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共患难

俞崇恩著

妻子雪中送炭

　　迁场到安徽才一个多月，不料妻子竟不远千里、不辞辛劳、不怕人的藐视、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来场探亲，事先并没有通知我。(后来获悉她曾写过二、三封通知信，均未收到，估计是因为该地区荒芜已久，邮局早已撤除。)一天中午时分，只听得有人喊： “俞某某，你爱人来看你了！”我正在大帆布蓬下歇息，探出头来，果然不是开玩笑！也顾不得梳洗，就仪容不整、百感交集地迎了上去。

　　劳改农场里的人，多半被迫妻离子散。还记得1958年刚刚关进收容站时，有一对夫妻结婚才五天，女方就哭哭啼啼地来到收容站离婚。大家都知道劳改人员若有百分苦，妻儿也少不了有八、九十分；亲友和他们划清界限；到处抬不起头来。为了她自身和子女少受欺凌而提出离婚，也在情理之中，谁能推诿？所以很少不离婚的，敢来劳改营探亲的就更少了，因为往劳改营方向走是一件最卑微、最被人瞧不起的事，更何况一个城市职业妇女(医生)，怎么会想到除了廿多里路没有交通车、必须步行之外，还有七、八里比羊肠小道还难走的、多年荒废、坍塌的田埂小径呢？50-60斤(约55-66磅)的东西又如何背？还竟敢只身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千里行来？感谢神！他的灵在她里面催促，“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3)。

主作她随时的帮助

　　她说：“自从素贞阿姨去闽北看望你返来，述说了那种饥饿悲惨的状况，我就很想靠主的恩典克服困难，无论如何也要咬紧牙关，省下点食物去劳改农场看望你，但要有机会和各方面的条件才行。感谢主！不久，主将机会赐下。那是1962年8月份，医院里第一次规定一年可拿休假十天，给我安排在8月6日至16日。在这之前，用节省下来的粮票(其实在那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在社会上也吃不饱)买了面粉，婆婆炒了好几包，并拌上糖和猪油，又买了些耐饥的、军队用的压缩饼乾、黄豆粉，用省下来的肉票，买了几斤猪肉，自己炒成肉松，耐久不易坏。有的姊妹知道我要来看你，也送来一些省下来的爱心的乾粮。就这样，凑了60斤(约66磅)左右，装了一只火油箱(注：一种铁皮制油箱，1英尺见方，高1.5英尺)、一个旅行袋。”

　　她又说：“两个弟弟崇架、崇耀送我到轮船码头入口处之后，就不准他俩进去了。我只身屏了一口气，停停歇歇，提到舱位上。我求主帮助我，下船时有可靠的人帮我提一提。感谢主，我舱位周围的几个学生模样的男生女生，都身强力壮(注：那时我妻子也年轻，才34岁)。他们没有什么行李，傍晚船抵芜湖，我祷告主，不要遇上坏人。主也听祷告，有两位男生乐意帮助我，把我的行李拿到船码头附近的小客店里。我紧张地跟在后面，一直守着这些食物，怕人顺手牵羊。到了客店，虽然疲乏，但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有一位小青年是本地人，他帮助我把行李拎到附近公车站，乘市内公车到长途汽车站，准备乘车到宣城。直等到下午才开车，到达宣城已经天黑了。一下车，人地生疏，没有人帮助。我走一段，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找到像住户人家一般的小客栈，一进去又要登记何处来、何处去、身份证明等等。他们一看我去军天湖农场，就明白一切了。宣城是小县，又像乡下，蚊子甚多，这样的环境，我哪能睡呢！厮守着我所带的食物，虽然是粗食乾粮，却是救命的食品。

　　“次日天朦朦亮，我离开客栈，把行李提到路旁。人生地不熟，不知哪个方向是往军天湖农场去的！我就左右打听。感谢主！正好主预备一位好心的老人，工人出身，还很有力气，他也要去农场看他的儿子，但和你不在一个分场。这位好心人乐意帮助我，替我挑了相当一段路，从城里挑到城郊。因他要往另一条路走，就把我的行李放在黄土路边。当时我已精疲力尽，只好站在路旁，等候机会。

