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堆孩子的妈
记忆中，我做梦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大娘，可偏偏元旦节那天夜里，大娘闯进了我的梦。
我站在马路边的一个车站上，一辆红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开进站停了下来，只见大娘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微笑着，看着我。惠玲姐，大娘的小女儿也站在车站上，好像是我在和她一起送大娘去什么地方，没说是哪里，反正是个挺好的地方。那汽车停了片刻又开走了，车门没关。大娘就那么坐着，坐得很稳，笑眯眯的，很安静，没说话。
醒来后，梦中的情景还是非常清晰。已经很久没跟大娘一家联系了，诧异怎么会突然做这样一个梦，于是我便把这梦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正好是新年，咱也该给大娘一家打个电话去问个好了。于是把电话打给了我惠英姐，大娘的大女儿。惠英姐说，大娘就在几天前仙逝了，无疾而终。大娘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走后双唇还是红色的，像睡着了一样。大娘高寿，活过了九十六岁。
大娘是我小时候的保姆，大概在我三岁左右时来我家的。刚来的时候是保姆，但很快大娘就成了我家的成员，以后，又成了我家永远的朋友，我们两家也成了永远的亲戚。
大娘是北京郊区人，刚解放时跟着她的丈夫进了北京城。大爷姓池，在天桥附近的鸿兴饺子馆里当跑堂，大娘便给人当保姆看小孩。我不知道我是她照看的第几个小孩，但后来听大娘说，她看过的孩子有十多个，我是最乖最听话的那一个。
大娘是小脚，不识字，穿大襟，梳髻儿，满口没有一颗牙，还有一只眼睛是半瞎。大娘三十岁时害了牙病，没钱治，满口牙掉得一颗不剩。先是没钱镶假牙，等想镶牙的时候牙床已经变形，不能镶了。没了牙人就显得老，所以年轻轻的就被人们喊成“大娘”，大人这么喊，小孩也这么喊，“大娘”就成了她的名字，以至于没人关心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后来大娘告诉我，她娘家姓孙，十六岁嫁到池家后有了个大名：池孙氏。土改的时候，大娘嫌池孙氏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顺耳的名字，叫孙秀英。名字虽是自己起的，但大娘却不知道怎么写。 “可我能认得，” 大娘曾骄傲地对我说：“别人把我名字写错了我能看出来。” 大娘也不识数，但会算算术，买东西钱找少了她会去讨回来，找多了她一准儿给人送回去。大娘大襟褂子兜里有两个手绢，一个包着自己的钱，一个包着主人给的买菜钱，从来不会搞错。
大娘的眼睛是哭坏的。那年大娘生了孩子，可没几天孩子就死了，月子里哭，把眼睛给哭坏了。刚巧村子里有个地主家添了个儿子，可孩子的娘没有奶，饿得哇哇直哭，于是人家把那没奶吃的孩子给她抱过来，求她给孩子喂口奶，大娘便成了那孩子的奶妈。没多久，那孩子的亲娘又死了，大娘可怜那孩子，又哭，硬是把眼睛给哭成了半瞎。
大娘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妈发现她眼睛总是红红肿肿的，还不停地流泪，见她老是不停地揉眼睛，便带她去了同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不但有严重的结膜炎，还有严重的倒睫，必须手术治疗。妈二话没说，掏钱为大娘做了手术，保住了眼睛。以后的几十年里，大娘不知对多少人说了多少次：“要不是小沙沙她妈带我去瞧大夫开刀，我这眼早就瞎了。”
我小名叫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莎呀、娜呀、宁呀、维呀的特别多，都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可大娘对我的名字有她自己的说法：“叫个什么不好？给个女孩子起名儿叫‘沙’，爹妈还知识分子呢。不过 “沙” 好，沙呀土呀的不起眼儿，好养活。”
大娘是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来带的，“大宝贝儿”、“小宝贝 ”、“宝贝蛋儿” 都是她对我的称呼。跟着大娘没多久，我就被养的白白胖胖的，身体也不那么娇弱了。那时我家住在二里沟朝阳庵，马路对面就是中国进出口大楼，是外国人常常出入的地方，街边有花园和绿草地，洒水车天天都要过一遍。在六十年代初期，那片地方算得上是北京市里的高尚住宅区了。大娘喜欢那环境，喜欢花，就天天带我到花园去玩，我玩土、玩沙子、玩泥巴，还有那些树叶子、小木棍儿、石头子儿、土坷垃，大娘都让我玩。大娘的育儿经就是：小孩儿就得接地气，就得晒太阳，病都是捂出来的。大娘老说：“我们乡下孩子整天在野地里跑，没见谁家孩子没事儿就闹病的。” 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妈完全把权力下放，大娘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
