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60周年祭——韩战与中国国运

朝鲜战争60周年祭——韩战与中国国运


作者：奎德

　　无意义之战：谁为祸首？

　　2003年七月二十七日，是韩战停战五十周年纪念。这场人称“被遗忘了的战争”，由于五十周年停战纪念日的降临，由于北韩核危机的日益严重，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勾起唏嘘和伤感。半个世纪前的尘封往事，又成为国际舆论的新焦点。

　　不过，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韩战绝不是茶余饭后消遣的轻松话题。如果说得极端一点，倘若没有那场战争，这半个世纪中国人恐怕会换一种活法，一种很不同于这五十年来大家耳熟能详那种基本生存方式。即是说，该战争对中国，甚至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的基本格局，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当然，其终极影响之最，莫过于对那眼望故园、尸横异乡的九十万中国青年的冤魂了(注1)。

　　韩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至今为止，引发该战争的一些重要内幕，仍然没有大白于天下。因为有关的部分档案(譬如北韩与中共的档案)，迄今仍未解密。目前，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铁证如山并获得国际舆论与学术界公认的：是北韩金日成首先发动了这场战争。

　　那么，究竟谁是北韩出兵侵犯南韩的主要怂恿者呢？斯大林与毛泽东各应承担多少责任？在中、苏、美、南北韩的互动关系中，一个小小的金日成究竟有何能耐，竟然能纵横稗阖推波助澜促成一场对有关大国并非有利的战争？

　　让我们穿越五十年的时光隧道，回到当时那二战之后后混沌迷茫波云诡谲的岁月现场。

　　在二战硝烟刚刚落定之后，什么因素导致远东这场血腥战争的爆发？

　　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金日成错误判断了大国的意向、国际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实力，执意发动战争，以便使共产党能横扫南韩，从而使自己登基为统一的共产朝鲜之王。这一顽固的意志，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一系列悲剧。

　　斯大林最初曾因惧怕与美国直接对垒而劝阻过金。但后来经不起金日成信誓旦旦战必速胜的保证，以及唾手可得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诱惑，同时考虑到有北韩军队和中国军队作为一线二线的屏障，可以避免美苏直接交手，终于同意了金的冒险。

　　而毛泽东则积极支持金日成南犯，并希望苏联出钱出军火。只是要求在金拿下南朝鲜后，苏联再回头帮助他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目前史家对于该战争的缘起所勾画的一个基本可信的大轮廓。

　　于是，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有恃无恐的金日成发动突然袭击，挥军跨过三八线。同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侵略。三天之后，南韩首都汉城沦陷；八月初，南韩的领土只剩下十分之一。北朝鲜的宣传机器已经迫不及待地敲起长鼓，以庆祝“解放南韩，统一祖国”了。

　　但是，他们高兴得早了一点。

　　风云突变。九月十五日凌晨，获得联合国6月27日反侵略决议案授权的联合国军队，在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于南韩仁川登陆，随即迅速对北韩侵略军实施分割、包围，使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联合国军并乘势迅速挥师北上。

　　此时，金日成惊恐万状，急急向苏、中求援，他修书向毛泽东曰：“毛泽东同志：……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注2)

　　当时中共由于刚建政不足一年，百废待举，急需和平环境，故北京高层接到求援信后大多不同意出兵朝鲜。但毛独排众议，以美军将逼到鸭绿江边，中国“唇亡齿寒”，美军可能进入中国东北为由，执意要出兵。但后来证明，他的这一致命的判断是错误的。从各方面的解密材料，特别是美国的解密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当时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

　　甚至在毛说服高层决定出兵，但突然又面临斯大林毁约——推翻原来所说的以空军支持中共军队的承诺的情况下——毛仍执意出兵。他在斯大林毁诺后给身处莫斯科的周恩来发电说：“……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注3)于是，在毛独断意志的强力主宰下，中共军队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卷入韩战。因此，毛泽东，是使中共军队对抗联合国的主要责任者，中国九十万子弟年轻生命的葬送者。

　　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们立即发表“台湾中立化方针”的声明，并派遣第七舰队于6月28日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从此，台海格局就固定了下来，延续了半个世纪。

　　以上就是韩战爆发前后一短段时间的政治外交连锁反应。

　　如所周知，发动韩战的最后结果，是交战双方在三年多后仍然回到金日成南犯之前的三八线两侧，双方领土毫无增减；然而，这一荒唐的毫无结果毫无必要的战争，却使各方都付出了无数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并强化了全球的冷战对峙气氛。

　　目前，甚至在中国大陆，也发出了对韩战的另类声音。颇具影响力的大陆《随笔》杂志刊文探讨‘抗美援朝’，认为抗美援朝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被正面传颂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共自己的刊物上，首次遭到公开质疑的命运。文章最后发出天问：这场战争，‘中国做对了吗？’

