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河北新闻网。作者：崔立秋）
(一）
2010年的日历终于还是翻到了它的最后一页。这一天，虽然北京的天气依旧寒冷，但是那惨淡的阳光却突然有了温度，刹那间变得灿烂如夏花起来。是的，这是天堂里的众神在举办宴会欢迎一位伟大的中国作家光临。不，不是光临，他应该是回家，因为天堂原本就是他的家乡。从此，天堂里又多了一位思想者。史铁生说：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
是的，就在这一天的凌晨，当无边的黑夜还静静地笼罩着北京城的时候，作家史铁生悄然地离开了这个尘世。
我想，这位被中国的读书人敬称为“最具神性”的作家，是有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时刻与这个世界告别。“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史铁生说过，徐志摩这句诗虽未必牵涉生死，但在他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依着史铁生的遗愿，他的妻子陈希米没有设灵堂，没有开追悼会，没有举行遗体告别，并捐出了史铁生的肝脏和大脑。史铁生就这样轻轻地与我们挥手作别，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60年，一甲子。光阴荏苒，岁月轮回。轮椅上的史铁生用自己残缺的躯体，走完了苦难的一生。
1972年秋天，在史铁生刚刚活到“人生最狂妄的年龄”的时候，他不幸双腿瘫痪，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巨大的灾难面前，年轻的史铁生也曾经自暴自弃，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起来，他会突然把面前的窗玻璃砸碎，也会一边狠命捶打着那两条可恨的腿，一边高喊“活着有什么劲”。他甚至多次想到过自杀。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就此放过劫难重重的史铁生，后来他又患上了尿毒症，只能靠着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60年的人生本就不长，却有近40年的病史。难怪史铁生会自嘲地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
当苦难成为一种家常便饭的时候，苦难就不再是苦难，而是一种上天的恩赐了：因为它让人学会了思考生命和死亡，学会了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到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了“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有人说上天对史铁生实在太残酷了，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天将降大任”于史铁生。
1978年，史铁生在条条绝路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正式开始写作。从此，写作成为史铁生生命的重要构成，一次次帮助他摆脱生命的磨难与绝望，一次次在磨难与绝望之后让他获得生命的哲思和精神的升华，并创作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传世名篇。但是，有谁知道这些曾经感动了无数人的文字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创作出来的呢？史铁生每周要做三次透析，他只能在上午花两三个小时进行创作，他写得非常少，非常慢，《病隙碎笔》仅有十几万字，却花去了他整整四年的时间。
悲伤？不，我不悲伤。生与死对于命运多舛的史铁生而言，早已不是什么问题，它只不过是一个沉重的肉身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对于每隔一天就要做一次透析的史铁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史铁生曾经这样谈论死亡：“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多少年来，史铁生早已恭候死神多时了。在许多淡然又安静的文字里，他这样写道：“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
这一次，史铁生是真的走了，他在死神的引领下，去了那个不需要行走，却可以飞翔的地方。
（二）
2011年1月4日，这一天命中注定要与文学有关。二十年前，台湾作家三毛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六十年前，作家史铁生降临人间。这天下午，在北京的798时态空间，人们为刚刚离开尘世的史铁生度过了一个缺少主人公的生日聚会。一个参加了纪念会的朋友，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来参加史铁生老师最后的聚会。史铁生六十岁了，许多朋友给他过生日，可他是缺席的。他让我学习死，也在学着生。”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史铁生说：未知死，焉知生。
在小说《命若琴弦》之后，史铁生不再写残疾人，而是开始关注人的残疾，开始在文学之外寻找文学，那就是所谓的灵魂的空间。史铁生以他的存在和文字为生与死做了最好的诠释。最近这几天，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媒体、读者乃至无数的网友都在纷纷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残疾作家的无限哀思，人们深切地怀念这个“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的轮椅作家。是的，史铁生所关注的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人类精神的残疾，他的文字指向的是人的灵魂和生命，他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往往会让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深感汗颜。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辞这样写道：“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史铁生走后，我并不悲伤，因为明朗和欢乐是他毕生的实践和追求。