　　“感谢主！正好来了一辆卡车，我向司机招手求助，他看我孤身一女子，就停下车。我告诉他去向，并送他两包香烟(注：那时期流行的规矩，来时就准备好的)，他开车带我走了一段，虽未达目的地，却指给我去军天湖农场的方向，然后他就驶往另一条路去了。我下了车，往目的地方向看过去，一片高高低低的丘陵地，不知如何是好？我又祷告主，求主帮助我，顿时看见不远处有两个成年男人，抬着一个大木柜。当他们走近时，我就问他们往何处去。他们告诉我去的地方，正是我要去的。我告诉他们，我要看谁，他们说认识你，和你在一个分场，我就请求他们可否帮忙抬两件小行李(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自己也在改造，对家属探亲十分同情，便欣然答应。他们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跑，满心感谢奇妙的主。我跑得快(那时还年轻)，紧跟在后面，注目看我的食物箱和旅行袋。丘陵地区田园荒芜，田埂破损，零落不堪，高高低低的，十分难行，直到正午才到达目的地。其中一个人就高声喊：“俞某某，你爱人来看你了！”

　　那时我们已吃过午饭，干部算是对家属区别对待，比较客气一点，给她一碗白饭及一小碗干部吃的酱黄豆。她折腾了两个昼夜，十分疲惫，也没有心情吃饭，就说：“我吃不下，谢谢！”我赶忙说：“要的，要的！”就吃了个精光。那天干部就把她安排在附近一个老乡家里，住了一夜以恢复疲劳。她给我煮南瓜充饥，又蒙干部特许，让我向老乡买了一只童子鸡，煮给我吃。8月9日早晨她准备动身返家，我必须步行送她回宣城长途汽车站。不送是不行的，因为有廿多里路，陌生而偏僻；乡间公路行人少，不便问路，而且必须经过大片农田，摸不清方向。我请示指导员，他却毫无道理地不批准，真是铁石心肠。我既报告过了，虽不蒙批准，仍决心送她，准备受处分了。我一路送她，途中还有二处公路小桥坏了(大概是山洪冲垮的)，我就赤脚背她过去。一路上没有别的话说，只是勉励她依靠主度过艰难。在宣城汽车站买好车票，不等她上车，我就立即动身回程。来回四十多里，接近农场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天空渐入黑幕，四周没有灯光(当时那里还没有电)，睁大眼睛仍是黑茫茫一片。庄稼田都一个样，分辨不出何处是拐弯口；又无人影，山上有狼出没，心里有些慌张，就大声喊：“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主，不料在远方有我们劳改营水库值夜班的人(注：丘陵地带的水稻靠水库供水，值夜班是防人偷水)。他们听见了，就打着手电筒走过来，指给我回农场的拐弯口。等我摸到队部，已快十点钟了。

善良正直的妻子

　　感谢主！“唯有贤慧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在婚事上尊主为大，带给我很大的祝福。记得青年时找对象，我不效法世界的标准，曾禁食祷告七次。我在主面前郑重寻求思考，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清楚重生、敬畏神的姊妹；第二，身体健康、无慢性病，这样我可以多有时间事奉主，少后顾之忧；第三，有职业，经济上能自立，不必依靠我。很希奇，那时我就想到，如果我为主名坐监十年，妻子有工作，孩子就不至饿死；同时我也知道，世道比前困难，光凭信心、专一靠主供应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末世，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使徒保罗尚且要兼职织帐棚，且在年老坐监、不能再织帐棚时，除了腓立比教会之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他(腓4:15)。像哥林多教会，虽然乐意供应他，保罗却一再婉拒，说不愿累着他们。因为他们属肉体、背后论断保罗(林后12:16;11:9等)。

　　慈爱的父神乐意垂听这尊他名为圣的祷告，赐给我一个善良的妻子。在我漫长的廿多年劳改期间，她经历了许多试探与艰难，忍受每次政治运动的煎熬。我去改造时，两个女儿，一个不满两岁，一个才五个月，苦不堪言；每月还寄给我十六元保价信(注：大陆不用支票。当时邮局提供一种特别信封，规定可以放入不超过16元的现钞，交邮局挂号寄出)。由于我的连累，她这个口腔科医生，先被下放到上海青浦乡治血吸虫病(专业完全不对口)，后又下放到安徽省祁门的高山区，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受尽屈辱、歧视。多少艰辛、困苦、贫穷！她大学时代曾是个短跑运动员，后来却逐渐患上高血压、冠心病。那时候，大女儿还很小，肚子饿，可她妈妈买不起点心，常常站在静安寺老大房糕饼店门口发呆。孩子幼儿时，就显出绘画的天赋，老师很器重、栽培她，把她的画刊登在上；可惜她妈妈买不起她要用的水彩及笔具，常使孩子失望。到文革时，由于她父亲在劳改，老师也不敢放手培养她了。

