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之路：沙俄、大清与前苏联之比较
沙俄与大清的崩溃，不仅时间相近，而且情形相仿；而前苏联的崩溃之路则完全重蹈了大清的覆辙。对比沙俄、大清与前苏联的崩溃之路，其启示对今日中国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一、沙俄与大清的崩溃
沙俄与大清崩溃的国际大环境是，大英帝国正日落西山，美国正加紧操弄世界，日渐崛起。欧洲列强重点“围剿”沙俄，美日重点“拥抱”大清。
操弄必先接近，接近必先友好，而友好的同时，就是扶植反对“友好国”的“土著”敌对势力，如俄国的列宁等和中国的孙中山等。列宁回国起事，是德国皇帝等直接金援和派专列礼送出德国边界的；当时的美国全力扶植大清的改革派袁世凯。为了“挺袁”，美国驱逐了在美反袁的孙中山，孙中山遂跑到日本，争取到了日本人的大力资助。
与大清帝国的状况一样，无论沙俄统治阶级上层对改革认识的深浅和改革意愿的强弱，其坐而论道和起而行之的速度和规模都远远满足不了列强的欲望和“土著”知识精英的主观意愿，这就怂恿得这些知识精英非造反不足以遂其迅速推翻旧体制，并取而代之的渴望。
准备起事的“土著”革命势力有了，下一步就是酝酿起事儿的条件。
欧洲对沙俄的策略简单，简言之就是经济围堵和战争破坏，目标是造成腐败的沙俄社会物资供应严重短缺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酝酿民怨沸腾的氛围。
1917年，在对外战败、对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一个离莫斯科不远的小镇，由于交通问题，面包没有及时送到，当地的居民由于不满而起来抗议。同时，首都圣彼得堡的工人开始罢工，要求之一也与面包有关：即提高供应。沙皇如同过往一样满不在乎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兵前去镇压抗议。二是解散本来就是摆设的议会。孰料，前去镇压的军队发生哗变，正要解散的议会转而提出沙皇退位。结果，“二月革命”爆发，沙皇退位，俄罗斯的千年沙皇专制就此终结，同时开启了十月革命的序幕。
美国和西方搞垮大清的手段更为“现代”。
首先，政治上操弄民主，即著名的“德先生”。
其次，文化上操弄科学，即著名的“赛先生”。
给俩“甜枣儿”之后，经济上的操弄便逐渐登场了，毕竟资本家是无利不起早的。
美国搞垮大清不是仰仗船坚炮利，而是通过资本、商品、股票、市场。
据网文载，185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企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股票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870年代开始，上海股市开始疯涨。许多商人和投机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业股票。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企业多半是官督商办，有着很强的官方背景，经营上也少有竞争对手。在投机者的追捧下，这些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一股只有几十两，短短几个月便上涨到近300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百余两。
受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普通投机者开始大量涌入，一些钱庄也不甘人后，开始将钱庄资金投入股市。钱庄逐渐成为股市中的主力军，其用于拉升股价的资金几乎全为钱庄的流通资金，而在这些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由流通资金变成企业的生产资金，也就意味着市场流通货币开始减少，这离股灾的爆发就不远了。而这次股灾的诱因与当时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垮台密切相关。
胡雪岩在短短几十年间，依靠灵活的手腕在官场和商场长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所掌握的阜康钱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次股市繁荣之中，阜康将掌握的大量流通资金投入股市。正当阜康大肆牟利时，作为阜康的老板胡雪岩突然垮台，这使得阜康发生挤兑风潮，由于无力应对，阜康只得宣布倒闭。阜康的倒闭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并且很难买到，到了8月，其股价已跌至120两，而有人则“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1884年则跌落到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至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这场股灾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灾难，外资占尽先机，满载而归，而国内投机者损失惨重，投机信心10年都没有恢复。情形与后果，与“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有得一比。
第一次股灾过去20多年后，中国股市开始恢复。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被全球化”，中国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响也开始加深。这一次，“金融风暴”是从橡胶开始刮起的。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特别是战备资源，橡胶在西方各国的军备竞赛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战前夕，特别是从1908年开始，国际橡胶价格开始疯涨，与此相应，国际股市上橡胶公司的股票也跟着疯狂上涨。
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1908年，英国橡胶进口值为84万英镑，1909年便增加至141万英镑。伦敦市场，1908年每磅售价2先令，至1909年底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达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国际股市和国内股市的盛况，让中国投资者和投机者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纷纷拿出资金追捧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买橡胶股票了吗？”在当时成为中国投机者的口头禅。看到中国投机者如此热衷购买橡胶股票，国际投机商纷纷表示在上海成立橡胶公司，当然这些公司表面上的所在地在国外，其实都是些空头公司，投机商目的就是迎合中国投机者的心理，用这些公司上中国股市来套钱。对于中国投机者而言，由于信息有限，对于这些公司的内幕，中国投机者都不明就里，一看到是橡胶公司，便一概追捧，造成这些空头橡胶公司的股票直线飘红。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套牢，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清政府举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上海道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力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金融风暴”一方面暴露了清末的封建官僚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衬出西方社会精英对大清帝国的“软肋”捏拿得多么精准。
在投机狂潮形成的过程中，政府没有对疯狂的投机采取一点措施，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冲击，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此时能妥为筹划，风波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西方人将风暴做成后，一方面，外国银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员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而蔡乃煌为了个人泄愤，竟存心逼倒源丰润以还朝廷颜色，盛宣怀更是为了与梁士诒争权而间接逼倒义善源，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最后共倒闭钱庄48家，超过了上海钱庄总数之半。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义善源破产后7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果真破产了。
当然，外国投机者们早已赚了个盆满钵盈,满载而归了。
上述景象，您熟悉吗？我相信，您不仅熟悉，而且有些您，正乐在其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