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日记揭秘:神秘的毛主席出访专列

汪东兴日记揭秘:神秘的毛主席出访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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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汪东兴日记》,作者: 汪东兴,出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跟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

 

(1949年12月16日—1950年3月4日)

 

引 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三月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

 

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曾派宋子文访问过苏联。那次访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使《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的条款得以公开化、合法化。看得出那时斯大林还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统一中国。

 

以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斯大林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斯大林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接受邀请并准备访苏。为准备毛主席访问苏联,我曾三次被派往石家庄。第一次去石家庄前,任弼时同志把我找来,他对我说:“你马上准备一下去石家庄,为毛主席出访苏联购置必要的物品和皮箱。”我去了石家庄,并买回八只皮箱和其他必需品。第二、第三次去石家庄都是为迎接米高扬做准备工作。

 

一九四八年夏秋季,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同志访苏,向苏联方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战胜国民党军队,准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苏联给予援助,帮助我们开展经济建设。

 

一九四八年冬,斯大林派米高扬作特使访问中国,专程到西柏坡来见毛主席。

 

为确保米高扬的安全,我和几个领导同志第二次去石家庄。我们带人先察看了机场位置,了解清楚飞机降落时的有关程序和应该做的保卫工作,然后返回西柏坡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情况。在他们的指示、安排下,师哲和我第三次去石家庄迎接米高扬的到来。

 

我按预先规定好的信号买了三匹白布,在飞机降落地点,一横向北,摆了一个大大的“丁”字。米高扬乘坐的飞机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飞机安全着陆后,米高扬和他的随行人员走下飞机,师哲同志与米高扬同车,我乘另外的一辆汽车,米高扬的其他随员分乘五辆吉普车于当天下午顺利到达西柏坡。毛主席、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同志在住所门口迎接他们。

 

毛主席同米高扬等会谈了好几次,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的一般情况,并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彼此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毛主席对中国战争形势的分析整整谈了三次。谈话中米高扬一般不插话,也不表态,他曾明确表示,他只带耳朵来听,一切问题待他回去向斯大林汇报后,由斯大林决定。几天的会谈使米高扬认为毛主席是一个有远见卓识、有战略眼光、懂得策略、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一行离开石家庄,由朱德、任弼时同志送到机场,去机场前游览了石家庄市容,随后乘飞机回国。

 

米高扬这次来中国一是摸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底,二是代表斯大林再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请。鉴于毛主席正忙于指挥国内三大战役和农村的土地改革,请米高扬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待我们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大概在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时再前往苏联访问。

 

一九四九年春,我随毛主席、党中央一起进驻北京城。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毛主席对我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①商量着办。”我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毛主席的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毛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上驻五十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五个车皮,除有五十个士兵担任警卫外,还有毛主席给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的礼品等。主列车由十个车皮组成。我安排了一个连兵力在前几个车皮内作警卫,我、叶子龙、李加吉同毛主席乘坐一节公事车。毛主席乘坐的公事车内共有四个房间:毛主席用中间的一间,我们几个人用后面的两间,前面还有一间做会客室。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罗瑞卿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人都乘头等卧。主列车还包括餐车、行李车等。

 

毛主席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最好的大黄牙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五千斤,由中央派飞机直接从山东运回北京。为了这次出访,我们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三十条,枕套六十个;江西南丰桔一千斤,冬笋五百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

 

新中国刚刚建立,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除做了必要的衣服和买了必需品外,没有人提出其他要求。为了抵御苏联西伯利亚的寒冷,我们提议为毛主席做件呢子大衣,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做。只同意做了一件呢子斗篷。

 

出访前一天,毛主席向我们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承、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和我一行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至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去苏联的火车。到车站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李克农等同志。

 

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铁道两旁布置好的岗哨。列车行至沈阳时,高岗上车,他要送毛主席到满洲里,毛主席没有同意。两天后我们到达满洲里,换乘苏联的火车。苏联方面准备的专列有前卫车,没有后卫车。主车编排以三个车厢为一组,互不相通。在苏联境内行驶约三十分钟左右,停在苏联境内奥特堡尔车站上。由苏联方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苏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致欢迎词,毛主席检阅了仪仗队。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一周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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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毛泽东仅有的两次出访 所受待遇竟截然不同

 

毛泽东酷爱走动,全国各地都喜欢去看看,但却不喜欢出国。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第一次乘火车,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第二次坐飞机,是在1957年11月。这两次出访的目的地虽然相同,但出访过程、所受待遇却截然不同。亲历毛泽东这两次出访的工作人员,讲述了其中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毛泽东的行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两个月后,新中国主席毛泽东决定亲赴莫斯科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活动。此次出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出访。

 

除了必备物品,毛泽东出访的衣着也是需要着重准备的。据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要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的礼服,黑色的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毛泽东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在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蜜橘与大葱

 

这次出访苏联,正好赶上斯大林七十大寿,要给斯大林准备一些礼品。礼品是毛泽东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送蜜橘很好理解,但用大葱作礼品却让人费解。这个问题困惑了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很多年。后来,阎明复听别人讲一个笑话,说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吃大葱马上不打了。阎明复说:“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那么,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12月6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

 

迟来的会晤

 

毛泽东乘坐的从北京到满洲里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但蒋介石一次都没有坐过,只有宋美龄坐过一次,车内设施非常豪华。但是没想到这个车到了东北就冻坏了,李家骥记得,当时毛泽东非常幽默地说:“不是美国什么东西都好吗,有人甚至说月亮都是圆的,火车到了东北它怎么就冻了呢?”

