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婆桥

文革丰碑录之一:道县惨案（5）
2010年06月15日 星期二 17:56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1958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60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58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59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 “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1967年9月2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1967年8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8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中才知道，他1949年考入解放军137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51岁（1986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 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100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1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6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60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6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8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囔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3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9月1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9月3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8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5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7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1985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8月26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12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36个人，也是拉到鸟铳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36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36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36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6950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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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20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象。他说∶

‍我50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65年67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著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67年8月1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8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7个 “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参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望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

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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