大娘喜欢打扮我，可我不喜欢大娘给我梳小辫，她老是把小辫扎得特别紧，揪得我头发直疼。有一回我妈跟单位下乡参加支农劳动，回来的时候大娘带我去火车站接她。出门前大娘想把我打扮漂亮让我妈看着高兴，就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梳小辫，又是红头绳又是绿头绳，把两个小辫扎得翘翘的，冲天开花。最后还用小手指头沾上红药水，在我的脑门心上点了一个红点点，和那闹海的哪吒一个模样。大娘捧着我的小脸儿看不够地看：“瞅瞅这小乖模样儿，画儿似的，多俊哟！” 大娘一路上不让我摸头发，生怕我把小辫儿弄散了。我妈一下火车看到我，用现在的形容词说就是：狂晕！后来我听我妈说：“那天看到你我吓了我一跳，土得没法儿看。”
大娘会做针线活，尤其是做鞋，她全家五口人的鞋都是她做的。有时候我自己安安静静地玩，玩洋娃娃，搭积木，看小人书，大娘就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她好像永远有纳不完的鞋底，以至于我后来一想到她，眼前就会出现她正在纳鞋底的样子：左手握着鞋底，右手拿着针，先用锥子扎，再把针从锥眼儿穿过去，然后把线绳在手指头上绕一下，使劲拉，拉得紧紧的，接着用针尖挠挠头，又拿起锥子扎鞋底。大娘还喜欢做虎头鞋，花花绿绿的，也不知道做完了都送给谁。大娘做完针线习惯顺手把针往脑后的髻儿上一扎，那髻子就像个刺猬似的，而且每根针眼里都留着一截线头儿，红的蓝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就像那小刺猬刚从乱线头里爬出来。我妈对大娘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她那一脑袋的针，生怕针掉在床上或枕头上。可大娘总是说：“不碍事，掉不了，扎不着我的小宝贝蛋儿。” 大娘还会剪窗花，一把剪刀一张纸，三弯两扭地就能剪出两只头对头的小飞鸽，还有金鱼和鸳鸯。大娘讲一口京郊话，说起童谣来特别有韵味，记忆中大娘只会说两首童谣，一首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清早起来梳小辫儿。” 另一首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不听话，不让去，哭着闹着跟了去。” 后来才知道，这两首童谣可谓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童谣了，清朝的小孩都会唱。
小时候的事儿能记住的不多，有些是大人们反复讲才知道的，比如有一件事儿，大娘见我一次说一次，都不知道她一共说了多少次了。我家有个小邻居，比我小一点儿，有段时间大娘带我的时候也同时带着她。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大娘，都把大娘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有时玩着玩着我俩就吵起来了，我说大娘是我的，她说大娘是她的，吵到最后两个人都哭着大喊：“呜呜，大娘是我的！” “呜呜，大娘是我的！”
1969年，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运动开始了，我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我成了全北京几万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名。当时北京的一些部委成立了下放干部留守儿童部，不少留京的孩子们过起了集体生活，住宿舍、吃食堂，跟孤儿院差不多。我被寄养到了大娘家，因为只有把我交给大娘我妈最放心。记得我妈学院是先下去的，过了没几天我爸也跟着部里下去了，当年干部下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大娘住在西直门外的榆树馆胡同，是个典型的大杂院。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租的，每月三块钱。屋里没什么家具，一张大木床占了半间屋，床边有一个做饭兼取暖的煤球炉子，炉子上的水壶是我妈临走前给大娘留下的，里面厚厚的一层水碱。别的事儿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我煤气中毒了，头疼，恶心，腿软得不能走路。大娘吓坏了，把我抱到大爷的背上，让大爷背我出去透气。记得那天特别冷，天黑黑的，我穿着棉猴儿，带着帽子，有气无力地趴在大爷的背上。大爷背着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动物园对面的百货商场。商场还没打烊，大爷走进水果店，跟卖水果的售货员说：“同志，这孩子煤气中毒了，恶心想吐，吃点儿什么水果好？”
还有一件关于大娘的 “事迹” 也非常有趣。文革时有人请大娘去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大娘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从前给地主家当过奶妈。如果她把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儿讲出来一定会起到教育作用。大娘欣然接受，可大娘讲的却是那个孩子没奶吃如何如何可怜，那孩子的妈死得有多么多么的惨。说了半天，既没有愤怒的声讨也没有血泪的控诉，净去同情那地主家的狗崽子和地主婆儿了。然后大娘又讲起了自己进城当保姆的事儿，说有个姓庞的东家，对她非常不好，大娘给他们家炖土豆，可他家女主人竟不让她吃土豆，让她吃削下来的土豆皮。大娘说的竟然是解放以后的事儿，那姓庞的是一个革命老干部。本来可以从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上给大娘扣上个大帽子的，无奈大娘出身太好了，人缘也太好了，大家只能哈哈一笑，拿大娘没办法。