分担我妻子重担的姊妹

　　我劳改前，两个女儿都在苏州。大女儿生在上海，户口报在上海；小女儿生在苏州，户口报在苏州(注：大陆的户口制度很特别：城市户口迁乡下很容易；农村户口迁城市则很难。至于想迁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则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夫妇俩都很忙，两个女儿从小就在一位敬虔的姊妹孙太太身边长大，管她叫婆阿，是苏州人亲密的称呼。孙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丈夫早已去世。我大女儿到了入学年龄就回上海上学，小女儿就一直和婆阿同住。如今，孙太太已八十三高龄，小女儿就奉养她的老。

　　我押送劳改后，每月83元工资立刻就没有了。当时家父已殉道两年；他没有留下遗产(他一向不置产)，而他生前工作过的上海南洋医院，连怃恤金也不发(因为“反革命分子”是没有抚恤金的)。他安葬完以后，家里就很穷了。感谢主，我妻子有一颗慈爱的心，每月还主动寄我16元钱。所以当时小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再无条件继续出工资请婆阿抚养两个孩子了。妻子就决定去苏州，要把两个孩子领回上海，三个人团在一起生活，开支可以省许多。然而她作为被歧视的“反革命家属”，又在工作要求很高的教学医院作医生，有医疗、教学、科研三项任务在身，孩子领回上海后怎么办？心中实在无数，大的两岁不到，离不开人照顾；小的只有五个月，需喂奶。我妈已58岁，小弟崇耀只有13岁，家务也够忙了，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我妻别无选择，只好去苏州领孩子。

　　感谢慈爱的天父！他知道我妻子的处境多么艰难，他是信实的神，并没有忘记他慈爱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感谢安慰丧气之人的天父(林后7:6)！当我妻子到了苏州，要领回两个孩子的时候，不料婆阿却执意不肯，她说：“弟兄为主劳改，你肩上这付担子太重，我要和你扛、和你抬。”我妻子再三坚持要带孩子回上海，说：“现在，按你的年龄条件，还可以找到工作，到退休时，有退休工资；你不去工作，在家替我带孩子，代价太大：我们家是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孩子的爸爸改造出来也只是一个劳改释放分子，这个历史档案记录是抹不掉的。我诚实地说，我拿不出钱来了，连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也成问题。”婆阿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妻子说：“你不要给我工钱了。小孩的生活费，你能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若不足，我们一同仰望神。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妻子见她十分坚决，拗不过她，就存着感谢的心回到上海。那时婆阿才45岁左右，虽没有念过书，但手巧心灵，为了赚点钱贴补家用，她就日夜做“外包工”，把活拿回家来，替服装厂做绣花、钉纽扣等细活，每天做工到深更半夜。为了节省电，就把一只五支光(5瓦Watts)灯泡拉到眼前来做活，每月只用半度电(因为自己没有装电表，电接在邻居的电表上，每月贴半度，总共才每月1度电)。有时不够开支，就悄悄地把自己有限的旧东西卖掉。

　　在所谓的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分配的定粮大幅减少，孩子们小，不懂事，饿了要哭，婆阿总是自己尽量少吃，省下粮票为孩子们买点糕饼充饥。孩子们病了，她就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去卫生所看病打针，等孩子们病好了，她才托人写信告诉我妻，生怕我妻焦急、工作分心。逢年过节时，我妻总是把一点点配给的食品省下来，带到苏州去看望她们，和她们一同分享。邻居告诉我妻，婆阿排队买米时，曾昏倒在街上。

　　我妻明白这是由于饥饿低血糖所致，可是婆阿从来不将这些不愉快、令我妻担心的事告诉她。婆阿的爱是深沉、隐藏的爱，默默无声地作在主身上。实在感谢赞美主，神借着这位爱主的好姊妹分担我妻子的重担，帮助抚养这两个小孩。哦！主啊！愿祢在那一天纪念她为你的圣名所显出的纯洁、无私的爱心。

　　妻子从劳改农场探亲返医院工作后，同事们发现她皮肤晒黑了，知道她去过劳改营探亲，就在背后窃窃议论。到文革时，这就成为批判斗争她的内容之一。这样艰难的日子，若没有主的恩典，没有肢体暗中代祷的帮助，这个家庭早已妻离子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