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憧憬的小学生活不像我想像的那么有意思。
班主任姓马，四十来岁。发卡把头发别在耳后，表情里有着妈妈般的慈祥，老师般的威严。上学第一天班里的孩子们小声传着“马老师是回民”的话。大概都是通过哥哥姐姐知道的。中国有众多民族，生活习惯不一样，需要互相尊重。但为什么没有自我介绍或学校发介绍通知的习惯，只靠人们的传言呢。
第二节课，老师教我们排队的时候，就听见谁在喊“猪尾巴根沾白糖，先让回民尝一尝”。
石家庄的老市区住着很多回民，当地居民都很有常识，懂得尊重回民的习惯，彼此相处得很融洽。我们从小就听家里人讲，在回民面前不可以说的话，不可以作的事情，回民朋友来家里我们也不用让茶什么的。喊这种顺口溜的人挨顿揍也不会有人去管。
只见马老师的脸抽搐了一下，装作没有听见似地继续给我们排队。听说大孩子们把老师轰下讲台了，也许这点儿坏话是可以容忍的了。
老师不管坏孩子让人失望，上课只学语录、只喊口号更让人烦。我们那届入小学的都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一开始就是“毛主席万岁”然后就是一段接一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曲。虽说没学拼音，跟着节奏念语录，也记住了不少难写难念的字。
1967年初夏的一天，上课铃响了以后仍不见老师进教室来。过了一会儿七、八个六年级的女生进来了，她们脸上带着要革命一番的表情。
学校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兴奋和不安地盯着她们。上学快一年了，全班这么注意地盯着讲台大概是第一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学生可以不听课，可以在课上睡觉，也可以不交作业，老师不能敌视学生`。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了，就叫我们`姐姐`吧”一个小头目姐姐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要讲什么之前先要引用一段毛语录，大概是为了表现自己能够“活学活用”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准能找到合适的语录。
毛主席什么时候说了这样的话呀？毛主席怎么这么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呀？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姐姐们。那天的一幕我至今不能忘记，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这条语录的出处，那以后再没有听别人引用过。
自古以来，中国人读书学习不只是为了学习生活本领，更主要的是为了出人头地。解放后，教育及受教育的方针表面上发生了变化，但“长出息”、“作人上人”的基本思想没有变。任何社会、任何朝代都不能保证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出人头地”，但是，文化大革命让所有学生都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并缩短了学生们“出人头地”的行程。
打倒了至尊的教师，自己走上讲台，算不算“出人头地”？戴上红卫兵袖章就可以任意闯进以前不敢进的人家，抄家并没收其财产，甚至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算不算“出人头地”？毛主席太了解中国学生的心情，太会利用这种心情了。
六年级的学生终于也分得一点儿机会，走上了讲台。但是，她们没有街上看到的红卫兵那种战斗气氛，个个都是和善的大姐姐形象。
当时中学和高中的红卫兵流行上街演出，即把毛语录或短诗谱上曲去演奏，或是编一些批判刘少奇及资产阶级的讽刺剧。在街上搞演出的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六年级的姐姐们也效仿中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我们到操场去排练节目。她们虽有革命热情，但毕竟还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排练的内容就是把文革初期必读的毛著《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全部串下来，已经谱曲的部分唱，没有谱曲的部分朗诵，加上适当的动作。
上学不用学习，而且还有陪玩儿的大姐姐们，学校变得即新鲜又有吸引力。
一天，六年级姐姐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表，要求让家长填写后交来。
家庭调查表的大致内容如下：(如有不全，请各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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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
家庭出身： |
民族： 籍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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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日： |
家庭住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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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姓名 |
年龄 |
工作单位 |
政治面貌 |
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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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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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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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调查表，以后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填写一次。
“家庭出身”也写作“家庭成份”是政府根据解放时每个人从事的职业或家庭财产状况所定的一种身份标志，传及子孙。一直到文革结束它都是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是不是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基本标准。
“政治面貌”即加入的党派，政治身份。一般有“党员”和“群众”，还有人写“超团”(超龄团员)，如果是党员身份，虽不世袭,但也光阴子孙。
“职务”即在单位是干什么的，如果是主任、书记，孩子当班长的机率就高。
“亲属关系”一般指直系亲属，上下左右写几代我不太清楚，要是亲戚中有有政治问题的，你没有写上，算你隐瞒组织，以后就别指望好了。
午休的时候，我把表交给妈，妈和姐商量了一下说“如实写吧”。
六年级姐姐就住在中山路小学后面的军区宿舍，孩子们上学时常常像约同龄人上学一样到姐姐家去等她们。那天中午我在快到学校的地方碰到她们，我把表拿出来高兴地说“我妈给我写好了”然后交给了一个姐姐。
那姐姐顺手打开表一看呆住了“这怎么可能？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是资本家出身!?”
