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城老武
“六四”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以后，中国政府一方面编造事实，称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使其镇压合法化；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将学运说成是境外与境内反动势力相勾结，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混淆是非，愚弄百姓。20年过去了，共产党及其政府仍然坚持其镇压的合理性，仍然控制着全国的媒体来继续掩盖事实真相，欺骗群众。20年来，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在海外出版，揭开了学潮背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黑幕。 这些年来，人民也不断地回顾那一幕幕波澜壮阔历史篇章，在痛恨中共血腥镇压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不断地问自己错在哪里？
回想起来，89学潮演变到后来的6.4流血事件，不排除是共产党内保守派们搞的一场政治阴谋。 善良的学生们在那次学潮中也犯了许多错误，被强硬派们利用了。如果排除阴谋论，政府的过失最大，尤其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滥用武力，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下面先谈谈阴谋论，再讨论学生们的失误，最后再谈中共政府的失误。
以悼念胡耀邦开始的89学潮演变到后来的6.4流血事件，不排除是共产党内保守派们搞的一场政治阴谋。 主观上，保守派们和强硬派们巴不得精英们和学生们蠢蠢欲动，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能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 “企图颠覆政府、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为借口来镇压，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与 “支持和同情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借口，将党内改革派和温和派一网打尽； 进而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而将改革开放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保守的元老们如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彭真、王任重、邓颖超等人和他们马前卒胡乔木、邓力群等利用各种机会打击主张民主的党内外人士，先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批评《苦恋》及“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 但都因不得人心而狼狈收场。 1986年底合肥、上海等地爆发了学潮， 同学们要求民主、新闻自由， 由于北京市紧急出台了《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并于87年元旦在天安门广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没能成功举行。 此后，邓小平强烈地批评了胡耀邦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软弱，并强烈地表态对待学潮要“不惜流血”，并点名要开除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人的党籍。 保守派元老李先念到处扬言要抓一批人, 王震更是在到处气势汹汹地演讲，杀气腾腾地叫要杀几百万学生。 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在86年底的学潮后被迫辞职，保守派们乘机掌管了中宣部等中共舆论阵地。可以说， 86年的学潮给保守派们了一个机会，他们有所斩获；而改革派们则是严重受挫，不但失去了领头人， 而且也伤了元气。但保守派们也没有捞到太大的好处，新任的总书记赵紫阳一上台就对保守派们的马前卒邓力群下手，邓不但失去了进政治局的机会， 连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研究室也被赵紫阳撤销了，因此保守派们怀恨在心， 一定会找机会卷土重来。
事隔不到一年半，另一场学潮借胡耀邦逝世之机再次爆发，而且规模远比86年那次大。保守派们心里不禁暗暗高兴，这次不但要将改革派们一网打尽，而且还能杀人过瘾。这些魔王们多年不杀人了，手总是痒痒的，上次想杀又没有杀成，只好拍桌子自残， 这次机会不可放过。果然，事态朝着保守派们期待的方向发展。4月21日，军警在新华门前打人，将学生们激怒，把事态扩大。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学生们逐渐平静下来了。在总书记赵紫阳离开北京赴平壤访问前，政治局常委们包括李鹏都同意赵紫阳对学潮疏导和冷处理的政策，而且邓小平也点头同意了。在李鹏在北京站为赵紫阳送行的时候，赵紫阳再次向李鹏重复了以前的观点， 李鹏也表示同意。但赵紫阳刚离开北京， 北京市的李锡铭、陈希同就向政治局汇报，夸大事态。 李鹏就迫不及待地将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并在25日向邓小平汇报。 邓小平一听学生们在闹事， 还在骂他，就将学潮说成是反党、发社会主义的动乱。李鹏从邓小平家里出来后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人民日报》社论，并将邓小平的讲话在各界广泛传达。 4.26社论，不但激怒了搞学潮的学生们，也动员起了平常不关心政治的同学们，更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4月27日北京高校的学生们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市民们也帮助学生们冲破了警察们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 强硬派们原先准备好的镇压在这种群情激愤的形式下没有实施，只好敷衍学生们来个假对话，但没有在对学潮定性的强硬立场上让步。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对学生们采取了温和的立场，5.4亚行讲话使学潮有所缓和。但强硬派们到处扇风点火，到处说赵的讲话不代表中央，学潮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又担心政府秋后算账， 将学潮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清场前，政府明知自已失去了威信， 却一再在广播、电视上播放公告，将广大的学生和市民们动员到天安门广场和各个主要路口，造成无谓的对抗。然后将广大学生和市民们污蔑成“暴徒”，指示解放军将他们当活靶子打。事后， 将赵紫阳等人清洗出中共决策层，并将那些主张民主的人士全部通缉。