　　而据前面的事实陈述，如果要设立韩战战争罪行审判法庭，无庸置疑，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将顺次站在被告席上。

　　不过，翔实的历史考证与公正的历史裁判不是本文的主旨。这桩历史公案最好还是留给逐步被发掘出的史料、被解密的文献和史家的精细辨别和判断，以求取更稳固更坚实的正义。

　　笔者所关心的是韩战对中国的政治后果。

　　韩战与中国政治极端化

　　本文在这里想特别提出的是：韩战对毛时代中国政治方向和总体气氛的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建政后，为争取苏联援助，为消除斯大林对他闹独立的担心，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外交是“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这种唯克宫之意是瞻，视斯大林为共产国家龙头老大的心态和行为规范，是当时的基本背景，自然不可忘记。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没有韩战，没有因韩战而与美国、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交战敌国关系，以毛泽东对苏与斯大林的历史积怨，以毛不甘雌服于人下的个性，再根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中所揭示的毛实际上对美国好感而对苏联讨厌的私人情绪，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共不会在建政后不久就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很快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并使自己在施政上减少一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而多一些民族主义因素。即是说，倘无韩战，则中共在五十年代的外交不至如此僵化、亲苏，而可能赋有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中立性与可选择性。然而一旦开战，这个“一边倒”的政策就从此凝固下来，成为支配相当长一个时段的总方针了。

　　这样，北京卷入韩战，旗帜鲜明地与联合国为敌，与西方国家为敌，自身严厉地“闭关锁国”，同时也受到西方(对一个交战敌国)的围堵与封锁。这个基本的孤悬态势使中国及其它国家人民双方都身受其害；并使中国成为二战后世界现代化潮流之外的弃儿。

　　当然，对中国人的命运影响最大最可悲的，还是韩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研究中共建政初期的学者都分析了当时的镇反、土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反胡适、反知识界崇美恐美风气等)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对塑造当时的总体政治方向与路线的作用。很多分析是很精当的。笔者在这里只想补充其中的一个缺憾，那是多数分析中很少涉及的：韩战的内政影响。

　　实际上，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与韩战的战时空气及其后遗症潜在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遥想当年，中共开动它的垄断性宣传机器，号召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空气中回响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战歌，大街小巷在为韩战募捐，有商人甚至还认捐战斗机，……如此等等。举国若狂，一派浓烈的战时气氛。加以中共刚刚建国，留在大陆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比较亲美的政策有诸多不满，对毛与中共还有所期待，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还相当强。当时，一见中共竟然敢于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叫板，甚至开战，“敢老虎屁股”，一扫多年来“东亚病夫”的晦气，岂不大长中国人的面子，焉有不支持之理？况且，战火一起，美国已是敌国，崇美就是叛国。在这种总体的政治氛围下，叫你批判崇美恐美的思想、批判“亲美”的胡适，你还能不批？众所周知，在战时条件下，连民主国家人民的言论自由有时都要受到某种限制，遑论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了。

　　不过，少数精微敏感的知识分子是不在此例的。他们已深切感受到了韩战对国运和自身命运的恶劣影响，并以诗文作了历史见证。史家陈寅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余英时先生在分析陈寅恪1953年所写的一首诗时指出：“试读《葵已(1953年)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一律的前半段：

　　墨儒名法到阴阳， 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戎尚闻连浈水， 文章唯是颂陶唐。

　　浈水指朝鲜，此时韩战尚未结束(停战协议要到同年七月才签字)，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已加紧到了无法透气的地步。他们无论属于何家何派，都变成了闭口的‘哑羊’，除了歌颂共产党之外，再也不能发出别的声音了。”(注4)

　　余先生还指出：“陈(寅恪)先生的这两首诗(指和)特别隐晦，这当然是谈韩战已犯时忌，而他本人对韩战所持的观点更是犯了‘欠斫头’的大罪。关于谈韩战犯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论再生缘》之末附有《感赋二律》，其第二首第六句‘清丘金鼓又振振’下原注说：‘《再生缘》叙朝鲜战争。’这是海外出版的原本的写法，可以覆按。但是在大陆后来印行的本子中，这句话却改成‘《再生缘》间叙争战事’，‘朝鲜’两字已经不见了。我们无法断定是谁改的。但‘朝鲜战争’字样触犯时忌却从这一修改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注5)

　　由上面可以看出，韩战这一事态在中国织成了何等森严的文网！陈寅恪先生当时是名满天下德高望重的大史学家，中共也曾三番五次恭请他赴北京任学界领衔之职。但是，就连他，也须如此异常隐晦曲折地做诗为文，遑论他人！但陈寅恪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界的脊梁，他的可贵和不朽在于，在文网森严举世滔滔风雨如晦的险境中，他以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身分，在一旁冷静地审视和裁判了中共政权的作为，并隐晦曲折但忠实严正作了历史的记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历史文献。这确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