 

到莫斯科已经零下二十多度,感觉相当冷。毛泽东的车进站的时候正好是中午12点,钟声响了起来。毛泽东要下车了,听到钟声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好,用钟声欢迎我们。”风趣的话语让李家骥现在仍很难忘。

 

列车驶入了苏联境内。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元帅布尔加宁登上专列迎接毛泽东。并告知,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从简。毛泽东同意苏方的安排并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含蓄地反映了此次访问的意向。随后,毛泽东乘车前往斯大林战时居住过的乡间别墅下榻。苏方为毛泽东准备了非常漂亮的弹簧床。他转身告诉李家骥:“你想办法把这个垫子给我撤掉,换成木板床。”李家骥觉得在外做客,不好和主人提这样的要求,很是为难。但毛泽东坚持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又回过头来对他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我相信你能给我想个办法。你去找大使馆。”这下提醒了李家骥。李家骥将量好的床的尺寸通知了大使馆,到下午四时多大使馆把木板运来了。

 

当晚6时,斯大林在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只带了翻译师哲前往。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外长在门口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热情地说:“你很年轻,很了不起。”毛泽东回答:“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刻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入座后,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国关系进行了交谈,涉及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和台湾等问题,情意恳切。但在中苏旧约问题上斯大林却避开了。

 

毛泽东发火了

 

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在苏联大剧院举行的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是13个代表中首先致祝词的外国元首,全场三次起立鼓掌。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晤,谈话中斯大林仍只字不提中苏条约问题。此后,便安排毛泽东参观莫斯科附近的工厂。让毛泽东观看一些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人物传记片,消磨时光。斯大林还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斯大林用了“拖”的办法,毛泽东受到了冷落。

 

12月26日,在寒冷的异国他乡,毛泽东度过了他的56岁生日。

 

毛泽东此时对“艰苦”的感慨,自然包括了眼下如何处理同苏联以及同斯大林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维持雅尔塔协定的条款以保持苏联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是斯大林的根本想法。显然,他此时还无暇去领会毛泽东赠送山东大葱的意图。对斯大林此间的沉默,毛泽东非常恼火。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做饭,李家骥向毛泽东请示准备饭食,刚请示完,毛泽东又把他叫回来,说:“你给我记住,要准备活鱼。如果拿的是死鱼来,你就把它撇回去。”李家骥很纳闷:为什么毛泽东突然提这样的问题?他在国内什么都吃,剩饭第二天热了再吃,怎么今天提出来不吃死鱼,专吃活鱼?

 

毛泽东在莫斯科为什么要强调不吃死鱼,跟随他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心知肚明。遗憾的是,已近八十岁的李银桥因为健康原因无法交谈,他的老伴儿韩桂馨回忆了她知情的那一幕。

 

1949年1月31日,苏联政治局委员以米高扬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秘密访问。西柏坡山区的一个小农村,不可能有更多的美酒美食,条件比较艰苦。虽然是中央机关也没条件,只能用自己养的猪、鸡,还有滹沱河里的鱼来招待他们。东西都上了桌了,正在用餐的时候,苏联的翻译给米高扬翻译,问:“这条鱼是活的吗?”这一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

 

总之,苏联人不仅知道毛泽东要吃活鱼,也对毛泽东的脾气有所领教。

 

李家骥还回忆了访苏期间的另一件事情。一天下午,苏方到了毛泽东驻地询问,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等冠冕堂皇的话。“最后问毛泽东休息得怎样,毛泽东说:‘我能休息好吗?我来难道就是给斯大林做寿的吗?我来难道就是吃饭、睡觉、拉屎的吗?’”

 

圆满的句号

 

毛泽东坚定的态度和激烈的言词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加上迫于各方压力,斯大林终于沉默不下去了。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当日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举行盛大庆祝酒会。

 

热烈的气氛为毛泽东访苏取得的圆满成功画上了句号。然而,就在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大剧院里却在上演着一出名为《红罂粟》的芭蕾舞剧。

 

舞剧讲述了在中国上海,苏联的一艘商船到了码头,一个船员和中国姑娘相爱了。两人互相交换礼物,船员拿着马列主义的书给了中国姑娘,中国姑娘却送给苏联船员一束罂粟花。据刘铮讲,原来要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去看,后来知道这个戏有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都没有去。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莫斯科回国。结束了他长达两个月的首次国事访问。

 

旧地重访非昨日

 

七年之后,毛泽东应邀第二次出访苏联。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主要是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简称为莫斯科会议。因为在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泄露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引起了思想的混乱。所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互相交换意见,认为有必要召开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统一思想。

 

1957年的中国,已今非昔比。这在送给苏方的礼品中有充分体现,礼品中有很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的建筑模型,阎明复看过之后,很激动也很自豪。

 

一生中为毛泽东拍过12年照片的新华社记者侯波,是随同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的记者之一。她回忆,这一次苏方的接待规格,比上一次更隆重也更周到。毛泽东的座机是苏联—最好的飞机,最好的驾驶员。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安排下榻在克里姆林宫。住在沙皇的房间,去掉了席梦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安排。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与苏联代表团在一起互相交换意见,最后大家同意了共同的文件草案,以两党的名义提交大会讨论;跟欧洲所有的党,包括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还有一些小党,如亚洲的印度、印尼、日本等国共产党,频繁地交换意见。阎明复讲道,为了取得一致,毛泽东和对苏联意见最大的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了三次。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摘自《见证亲历》王燕主编 中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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