兰州化工公司设备等合同，约定向中国供应最现代化的设计和技术、质量最优良的设备和材料，并保证实现合同规定的运转数据。但是，事实证明，这家公司并没有掌握合同中的主要技术。他们派遣的所谓技术人员，大部分不称职；懂技术的，却常在兰州地区甚至军事禁区周围乱转。大量情况表明，这个项目非常可疑，可能是以贸易为掩护，进行政治、经济上的诈骗和破坏。
考察组的到来，立即引起了外国专家的注意。尤其是张文奇的生面孔。外国专家组长特鲁茨•封•许林德曾试探地询问考察组的专家：“那位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专家?”
为了在短时间内甄别许林德的身份。张文奇建议考察组与外国专家组举行一次会议，具体汇报引进设备的技术问题，从中鉴别外国专家中是否有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尤其是那个许林德。
作为主讲人，许林德会前显得很有权威，两大摞技术资料整齐地摆在面前。然而，会议开始，许林德却照本宣科，连中方技术人员也听得不耐烦。
于是，张文奇在会间为许林德送了杯桔子水，趁机搭讪：“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许林德毫无提防，顺口回答：“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
现在已经明确，许林德虽然持有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V.G”公司的专家，实际上是美国人。而且，经侦察发现，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摄我禁区照片，而且对黄河的水位很感兴趣，多次测量。
收网捕鱼
11月的兰州，寒冷已经到来。许林德加快了搜集情报的行动，并做好出境的准备。
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外交邮袋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扣留在京的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从外部打给瓦特的电传、电话一律监控，所送物品一律检查，并严格控制瓦特与外部的联系，尤其注意兰州方面与瓦特的联系。同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
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乔治•瓦特夫人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V.G”公司电报称：“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封•许林德很健康!”瓦特夫人显然是向有关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
紧接着，瓦特在北京新侨饭店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经检查，在给瓦特的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乔治先生，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控告信，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
当晚，兰州外事部门又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形势越来越紧急，怎么办?张文奇仔细考虑后，作出三项决定：(一)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二)海关例行检查，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三)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对外界询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的，一律以气象关系不予回答。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与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改在北京机场检查，是预防不必要的疏忽。
1967年12月初的夜晚，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察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晚上十点十分，许林德从飞机上下来，一眼就看到了张文奇，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里，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这些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NSD密写标记，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共七十二页，全部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特工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更重要的发现是，塑料袋里密封的沾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得到的情报，收集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对测试原子弹当量及原料成份是相当重要的。
“你们辛苦了”
张文奇虽然钓到了“大鱼”，却又有了新的焦虑，他突然发现找不到杨副部长了。1967年12月12日，北京西北风夹着小雨，杨奇清在这个冰冷的早晨被带到了秦城监狱。而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却涉及到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决策。
惴惴不安中，张文奇想到了外贸部长李强，他能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吗？
出乎意料，在贴满大字报的外贸部，李强没等张文奇说两句，就回复：“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该公司在中国的人员限期离境，立即废除英国公司与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签定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张文奇顾不上高兴，接茬汇报：“李部长，这些外国人的间谍活动，我审查了，许林德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他搜集了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可是我找不到杨奇清副部长啊。”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屋里是短暂的沉默。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而且，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能让他们就这样离开中国吗？
李强伸手拿起“红机子”，有力地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不一会，李强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张文奇，心“唿”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多少年以后，张文奇仍记得这个声音。
此时，他想哭，他想像受了委屈、折磨的孩子一样向长辈倾诉心曲，但他首先是个警察，警察有警察的职责。于是，他努力平静下来，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周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哎、哎。”张文奇连声回答。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
“北京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有关机密资料的间谍案就这样被及时地侦破了。
（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