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上海還不很知道這樣的情況。潘漢年走後不久,以群的第一個兒子過生日,原先說好的,一定要請孩子的乾媽潘漢年的夫人董慧吃飯。可是這天家宴都已準備好了,就是遲遲不見董慧光臨。以群在妻子的焦急催促下,往潘府打了電話。
打完電活,以群神色黯然地回到餐廳裏,他告訴劉素明,接電話的是潘府的警衛,說董慧也已離滬去了北京。“她為什麼連個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以群百思不得其解。他料想不到這就是他和潘漢年、董慧的永訣!
四月中旬的一天,以群接到市委的通知,前去參加了一個小型的會議。在會上他看到面色清癯、仍在住院的于伶也應召前來,便悟出了會議的不同尋常。主持會議的人鄭重宣佈:潘漢年是“內奸”,已於四月三日被中央批准逮捕接受審查!到會者必須嚴守秘密。並且,限在兩天之內,每個到會者必須寫出揭發檢舉材料,越具體,越詳細,越快越好!
當上海電影製片廠全廠上下,甚至是與以群最親近的工作同志都還在猜測:于伶和以群出了什麼事時。于伶和以群已經接到張春橋宣佈的市委的決定:撤銷于伶的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職務、葉以群的副廠長職務。作為潘漢年同夥的嫌疑,他們被勒令接受審查。
潘漢年這樣一位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何以一夜之間成了潛伏的特務,並且當時謠言四起,甚至一些毫無根據的傳說來自官方的管道:潘漢年常常在自己那輛行馳的汽車上向敵人總部發報;解放初期國民黨飛機空襲上海就是他策劃的……。真乃是天方夜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也是從潘漢年的神秘消失,突然人間蒸發,使以群以及周圍的許多人切身地感受到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或許這是建國後的第一次,他們親身經歷了身邊的人成為犧牲品,一夜之間從受人尊敬的領導,墮落成為階下囚。轉眼之間,建國初期所感受到的當家作主,揚眉吐氣的心情跌入萬丈深淵。他們開始意識到身為知識份子的自己或許並不可能真正地成為新中國的主人,建國才僅僅五年的安全感從此蕩然無存。
在以群的印象中潘漢年是個平易近人,風趣幽默,舉止幽雅的領導。建國後在上海,兩家裏住得近,帶著孩子在濃密的法國梧桐林蔭下散步就到了潘漢年的家。潘漢年喜歡收藏古董,還喜歡養熱帶魚。休息時三五好友聚在家裏打牌,夏衍、于伶都是常客。潘漢年的妻子董慧是廣東人,來自香港,和以群的妻子是同鄉,都對廣東美食情有獨鍾。在朋友們的記憶中,潘府的家宴是非常好吃的。
潘漢年早年為了革命的需要,失去了生育能力。革命勝利後,生活安定了,膝下沒有孩子,難免覺得請寂。他很喜歡朋友們帶著幼小的孩子到家裏玩。也曾有過收養孩子的打算。所有這些夢想都隨著他遭遇的政治災難而流產。為了革命,他從此無後,入獄後更是傾家蕩產。也使得近年來潘漢年家鄉為他建立的紀念館裏空空如也,找不到什麼他和妻子的遺物。連相片也很稀少。
潘漢年入獄後,解放前長期負責地下工作的周恩來總理曾安排李克農做過調查,並向中央打過報告,試圖表明潘漢年的清白。但也都石沉大海,毫無消息。領袖的意志,沒有人能夠撼動。
一直到“文革”初,以群被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張春橋以“周揚在上海的代理人”的罪名列為批判對象後,在他不堪忍受恥辱,訣別人世的前一天,他仍然被與潘漢年關係密切的歷史問題緊緊糾纏著。那個傍晚,他踽踽地在幽靜的路上走了一遭,他感覺到家的附近,有一輛黑色的轎車在逼視著他的行蹤。
他回進樓裏,敲開了底樓的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朱端鈞的家門。朱端鈞驚愕地接待了這位神情反常的稀客。以群連坐都沒有坐,匆匆地囑咐他轉告于伶,“我過去所寫的許多老實交待與潘漢年關係的材料,都被張春橋翻了一個個,一件件定為罪狀!叫于伶當心!”待人忠厚的以群,即使在最後時刻也不忘對戰友發出緊急訊號。一直到“文革”結束前夕,系獄九年的于伶從北京秦城監獄獲釋回到上海後,朱端鈞才把以群的口信告訴了于伶。于伶急步上樓去敲以群的家門,只是故人已逝,迎接他的是一行遺孤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