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407: 日本 听我对你说

写日记的另一层妙用,就是一天辛苦下来,夜深人静,借境调心,景与心会。有了这种时时静悟的简静心态, 才有了对生活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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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这两句话,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曾经蹂躏我们时所发出的声音,在此声音下我至少1800万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希望中日亲善、中日友好,但那曾经的耻辱,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不能忘记的目的不是在积累仇恨,去“父仇子报”,历史只能让它成为一面镜子,不让它重演!

二战结束后,我们忍辱负重,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胸怀,去重修中日友好,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些极端分子,始终没有忘记充当列强的野心,日本当局也执迷不悟,我行我素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那些曾经惨遭日本涂炭的亚洲人民!

  抗争时期,日本的反战同盟和我们一起,英勇抗战,许多正义的日本人献出了生命,同样是日本人,不都是倭寇,同样是中国人,汉奸比比皆是。中国需要发展,首先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执迷不悟的日本当局却总是念念不忘其扩张的野心,把自己罪恶的侵华史粉饰成“大东亚共荣”的“中日亲善”,在日本的小学教材里,他们把南京大屠杀篡改成“中日亲善”的经典,他们不仅不去反省其在历史上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去颠倒历史的黑白,其目的是什么?就是继续我自己侵略和扩张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根据GHQ(美军占领军司令部)的规定,除去在周边海域清扫日本海军在战时布下鱼雷的扫雷部队以外,其他一律解散。当时日本周边海域走私等很猖獗,为了应付这个局面,日本当局就在当时的运输省下挂靠了一个部门,专门进行海上警察,海难营救的职责开始的预计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暂时来替代被解散的日本海军,当时有些日本政治家还幻想如果日本军队能够恢复的话,这个临时部门就会被裁并,这个时时有被裁并的部门就是海上保安厅。其中的原因就是战后的日本根据宪法第九条,日本完全被解除了武装,已经很难有战前那样巨大海军规模。

  海上保安厅的职责有四个方面:
一是警备,凡是在海上的各种犯罪都由海上保安厅负责处理。
二是海上救援,这包括在海上的遇难救助,(火灾,相撞,急病等)
三是海洋情报的业务,这包括各种海洋相关资料的测量。(海图,海流,海底断层等)
四是交通管理,包括各种灯台管理,海上航行管理等等。


  现在的海上保安厅已经完全不是什么警卫队的概念了(海上保安厅的英文名字是日本海岸警卫队)。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力量很强大的军队,然而,他们却依然披着海上保安厅的海洋调查职能,这样用民间的海上保安厅名义搞一些所谓的调查阻力要小很多,钓鱼岛扣押我船长就是个例子,其背后掩盖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见日本有关方面是煞费一番苦心的。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毕竟要战胜邪恶,尽管我们中国需要梳理的事情太多,在钓鱼岛事件上没有看到应有的强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已不是昔日的中国,我们的人民永远希望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如果日本当局一意孤行,靠谁保护也是徒劳的,不要忘记军国主义给广岛、长崎日本人民招来的灾难!我们要记住历史,你们更要记住历史!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水均益曾经写的一篇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读后感慨万千,他是一位接触世界政要非常多的央视记者,他的经历和他所站的高度,是怎样体会日本的呢,重磅推荐给朋友们!

  《日本,听我对你说》

  水均益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日本是我们最近的邻邦。一衣带水这个词几乎成了我们形容日本时必不可少的词汇。然而,在地球上现有的国家中,日本却是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记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愤慨地说: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太可恨了!我和日本人没有太多的接触。然而,就是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坏,而且是难以原谅。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庞大无比,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误入歧途。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我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我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我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我耐心的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我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我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我有点莫名其妙。我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还是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的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我忍无可忍,我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我勃然大怒。我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我,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对我说。我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我的机票是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我是去日本的大坂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我们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我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坂市的接。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我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我那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我们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做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我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付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我想想,车钱一分不少啊?!我想他大概是嫌我们坐的太近了。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坂的国内朋友来看我。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于是,我赶紧把摄像机抱到我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我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朋友告诉我,那位司机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听到这话,我当时气的直想冲出去把他杀了。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在国际组织中,有一个组织叫做“西方七国集团”,日本便是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一员。当然,日本人最可恨的并不是在于他们如何崇尚西洋,以及日本服务员和司机的那些恶劣言行。关于日本,最可恨的恐怕还是五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场战争以及日本人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看法。从七十年代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说的“添麻烦”到近来日本各界*时而冒出的某些关于侵华战争的狂言,从每年日本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到钓鱼岛上的日本国旗,一次又一次,日本人顽固地、一如既往地在刺痛着善良的中国人的心。

  一九九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这一年的年初,《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名为“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的大型读者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在被调查的十万多青年读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九的读者认为“日本”两字最容易使他们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这在多达十五个选择中位居榜首。被问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最高一项选择的是“残忍”,占百分之五十六点。


  拿到这份调查结果,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被调查的读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点二岁,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生的。然而,就是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对日本发出的声音不仅让人吃惊,而且也是耐人寻味的。

  《焦点访谈》栏目决定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这份调查制作一期节目,把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看法通过我们的媒介进行传播。我们采访了一些国的青年人和研究中日关系的专家。另外我们还采访了一些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记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在采访中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断的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当我问他,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后来,我们把对这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节目的最后。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根据这些,在考虑这一期节目的标题时,我想到了一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于是,那一期的《焦点访谈》便以这样一个少见的标题播出了。

  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着这一切,我却无法时常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

  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然而,中国人也容易记仇。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相反,在日本却总有些人兴风作浪,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甚至说是捏造的;说日本发动了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干脆说亚洲国家托了那场战争的福,云云。如此这般,实在可恨。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能太顽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在自己的历史上有一个污点,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因此而掩耳盗铃。我们要得其实并不多。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拿出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我们没有要求你们的首相像当年的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在我们的亡灵前下跪。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就意味着你们的“自虐”,然而,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议当年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吗?你们不是总要为二十多万原子弹下的冤魂鸣不平吗?你们不是还用各种仪式表明你们对和平的热切向往吗?那么,为什么你们就不敢承认当年的日本皇军曾杀害了上千万亚洲无辜的平民呢?日本军刀将中国孕妇开肠豁肚难道不是像广岛长崎的蘑菇云一样残暴可怜,令人发指吗?向往和平的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勇敢地面对一切,它也应该目光远大。然而,日本的顽固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去亚洲各国走一趟吧。去问问曼谷的市民、去访访新加坡的职员、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声,看一看有谁会认为那日本式九十度鞠躬的后面包含的是真诚和善良?!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张狂。虽然借助于美国人的鼎力扶持,日本跃居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日货铺天盖地,席卷了全世界,也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虽然中国人民经过痛苦的思考,发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不能以此而有恃无恐。“抵制日货”的口号并不是某一个中国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并不仅仅是例行的外交词令;围绕着钓鱼岛的愤怒也绝不会像昙花一般转瞬即逝。

  记得小时候曾听爷爷说,“不要小看日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小看过日本。然而,日本肯定是小看过中国的。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我不知道。此刻,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位醉酒的朋友说过的那句话。看了让人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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