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爸妈带我们小兄妹二人逛中南海。那时候，那里是公园，大人门票五分钱一张，小孩儿免费。进门后突然下雨，在宽绰的门洞内避雨时，来了两个外国大男人，我幼稚没见过世面，有些不安，以为来了黄毛怪兽。不料，穿格子衬衫的老外抚摸着我的头，对爸妈说：“我们两国没有交涉”。他们的友好亲切让我释然，但听不懂何谓“交涉”。爸妈告诉我，他们是瑞士人，所谓没有交涉，就是不打仗，他们是中立国。我还记得中南海的万字廊是个黑黑的山石洞，大我两岁的小哥怕里头有鬼子，执意不进，跟妈妈等在洞外。我一来不知深浅，二来有爸爸拉着手还怕什么呢，爸爸不怕鬼子。小心翼翼地跟父亲走出山石洞，沐浴着阳光，我无比自豪。 那时的儿童其实都有我的经历，进过中南海，也都难忘南海，那是供老百姓
尽情享受的的名胜嘛。
1941年，我不仅进了中南海，而且进了怀仁堂，这就不是人人都有的经历了。那里举行集团结婚（当时最经济的婚礼仪式），我们的哥嫂是其中的一对伉俪。怀仁堂是很大的方形礼堂，集团结婚的主婚人是当时的市长于敬和，以他的名义送给每对新人一个银制印盒作为纪念（1949年以后，谁也不敢再留着它）。幼小的我听懂并记得，周围在座的人都说我哥是最英俊的新郎，还说第19对那个新娘最漂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山人海的大学生聚集在怀仁堂，欢迎抗战领袖蒋委员长。我姐和她的许多同学都激动地回味那热烈的场面，父亲却不以为然，他历尽沧桑，从不恭维领袖人物。
1947年，那里依旧是公园，并且自由出入，连门票都不要了。那里的房子还出租呢，我班里的F同学就住在进门往东约二百米、海边甬道的南侧，爬上一坡山石才到她家。我特别羡慕F家的破旧房子，因为出了家门就逛公园。放学后，同学们常结伴去玩儿上一会儿。
1949年以后，那里不再是公园，而是人民政府所在地和高层官员的府邸了。普通百姓别说进入，就是往门里多看几眼，也会引起卫兵的高度警惕。1987年夏，我和女儿沿长安街路北便道步行，又是突然下雨了，我不禁想起1940年她和父母一起的那次避雨。离中南海已经很近了，我跟女儿说：“不要紧，可以在中南海门前的廊子下避一会儿雨”——我知道，这次得在门外。话音落下，只见一位抱着孩子、背着大包袱的妇女朝中南海门前的廊下走去。站岗的卫兵忙迎上前来阻止，把急需帮助的母子拒之廊外。她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冒雨前行。我知趣地拉着女儿自觉淋雨，未越雷池一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在的名校教授合唱团应邀赴怀仁堂演出。众老翁妪皆自以为水平超群而受中央首长重视，激动前往。一行人被接待在怀仁堂外一个小院落里，席地而坐，化妆、练声均在露天。良久，被召登场，台下前后排就座的都是抱着孩子的保姆。此礼堂面积不大、是窄长的一条，显然不是我儿时所进的怀仁堂，不知情者才会以为自己到怀仁堂演出过，可是为什么通知我们是到怀仁堂演出呢？
后来中南海日益森严，再没有机会故地重游了。
日前，获准进入中南海的德国记者吴安莉说，中南海“寂静安详”，“鸟语花香”，“平湖如镜”，草坪剔成整齐的“绿军装”，服务人员告诉她那里的鸟是真的，“也拉屎”，不过等候室里的竹子是假的。不知是否别有用心，她竟敢报道“地上有随意弃置的烟头”，她还担心德国工作人员落下的一把伞被“处置不当”。她也够“安东尼奥尼”的了，好在花甲大庆有人重举了那面大旗，站在共党立场，有理由怀疑烟头雨伞都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所为，旨在恶意诋毁。她倒是也如实报道了龙虾汤、牛里脊等中西菜肴和上乘红酒，大概不得不承认，全球经济危机大潮中，风景这边独好。她说中南海“一切都还在帝国时代”，莫非也是恶毒攻击咱的“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要么就是她也被屏蔽过敏感词，从而产生“误会”，以致认为中国仍是极权的封建帝国。
不想研究德国记者，只是疑惑，变成政府所在地的中南海，现在大概是“外国人与有关狗可入内”了吧。即使开禁允许国人进入，也无法找回昔日的感觉——虽显荒凉，却有意境；虽不修饰，却天然美。但是进过、路过中南海的国人，至今依旧想着中南海。那是名胜古迹，属于中华民族，不应是炎黄子孙的禁区。还有玉泉山，我从未逰玩过，从没喝过那里甘甜的泉水，它就被变成“军事重地”，归了权贵——我也始终想着它。（201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