不久，我离开了大娘，跟着第二批家属团也去了河南干校。
1978年，我回北京备考，辗转了几个住处，最后住到了大娘家。有一天大娘的干儿子来了，就是那个吃大娘的奶水长大的孩子，好像是和媳妇闹了别扭。我听见大娘跟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大娘说：我给那么多人家干过，见得多了。见过两口子好的，也见过两口子闹的。啥叫感情？感情是俩人谦让让出来的。啥叫爱？爱就是别老挑人家的毛病。人干嘛要结婚？那就是搭伴儿过日子，就是你累了我给你倒碗水，我病了你给我熬碗粥。别老觉着自己委屈，人家还委屈呢。谁没有点儿毛病？就你什么都好？让着点儿，担待着点儿，过日子不容易，这路，俩人走总比一个人走强。
谁说我大娘没文化? 我大娘说出来的话句句是真理。
有一次，我去看大娘，大娘正坐在床上解绑脚布准备洗脚，见我来了，大娘忙着往回缠。大娘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洗脚，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大娘的小脚长得是什么模样。我说：“大娘，您受那么大罪裹了个小脚，可又不让人看，那不是白裹了嘛。” 大娘笑了：“你这是什么理儿啊？不过说得也是，那就给你瞧瞧，看这骨头，都断了，那罪受的。” 我要给大娘洗脚，大娘不干，我逗大娘说：“怎么？还怕人摸呀？不就是个三寸金莲吗？您这脚可不止三寸，没那么金贵。” 大娘还是不让我动手，我说：“不让洗拉倒，早知道小时候我也不让大娘给我洗脚。” 我给大娘洗了脚，还给大娘剪了脚指甲，把大娘的一双小脚整理的干干净净、滑滑溜溜的。我给大娘剪指甲的时候，大爷端进屋来一盆热水，还拿来一块香皂。“剪完快洗洗手，孩子。你大娘命真好，碰上你这么个好孩子，真没白疼你啊！” 大爷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忘了他背着我去买苹果的事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大娘又重复叨唠着老街坊们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她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她就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当上大学生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当然不会忘了大娘，出国后，我给大娘写过信，但大娘家那片地方拆迁了，那封信过了大半年才转到大娘手里。
91年底，我第一次回国，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大娘和大爷，老两口那个高兴啊，忙着包饺子给我吃。临走的时候大娘说：“你可得再回来啊，大娘好好活着，大娘等着你。” 那时大娘不穿大襟褂子了，可还梳着髻儿。
2000年，我带着四个孩子去看大娘，那时大爷已经不在了，大娘搬到了通县的女儿家。见面时，还是一声：“我的宝贝儿哟！” 便把我揽在了怀里。那次我在惠英姐家住了两天，听大娘讲那些她已经讲了无数遍的往事。临走时，大娘对我说：“大娘一定好好活着，等着你下次回来。”
2007年我回国时，大娘已经九十三岁了，在老家跟儿子住一起。我去看大娘之前惠英姐没告诉大娘，怕大娘太兴奋睡不好觉。但大娘一看见我就说：“哎哟我的宝贝儿，你这是打哪儿来啊？你不是去美国了么。” 接着又说：“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就给我端小板凳，我一做活儿，就过来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去了美国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这眼啊，多亏了你妈，要不是你妈带我瞧大夫开刀，早就瞎了。” 此时大娘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大娘从来不说自己对别人的好，可永远记着别人对她的好，哪怕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2009年夏天，我们全家六口人一起回国，却偏偏赶上全国大防”甲流”，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被要求自觉隔离，我没能去看望大娘。后来去了西安、杭州、大连等地，等从大连回到北京，我又不小心摔伤骨折。那次，我没能去看望我的大娘。
大娘等不到我下次回去看她了，她走了。那个梦，一定是大娘托给我的，大娘是来告诉我，她去了一个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