广大学生们“清除腐败，惩治官倒”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值得称赞，可歌可颂。但在表达方式上也有不当之处，未能审时度势，尤其是错误地判断政府不敢开枪而造成群众无谓的流血牺牲。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这场学潮的明显特点。诚然，《北京市游行示威的若干规定》是在1986年底为了防范北京市高校学生游行示威而紧急制定的，其合法性也值得怀疑。但共产党还在执政，只要此法律没有被废除，它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学生们的历次游行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进行的，视法律为无物。在绝食以后，又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这些，都给中共政府的镇压以口实。
没有见好就收是89学潮的一个最大的失误。 在4.27 大游行后，政府的立场已经软化，并派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和学生代表们进行对话。 这对于一个长期高高在上，并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政党来说，已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尽管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就进行对话本身，学生们应该感到取得了胜利，应该就此为止，见好就收。 特别是在5.4游行后， 学潮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罢课结束和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代表时对学潮温和的讲话后，学生领袖们应把握时机，及时复课、 结束游行示威。 如果是这样，改革派们就不会被元老们和强硬派们逼向死角，进而被一锅端掉。
用绝食的方式逼政府摊牌实属下策。中国人，不管是掌权的还是老百姓，历来是吃软不吃硬， 用游行和请愿的方式要求和政府对话，已经让邓小平、李鹏等人反感的了，政府已难以接受。 用发动部分学生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方式来逼政府否定4.26社论，并要求和政府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这种方式无疑是制造和政府的对立，逼迫政府早日摊牌。这种悲情牌虽然获得了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但在那种特定的年代和环境，自己也没有台阶可下。 组织人去天安门广场绝世不难，但很难说服他们回到学校，更管不了外地来的同学们。 最后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转进强硬派的圈套，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镇压借口。
89学潮最大的失误就是学生领袖们误判形势，造成不必要的流血。 学运领袖们在6月3日晚政府强行进军天安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仍然企图使学生和市民们用血肉之躯，赤手空拳地阻挡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 他们错误地认为军队不会开枪，更没有想到解放军会使用国际上禁用的“开花弹”向自己射击。 有些学生领袖本想利用流血来大打悲情牌，以“唤醒民众”， 结果却事与愿违，血腥镇压虽然唤醒了民众，但事实上在政府的淫威下，民众们也无所作为， 烈士们的鲜血也白流了。 现在看来，当时有些学生领袖、广大学生和市民们当时的想法是很天真、很幼稚的。
学生领袖们与海外的联系， 尤其是海外急先锋回来鼓动和接受香港等地的捐赠成了政府的口实， 被政府轻而易举地扣上了受外国指使， 境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帽子， 从而使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被政府抹杀。 6.4后， 很多民众在绝望中希望外国制裁中国，从而使中共政权跨台； 有的人甚至希望国民党登陆和美国武装入侵，从而有机会推翻中共政权， 讨还64血债， 当然这些纯属很幼稚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被政府说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那些知识界的精英们，其实跟赵紫阳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政府在6.4后对赵紫阳多年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在胡耀邦创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大胆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言论， 启蒙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在知识界有很大的形象力。 广大学生们在1986和1989年搞的两次学潮，都受他们思想的影响。 1986年安徽、上海等地爆发了学潮，要求中共进行民主改革的学潮，导致了保守派的反扑，胡耀邦由此下台。 在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竭尽全力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免于被中共党内保守派们的清算。 这种大张旗鼓地搞“自由化”， 向共产党要民主的做法在保守派实力仍然很强的条件下， 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陷改革派们于不义实在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精英们虽然无法直接操纵学潮，但对学潮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1989年的学潮中，如果他们能记取上次的教训， 理性地劝阻学生们停止游行示威，6.4 悲剧就能避免，共产党内的改革势力就能够生存和壮大，今天的中国就会更加民主和开放。 然而，他们自己没有冷静和理智下来，反道推波助澜，使学生们的抗议活动逐渐升级； 从而使保守派们有了更多借口来镇压学潮和清除党内改革势力，最后弄得自己也被抓的抓，逃的逃。
如果排除了阴谋说，89学潮从开始，到壮大，再到武力镇压，中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调集野战军，用坦克、装甲车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并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仅手段粗暴、野蛮， 也是严重的犯罪。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丢掉了过去那种联系群众的作风， 一贯地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不关心民意，一贯以最高掌权者的意志强加于人。撇开中共最忌讳的“民主”，中共当局对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的腐败不闻不问，面对社会上对特权和高干家属的官倒的不满置若罔闻， 造成了很大的民怨。学潮爆发后，当政者又不顾民意，非要使用过去的老一套来解决问题，使得僵局越来越大， 自己也越来越被动。