　　实际上，就仅仅从陈寅恪的诗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韩战对于毛式高度钳制性的“一言堂”的形成，对于中国“一边倒”的左翼极权的政治方向，是起了相当关键的建构作用的。根本的重要之点是，它造成了一种弥漫全国的浓烈的政治气氛——非黑即白、非敌即友，不容置疑，无须讲理的意识形态气氛。从此，中国在这种严酷政治气氛的笼罩下，鸦雀无声，在左翼极端的路上越滑越远，以至不可收拾。

　　高度严密的闭关锁国也是韩战的政治后果。这在陈寅恪先生的个人命运上也有戏剧性的证实。在1949年大陆政权转换关头，陈先生没有听夫人与朋友之劝而浮海赴台湾，是因为他素与国民党无关，而在49年他深感“广州既不能守，台湾也未必足恃。”当时他把台湾与广州等地大体上是同等看待的。年老体衰的他已厌倦逃难，不想再迁移折腾了。他还因此与夫人发生过严重争执。但是，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后悔了。而在这一年内所发生的最重的大事件，就是韩战。余英时先生指出：“陈先生1949年不师宣尼之浮海，除了前面所说的意态消沉和避秦无地之外，也由于他对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完全缺乏了解。但是一年之后他已深深地领略到其中滋味了。

　　金殴已缺云边月， 银汉犹通海上潮。
　　领略新凉惊骨透， 流传故事总魂销。
　　……
　　人间自误佳期了， 更有佳期莫怨遥。
　　……

　　至于他所领略的是何种透骨的‘新凉’，而当时流传的又是哪一类惊心动魄的‘故事’读者自可想象得之。此外如海上潮通、佳期自误等语也都有所指，值得细细玩味。

　　陈先生当年不肯浮海，也并非完全由于失算。事实上，中共加入韩战，终于导致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立是任何人事先都无法估计得到的。在陈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期间，这种分立局势已完全明朗化了。他回顾当时未曾早谋脱身，不但不胜感慨而且更不免愧对陈夫人的胆识。”(注6) 这里，韩战导致的锁国后果已是一目了然了。

　　之后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快车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锅饭导致的大饥荒，反右倾，反修防修反击帝修反的大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其意识形态的逻辑顶点——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的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在封锁起来的笼子里疯狂旋转，失去了进入国际主流秩序的历史机会。

　　韩战，正是这种政治极端化的催化剂和凝固丸。

　　韩战后东亚的经济与政治变迁

　　也许，韩战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偶然副产品是：中国政治试验的“活眼”——台湾的诞生。人们当年恐怕完全未曾预料到，它会与香港一起，成为中国未来变迁的示范和样板。

　　韩战后，与中国大陆的荒诞折腾相对照，东亚的其它国家与地区：朝鲜以三八线南北划界，台海由第七舰队隔开大陆与台湾，在韩战固定下来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东亚达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脆弱平衡，于是，这些非共产国家可以专注力量于内部发展，开始致力于自己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起步，结果终于导致这一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的起飞。

　　先是，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秩序在美国帮助下迅速走向轨道，发展迅猛，其后，又是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的经济起飞。随后，中、苏交恶，中美准结盟以制苏。毛去世，北京在邓小平主导下开放经济。再后，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柏林墙”倒，东欧、苏联解体。北京与南韩相互外交承认。直至今天发生的，北韩民穷财尽，穷兵黩武，铤而走险，面临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至此，亚洲的“柏林墙”也开始一步倒塌。共产主义，如今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

　　回望50年前停战的韩战的缘起及其对中国命运的灾难性影响，我们不胜唏嘘。如今，半世纪之后，东北亚格局又面临重新洗牌，金正日搞得北韩饿殍遍野，于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孤注一掷，以制造核武器要挟世界。值此历史转折关键时期，我们如何从历史吸取教训，化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化金家世袭极权为统一的民主自由韩国，这是摆在有关各国领袖及民众面前的试卷。胡锦涛先生最近在于美国合作方面，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往下的历程，必将更为艰险，势将考验美、中、韩及有关各方的政治智慧和胸怀。望各方政要好自为之。

　　（作于2003年7月26日）

　　注释：

　　注1：从解密档案得知，中方作战人员伤亡是九十万，比中共官方一直公布的七十七万多出十多万。中国全部战争费用为一百亿美元，而非官方所称的‘三十五亿美元’。
　　注2：尹家民：《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p.51，1998，北京
　　注3：尹家民：《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p.67，1998，北京
　　注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48-49，1998，台北
　　注5：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78-79，1998，台北
　　注6：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65，1998，台北 (7/26/2003 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