但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疼痛，因为史铁生在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家。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先生所言，史铁生对存在的始终不渝的追问构成了当代文学中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作品使当下中国文学的意义得以丰富。有评论者更是不吝赞美之辞，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史铁生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参照、一个苦难民族的精神灯塔，更撑起了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标杆。”我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有夸大和过誉之嫌，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精神匮乏的社会里，史铁生之后有谁能够填补他作为一个最纯粹的写作者所留下的这个巨大的空白呢？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铁凝说：“史铁生的离世，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在当今文坛应当呼唤史铁生的这种文学精神和对文学本身的敬畏。”史铁生存在的意义不仅在文坛上如此重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亦然。
2003年夏天，在张家口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唐山的陌生朋友在半夜里敲开了我的房门。他叫王志勇，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大地震让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一个乐观豁达、善于思考、积极生活的人。我们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彻夜聊天，我们聊的最多的便是史铁生，聊他的自传体小说《务虚笔记》，聊他病榻上的哲思《病隙碎笔》，聊他的《我与地坛》。那一夜，他像史铁生一样，一根接一根地拼命吸着烟。这次夜谈让我清晰地知道了史铁生的存在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对很多身患残疾的人来说，坐在轮椅上行走的史铁生无疑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精神教父，他的文字是有温度的冬日阳光，照亮并温暖着他们的本已黯淡无光的人生。
史铁生走了，王志勇们该是一种怎样的哀伤呢？！
哲学家周国平说：“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的。读铁生的作品，和铁生聊天，我的感觉永远是天然默契。”很遗憾，我与史铁生并不相识，更没有和他聊过天，但是我有着和周国平同样的感受。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我总是把史铁生视为邻家大哥，是一个可以精神相通的朋友。我想，这种精神上的亲缘可能与史铁生的写作总是在直面人类恒久的生活与精神困境，致力于发掘生与死、爱与恨、自由与限度、获得与承担、欲望与道德等带有终极性质的命题有关。
5年前，我和史铁生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作品推介会上，出版社请来了中国文坛的“二铁”：铁凝和史铁生。那一年，铁凝推出了长篇小说《笨花》，史铁生则推出了《我的丁一之旅》。当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的轮椅从我的身边轻轻辗过之时，我发现虽然他的脸色无法遮掩住被病痛百般折磨的疲惫、憔悴与虚弱，但是在他灰暗色的皮肤中却分明透出了黑铁般的光芒，从他的眼神里，我感受到了他的平静与从容，深邃与悲悯。
那些日子里，我特别想写出一篇关于《我的丁一之旅》的评论文章，或是做一期关于史铁生的访谈。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很好地读懂这部小说，史铁生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他对生命深度的终极追问，让我不敢轻易下笔，只好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部小说中，作为小说家和思想者的史铁生将一个人拆成三个人，以“我”、“史铁生”、“丁一”三个人物或同时或交叉出现，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写人和灵魂的对话，试图从不同层面或角度来理解人。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首充满哲理的生命诗篇，史铁生是在用这部小说来寻找生命，扣问灵魂。
(三)
2004年秋天，我去北京采访作家刘锡诚先生。约好下午3时面谈。时间尚早，我便在他家附近闲逛。一抬眼，猛然看见一个彩绘的石牌坊，地坛就这样不经意间闯入了我的视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所写到的那个地坛吧，今天，我会不会在地坛看见史铁生呢？
是的，在很多当代读书人眼中，史铁生与地坛是合二为一的，地坛虽然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自从史铁生出现后，它就成为史铁生一个人的地坛。像我一样，多年来有很多人都曾经到地坛里寻找史铁生。在史铁生去世后的众多纪念文章中，有很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那个在地坛里玩耍的孩子走了”这样的题目。由此可见，史铁生和地坛之间的密切关系了。作家韩少功曾经这样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的确，谈起史铁生，自然绕不过他的名篇《我与地坛》。当年，自从失魂落魄的史铁生在母亲的注视之下摇着轮椅进入地坛后，地坛就与史铁生之间默默地构成了某种张力。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每次去北京，总要抽空到地坛去转转，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从未曾说出口的念头：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地坛里碰巧看见那个摇着轮椅的作家史铁生。