中共的强硬派的思维也非常奇怪，经常捕风捉影， 无限上纲，动辄找后台、抓黑手，将个别海外的声援和介入说成是受海外反动势力的操控，海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 完全在侮辱同学们的智慧，抹杀他们的爱国热情。 中共政权对群众性的请愿和抗议神经也过度紧张， 常常自己吓唬自己，动不动就说要有“几十万人头落地”，又说自己的“红色江山是用几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完全是土匪式的思维。 仿佛先烈们当初不是为了中国的富强， 不是为了自由而流血， 而是为了一个置人民利益而不顾的共产党政权。 中共这些掌权的人就是为了自己一小部分的既得利益而绑架了整个党，将自己凌驾于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自己在过去政权更迭时疯狂屠杀前政府官员，现在又以这种恐惧的心态看待正常的权力交接；甚至连民众的合理的改革要求和民主愿望也被他们解读成企图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中共高层正是由于这种变态心理、小集团利益、和极度的不自信使得他们作出许多违背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事。
政府的职能就是执法，既然学生们未经允许就上街游行，政府就应该按游行示威法在开始的时候就制止。如果说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之前，学生们打着纪念胡耀邦的旗号，这时制止与情理相违背，那么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政府就该严格执法，拘捕违法游行的学生们，起诉带头的学生领袖，学潮即可立即结束。 学生们在中南海大门静坐，不但违反游行示威法，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只要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学潮也是可以平息的。 4月27日学生们的大游行，政府本来调来了大量的警察和解放军，但在关键时候，政府退宿了。不可否认，正是这次政府退让，大大地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示威者的威风，从此以后政府在也没有威信来制止学生们的游行示威。
政府在宣布戒严后，并没有强力执法，立即实施戒严。 在军车被市；民们包围后，没有出动警察和武警来封锁路口，在天安门广场强行清场，而是显得十分软弱，犹豫不定，这就使得学生和市民们误认为政府不敢用军队强行开进。
说赵紫阳对学生们同情，政府错失良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最为最为关键的4.27游行时侯赵紫阳正在朝鲜访问，不在北京；宣布戒严后，赵紫阳已经辞职。不知为什么一贯强硬的邓小平和李鹏在这些时候选择退让， 后来又突然硬了起来。
学潮中中国政府不但没能有效地平息抗议活动，反倒屡屡用各种手段来激化与学生们的矛盾，引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本来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也有所降温，不料，李鹏听信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的夸大其辞的回报后，给学潮以错误的定性；之后，又得到了足不出门，不了解情况，偏又对群众运动十分反感邓小平肯定。 李鹏从邓小平那里出来后，立即对外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并紧急组织文章，作为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对学潮的结论是这样的，“。。。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和4.26社论对党内外都是一个宣战书，但这些没能起到平息学潮的目的，因为上纲上线将本来已即将休战的学生们激怒了，市民们也被政府的做法激怒了。结果，引发了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邓小平也因其讲话被推到了群众的对立面。
在5月13日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后，政府对于首都各界呼吁政府尽快与学生对话，早日结束绝食的呼吁和请求置若罔闻。 不但没有真诚地和学生代表们展开对话，反而从外地调来大量野战军，欲对绝食请愿的学生们采取行动。本来，学生们从13日开始绝食到19日，已在烈日下已过了7个昼夜，也到达身体的极限。社会各界对政府的表现也是“从希望到失望，再从失望到绝望”。 20日凌晨北京戒严的消息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里播出后，北京各界对政府的愤怒已达到极点。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北京市民们和全国各地人民的强烈质疑，要求“李鹏下台”的怒吼声最为强烈。这是政府继4.26社论后又一次激化矛盾，这一次把北京各界都激怒了。 正是由于戒严令，群众们才等彻底地将李鹏与赵紫阳等区分开来了。 从此以后就是李鹏等人和同仇敌忾的北京市民们的对立，李鹏等人从此也完全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的而战。
政府再一次激化矛盾是在开枪镇压的6月3日。6月2日夜木樨地的意外车祸后，群众提高了警觉，在各主要路段发现并拦截了大量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实施戒严的军车。6月3日白天，政府已出动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对围堵的市民们采取了行动，大批市民们已闻风而动，赶往天安门附近。 政府明知自己已失去了威信，却在广播中反复播放通知吓阻市民们在当天晚上上街。 不料，这反而引起更多的群众上街阻止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 在两次“狼来了”之后，政府终于开始了在西长安街上的屠杀暴行。
中共及其政府1989年对待学潮的认识、态度及处理手法是非常拙劣的，根本让人看不出政治智慧。在学潮爆发前，学生们有好几天的蕴酿时间。政府没有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做安抚工作，最后导致学生们走上街头。在镇压措施未落实之前，又匆忙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及发表4。26社论。在杀气腾腾的社论之后，又没有立即捍卫社论的立场，让全国人民看着政府的笑话。在4.26 的强硬路线后， 政府有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同意和学生对话。 在对话以后，又没有能够坚持对话，在学生们要求高层次的对话时候，有突然来个戒严令。在宣布戒严后，又没有积极实施，似乎往后退却。 在这种猫捉老鼠的一硬一软的反复中，突然来了一手最强硬的。这样不但造成了不必要的学生和市民伤亡，也极大地伤害了共产党和它的政府的威信和尊严。
调动野战军，用用坦克、装甲车来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是一种丧失理智的作法，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炸子来向群众开枪又是罪上加罪。即使在毛泽东尚在的疯狂年代， 当局镇压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骚乱也不过动用了首都工人民兵， 使用的武器不过是大木棒，现场很少死人。 但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却如此丧心病狂，在圣地上大开杀戒，作最后的疯狂。 若是老人家真的英明，不如自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之前将这一帮妖孽也带走， 中国人民或许真的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