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和国运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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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戏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谈到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变化，有一个段子是：“我的观察，女式游泳衣裤脚的角度是每五年减少十五度。”据他说，中国女人从七十年代末穿180度平角裤到现在穿90度直角的泳裤，游泳衣的用料也越来越“精简”。我听了失笑之余，也想到主流社会通过女子服饰装扮方面的时尚来评价甚至推测国运的做法，古已有之，无分中外。

比方说，唐玄宗在位年间宫廷流行泪妆，即妃嫔宫娥在两颊扑施白粉，被后代儒家的“历史家”说成是“安史之乱”大劫难的预示。这多半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冬烘先生的看法，不足取也不可信。但有时候， 女子的装扮被政府取缔， 她们也因此被男权社会当作“祸国殃民”的替罪羔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在“蒋委员长”的号召和宋美龄的具体领导下在全国推广“新生活运动”，命令女子在服饰要上体现中国的“传统美德”，其中一项命令就是不准剪短发，而是要梳传统的发髻。文革中，不要说女子不能烫发，连窄裤脚或喇叭裤都被视为“奇装异服”，要被红卫兵小将手持剪刀“专政”的。

西方人则有一个“裙子长短定股市”的理论。他们认为，裙子短标志着股票上扬，裙子长则正相反。据说，研究证明经济繁荣、人民自信和激情高涨时女人的裙子会变短，而如果经济和政治上愁云惨雾，女人的裙子一定会加长。同样的道理，他们相信如果女人买口红的数量上升，那么经济一定不景气，因为她们尽量选择购买价格便宜的化妆品。

记得2009年高考，江苏的语文试卷作文题目是“品味时尚”，我一时兴起，曾有如下游戏之作：

“强者创造时尚，弱者盲从时尚，智者质疑时尚，达者容忍时尚。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中剪了个短发，结果美国美容业受到极大冲击，因为许多女子都要求理跟她同样的简单发型。米歇尔奥巴马偏偏对小品牌的服装大加青睐，结果那些世界闻名的大师级设计师都发了急，不得不考虑放下身段，改变过去店大欺客的做法。说几个中国的例子吧。‘楚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死。’《聊斋》中也有皇帝喜欢斗蟋蟀，于是全民都抓促织的故事。郁达夫穿的学生制服，周笔畅用的眼镜都受到无数青年模仿。可见要创造和领导时尚，就要‘高’人一等。或因为拥有主宰别人命运的权柄风光而吸引芸芸众生，或因为文化形象的无比魅力而成为全民偶像。”

如今看来，时尚是否果真能精准地预示国运并不重要，更关键的是你是否有根据（女子）的时尚推断国运的话语权以及“嫁祸于人”的文化和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