实际上，史铁生生前已经很少去地坛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然而，地坛里坐在轮椅上读书的史铁生，他笔下的那对玩耍的兄妹，那个唱歌的小伙子，那个长跑运动员，以及总是站在门口目送史铁生去地坛的母亲形象都已经永远定格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史铁生去世后，天涯社区上很多网友倡议作家和读者们自愿捐款，在地坛公园为史铁生建造一座扶轮远眺的塑像，让思念他的读者能够与他在地坛相逢。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也表示，以前家住地坛公园附近，铁生一直很喜欢那里，现在铁生走了，她正与有关方面商量，希望能够将史铁生的骨灰撒在地坛的树林里，不留任何的地上标志。
地坛本来就是明清帝王们祭奠的场所，如今它却成了人们纪念作家史铁生的最好的去处。
夕阳就要落山了，它熄灭着走下山，收尽苍凉残照。此时，它正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史铁生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他的拐杖。忽然，在某一处山洼里，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分不清是夕阳的余晖，还是朝阳的光芒中，史铁生复活了。他说：“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史铁生如是说：当有一种精神应对苦难的时候，我就复活了。
我们为什么纪念史铁生
史铁生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怀念文字像潮水一样涌来，世人对他的追思表现得非常深切和痛彻。而人们对史铁生的评价之高也是我始料不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不轻言“伟大”的时代，铁生也无愧于“伟大的生命”这样的评价。
人们为什么如此怀念史铁生呢？仅仅是因为史铁生作为一个残疾人，却写出了像《我与地坛》这样的名篇佳作吗？还是因为人们对他所遭遇的巨大的人生苦难深表同情呢？在学者陈福民看来，史铁生是以自己的苦难为我们这些健全人背负了“生与死”的沉重答案，他用自己的苦难提升了大家对生命的认识，而我们则没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堪称当代文化英雄。
我想，在这样一个呼唤英雄的年代里，史铁生只是一个人。
史铁生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的一生从未曾成为社会的焦点或中心，他只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写作者，安安静静地在病床上写着自己对人生、对生命、对灵魂的思考。作家何建明说，史铁生“心向于静，戒绝浮躁”的创作精神值得青年作家学习。史铁生以自身的存在营建了一个灵魂的乌托邦，为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和喧嚣的社会提供了令人珍视的精神向度，当今的人们越来越向往拥有史铁生般沉静、安静而又纯净的生命。
史铁生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史铁生看来，信仰和梦想差不多，它是一个完美的境界，它给人一种心灵的好处，它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写作是他的信仰，灵魂是他的信仰，生命也是他的信仰。有朋友这样评价说，史铁生“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在信仰缺失的时代，史铁生为我们重建了信仰的大厦。史铁生说，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
史铁生是一个残疾人，却拥有一颗健康的心。正如史铁生所说，“残疾并非残疾人所有”，就残疾的本质而言，是人的局限、人的不能、人的不完美。在这个意义上，有谁不是残疾的呢？与身体的残疾相比，当前更值得关注、更可怕的是精神的残疾。是的，史铁生虽然坐在轮椅上，“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看得更高”；史铁生不曾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拥有更辽阔的心”。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最缺失的东西，也恰恰是我们深切怀念史铁生的最真实的缘由。
作家感怀
史铁生的逝世，使中国文坛痛失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也许时间过去越久，越能够体现出史铁生作为一个作家的魅力和他的文学的价值。
——— 铁 凝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
——— 贾平凹
铁生走了？这个最坚强、最善良的人，这个永远笑对苦难的人，这个轮椅上的哲人，就这样突然走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祈祷，我拒绝，我失声恸哭。在这一瞬间，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世界荒凉了，我失去了人世间最好的兄弟。
——— 周国平
史铁生无论活着，还是逝去，都为中国作家立下了精神标杆。作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史铁生对人生，对世界都充满关切，责任感。
——— 李敬泽
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铁生文学作品中的那份沉静更显珍贵，他从容地阅读了生命这本大书，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立场。他的生命痛苦，灵魂却是那么纯净。他总是让我们那么感动。
——— 张海迪
史铁生走了，中国文坛失去了一名巨匠，那个在地坛里玩耍与思索的孩子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天堂一路走好……
——— 汪国真
一个最纯粹的小说家，史铁生先生去世了，他是我最尊重的中国小说家，一直在和病魔抗争，他的文字洗净了自己，也感染了别人。文坛失去了一位干净的作家。
——— 石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