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上海是我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近年来，上海在我的眼里慢慢地变得陌生了，可是却不会改变我对她的感情。因为这座城市承载了我太多的得和失，太多的爱和痛。
在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界的地方有一块三角地，三角地的中心是一个街心花园。街心花园的中央立着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一尊铜像。这就是上海著名的普希金角。
五月是上海鲜花盛开的季节，可是普希金角里没有鲜花，有的尽是修剪整齐的松柏。这些松柏隐藏在绿意繁茂的梧桐树底下，肃穆而又安详。普希金的铜像坐落在高耸的花岗岩底座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冷漠地仰望着天空，全然不顾周围崇拜他的目光。我在想，诗人除了有一颗高傲的头颅以外，一定还有一颗破碎了的心。
铜像底座上几行小小的注释让我的思绪顿时如麻。该铜像曾经作为苏联文化的象征於一九三七年首先矗立，但是仅仅七年的功夫，就被统占上海的日寇分子当作 敌国的标志 而拆除；抗战胜利后由中苏文化界进步人士筹款於一九四七年重建；可是当一九六六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烧时再一次遭殃。眼前的这一尊铜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九八七年八月重新塑立的。三尊铜像是同一个普希金，却代表了三个时代，三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站在这第三尊普希金铜像跟前，历历往事不由地如潮水一般从心头涌来。
我第一次见到普希金铜像时，已经是第二尊铜像的年代了。由于我的数学成绩突出，被学校推荐到上海市少年科技馆的数学兴趣小组。当时的少年科技馆大门就在普希金三角地的一个角上，正对着铜像。那时候中苏关系在高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可是苏联对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来说影响还是很深的。我们那时还开口必称苏联老大哥。高尔基、保尔柯察金、卓雅和苏拉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数学兴趣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因此我每个星期至少要和普希金铜像见一次面。
进入高中阶段，学业愈加繁忙，我渐渐地开始发觉参加数学兴趣小组的活动成了我的负担，所以经常缺席，后来就干脆不去了。但是，我已经熟悉了普希金角周围优雅的环境。加上学校离这里不远，我总喜欢坐在普希金铜像边的石级上捧上一本书。有时候我还会带同学来，他们和我一样非常喜欢这里。仿佛这里的梧桐树都与衡山路、淮海路的截然不同。
班级里有一位女同学也住在附近，因此我常常能在这里遇见她和她同校的妹妹在放学的路上。她知道我喜欢坐在普希金铜像边看书，有一次特地从家里跑来，手里拿着一包饼干。原来她希望我能帮她补习数学。她的诚恳让我无法拒绝，我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以后，每周六不上课的下午我就到她家里和她一起做功课，同时帮她解答数学上的疑难问题。
她的功课虽然比我差，可是见识却比我广，加上性格活泼，我们的相处倒也愉快。功课之外，彼此闲聊的话题甚多。她的父亲是一位部队高级干部，曾经留苏，所以家里有很多俄文的书籍，当然也少不了已经翻成中文的苏联小说和其它革命书籍。于是我就近水楼台，阅读了很多尤其是苏联作家的作品。那时候，我会经常坐在普希金的铜像边，给她讲述书中的故事。由于我本人被书中的人物深深地感动着，受我的影响，她也往往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不能自拔。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们曾经都被“牛虻的故事”感动的泪流满面。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她就将部队内部刚刚发行的“毛主席语录”送给了我，那时候这本小册子还属于稀罕物，一般人不容易弄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来自不同家庭的我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普希金铜像消失了，我所熟悉的普希金角从此成为一片荒芜的土地。
如今当我站在复活了的普希金铜像面前时，仿佛见到了久违的亲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想起了那位女同学，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是否和我一样也会来这里回忆我们在普希金铜像下曾经渡过的青春岁月。
这时我不免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2010 年 11 月 04 日於伦敦
普希金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