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的腐败

我看中国的腐败

据说在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的排名中我国位居第五，略逊色于孟加拉、肯尼亚、巴基斯坦、于尼日利亚，说得上是位居第一团队，挤进了先进国家行列，稍加努力跃居世界第一也不是没有希望。那么中国的腐败程度到底如何，报纸上说的可信度稍微差点，我说的又没准给夸大了，恐怕就赵本山说得最得体：到底咋样？“地球人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腐败事业已遍布各行各业、各层各面，与各种制约性因素融为一体；本身力量强大，根深叶茂。为了对抗和消化各种消极性因素、尤其是为了消化体制本身的抗体，已经衍化出一种自我复制、不断延伸扩张的繁衍机能，其结果是联结成了一张张网络。这种网络至今已深深嵌入整个权力体系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一种存在。

既然无法回避，于是它就成为一种习俗、一种文化，一种传统，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油盐酱醋，离开它就“吃嘛嘛不香”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有时候即使倾全社会之力来对付某一腐败个案，都难免有抓着自己头发往上提的无从用力之尴尬。

中国腐败程度如何，说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夸张，但每个中国人都只道，却无虚言。谁都知道，报上公布的、抓到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正在进行时。至于腐败分子到底有多少，至少要用公开数除以5％，就能得到大概的总体规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理由。

首先，经过几十年打磨较量，现在的腐败分子道行越来越深、经验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老到，作弊所留尾巴越来越少。就算你明知他腐败严重，最后可找到作为定刑依据的证据，往往也少得可怜，凡是查出的案子都有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是证明。

其次，没有哪个腐败分子靠吃独食能够长大。为了腐败的可持续发展，腐败分子无一不投下巨资编织关系大网。关系网从编织到维持，都需要利益喂养；因此，腐败所得，很大一部分都投入了网络建设。这样的关系网往往非同小可，牵一发可动全身。一般办案，为避免株连过甚、波动过大，都会小心不直接掀动这样的关系网──否则，网外有网、网上有网、网网相连、重重叠叠，一个案子就可瘫痪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直指高层。如此一来，“稳定”又如何保障？政府反腐的目的本就在于防止腐败过甚伤及稳定，有碍经济发展，倘真如此，岂非舍本逐末？因此，即使撇开关系网的自我防护功能不谈，案件中被披露、被彻查的情节大多数时候也只会是少数。适可而止、保护大多数，也是无奈之举。

第三，由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权力、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约束力、差不多的人性，如果其中某人没有任何特殊原因（既非天性恶劣、又非精神异常）就自由“堕落”为腐败分子，那么其他人有何理由不“随其波而逐其流”呢？他们凭什么抵御同样的诱惑、抑制同样的人性？毕竟有机会再上层楼、从而可能自我克制的毕竟只是少数。

因此，可以设想，大多数手握权力者都只是和你我差不多的普通人，大家有着差不多的七情六欲。当诱惑极大、风险极小之时，谁能不试图“潇洒走一回”？；一旦尝过猫腻的鲜味，就再也难以忍受粗茶淡饭，这是普遍的人性。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腐败已不再是所谓“个别现象”，到底算不算“制度性腐败”、“体制性腐败”，我不懂，不敢妄言，我只敢说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相关佐证

据文汇报报导，去年被查办的14名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分别是，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江苏省委原组织部部长徐国健 ；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 ；农发行原副行长兼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胡楚寿 ；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 ；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 ；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有杰 ；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原总裁刘金宝 ；重庆市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 ；广东省原人大副主任张凯；江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 ；辽宁原副省长刘克田 ；黑龙江原检察长徐发 ；黑龙江原高院院长徐衍东。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办结各类案件3196件，同比上升9.34%。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结各类案件近八十万件，上升0.85%，诉讼标的金额10597.96亿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各级检察机关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6万人，提起公诉95万人，比上年分别上升6.1%和9.6%；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万1千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