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共邀请，乘飞机飞抵延安进行考察。几天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这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知创业容易守业难，“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如果跳不出这个历史的循环，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几千万中华优秀儿女的鲜血就会白流，共产党也会有一天被后人哀叹。
如何能让中国百姓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让几千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江山改变颜色，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主席一直在考虑着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此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文革教育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此时虽涌现出了如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等劳动人民的代表、公仆，不幸的是极左泛滥，打击面过广，邓公子因其父受到牵连，不堪身心折磨被逼跳楼。
毛主席晚年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如今连国民党被赶到台湾都被一些人仅仅认为是国共之间简单的争权夺利，更何况后来被彻底否定的文革了。自邓大人掌握政权后，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美好的愿望是，一部分人富裕后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为此开特区吸引外资台商，并出台了一系列对外资减免税的优惠政策。
多少年来大量外资涌进中国，兴建工厂企业，剥削者不再有罪甚至有功，中国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销往欧美以及世界各地。虽然大力鼓励资本家在国内的发展，但保护员工的法规却不见健全。曾经的“一切权力归工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到工会行同虚设，多少年过去后富者越富，相对的贫者还贫。当还有人在津津乐道这春天的故事时，从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富士康却传出了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的悲剧。
为何如此？是什么导致了20左右岁花样年华，前程似锦的年轻人跳楼自杀？其实早在2006年就有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王佑和翁宝揭露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报道--《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 “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立着干活不得说话”， 时有员工在班上晕倒的现象，可富士康的发言人对此的解释是“员工晕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差”。报道中说一名富士康员工形容他们的生活： “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此报道一出，两位记者惹上了富士康的官司。富士康控告两记者严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并向两记者索赔三千万人民币，因此两记者的财产被法院冻结。当时苹果公司虽也介入调查，其调查报告指出：“富士康工人的加班时间超过了《行为法则》中每周最高60小时的标准，但并未未发现强制加班行为。。。”。但后来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在苹果公司的授意下富士康撤销了对第一财经日报社和两位记者的诉讼，此案不了了之。
显然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富士康员工足够的关注，也没有对富士康如何使用员工作深入地调查，没想到不到四年富士康惊传员工１３起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让人惊讶之余竟然有人评论：富士康的跳楼员工基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刚走出校门不久，我们一定要从事件中看到跳楼员工的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耐挫能力等都不是很强，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心理辅导，人文关怀。同时富士康也开始在员工宿舍楼周围搭建安全网，防止跳楼自杀。如果人不是极端绝望，对未来没有任何幻想希望，谁会自杀？不过再一想这种所谓的心理辅导，人文关怀的想法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一些时代的进步，如果当初文革时有这些心理辅导，人文关怀，邓公子没准儿也不会跳楼了。可叹的是邓公子的跳楼将来仍会有很多人记着，并用来控诉文革中的悲剧；而富士康员工的跳楼就像现在人们已经不知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一样，会逐渐被人忘去，甚至即使如今他们每个人的姓字名谁也不一定有人知道。原因大概一个是权贵，另一些只是些小民，人们大多只关心权贵，忽视小民。
如今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资本家虽说还在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但有些地方也不得不收敛一下，也不得不适当的保障些劳工的福利人权，让劳工被剥削得在其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或心甘情愿的被剥削。虽说富士康的老板是从重人权讲民主的地区而来，但显然富士康是连一点儿遮羞布都不想要，用跳楼价吸引客户，然后用赤裸裸的手段剥削，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员工，以至于逼得有些“脆弱的”工人跳楼自杀。尽管富士康的客户苹果公司和惠普公司已经介入调查，但别指望外国或外国公司在整体上能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福利，因为这是由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其实归根到底，是外国的大公司大财团在对中国进行掠夺，是他们为了追求利润，尽量压低在中国的进货价格，当中国劳工制造出商品得到些微薄的报酬后，他们反过来又想方设法让中国人再用那些微薄的报酬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最近结束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仍不断要求中国扩大内需购买他们的产品），并一直向中国施压希望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以便中国能买更多美国的产品。
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虽有句老话天下乌鸦一般黑，但也有可能不那么绝对，会有些变异的物种，而且如今这世界光怪陆离，也没准有些乌鸦把自己染成了别的颜色。万一自己不幸遇到黑心的资本家，如果自己有能力至少还可以跳槽，找个稍好的资本家；如果自己能力大些甚至可以自己当个资本家；如果有更大的能力没准儿还能为改变社会的不公做点儿贡献。从新中国的建立到现代国外的资本主义，劳工的福利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是通过劳工自己奋斗甚至流血牺牲争取来的。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自己不努力不富强就只有被强国掠夺剥削的份。正如现在富士康给人们的教训一样，在国内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富士康”。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风水流转，时过境迁。从邓公子的跳楼到富士康员工的N连跳，谁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将来张公子，王公子或某公子的跳楼事件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