别的姐姐也都惊呆得说不出话来。
什么？我是资本家的孩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怪不得妈和姐看到要添的表时那么为难。
我不知道“资本家”是干什么的，但我知道是坏人中最坏的，是上街游街、站在台上挨斗的，是要被红卫兵押送走的，还知道一旦沾上这个成份不管你自己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的。吓得我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突然一个姐姐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张新力表现从行动到态度哪都没有问题，是好孩子、好学生。”
紧接着又一个姐姐补充说：“再说张新力才7岁，和我们一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你还能找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话来吗？太佩服她们了，能及时找出那么贴切的语录来。到现在，我一直在心里向六年级姐姐们敬礼！我资本家出身的问题当场就解决了,下午又接着排练了。
上小学后，老师一直把我当作骨干，六年级姐姐们也是一样。我不是那种张罗着管人的人，因为在幼儿园长大，又上了一年学前班，知道听老师的话，老师说“排队”，我就知道往后站。我个子最高，我站好了,就有了参照点，老师省了好多事。
那天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早把“资本家出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没有人对我讲过祖父是资本家，我出生的时候张家已经没有资本家的风光。只有过年时祖父给我3元压岁钱，是当时一般孩子的好几倍。我一直没有勇气问祖父是怎样的资本家。直到读了石家庄市政府1988年编写的《石家庄工商史料》以后才略知一斑。
祖父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郊外的大地主家庭，“9·18”事件爆发前在锦州当高中语文教员。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学校被强制学日语，祖父只好离开了学校。之后祖父到天津投奔当时作天津市长的姑父米春林。米春林夫妇膝下无子，对祖父格外关爱。经米春林介绍，祖父到井陉矿务局天津支局工作，一年后调到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
石家庄炼焦厂是中德合资企业。德国人发现井陉煤矿的煤炭适合炼焦后，中德以7:3的比率建立了股份公司。这个工厂每天除生产100顿焦炭以外，还生产很多副产品，收益很大。祖父是作为材料科科长赴任的。
1939年，祖父掌握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与朋友成立了股份公司“聚兴永五金商行”。经营范围及规模《石家庄工商史料》是这样介绍的：聚兴永商行经营400种以上商品，经销范围延伸到北京、天津。聚兴永商行成立时的资金为1万元，到1947年增至600万元，在扩大经营范围的同时投资金融业，投资额占石家庄集享银行总资本的45%。……1955年聚兴永五金商行国有化, 职员也都被安置到国营企业的各个部门，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聚兴永五金商行”改为“国营石家庄五金公司”。我记事的时候祖父是五金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
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取得政权以后，自知缺少管理工商业的经验，采取了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治协商路线。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祖父即没有为日本人干过事，又没有被国民党染指，在他那个层次里简直清白得难找，因此受到了共产党的赏识，当上了石家庄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主席。因为有这段经历，红卫兵下手时还是有些忌惮。
那之后不久，红卫兵把以前的资本家、商人，总之凡是赚过钱的通通当作无产阶级的敌人赶出了城市。祖父也不例外。
我没有见过祖父当资本家的风光，但祖父家里一直有两个太太。我们背地里称“大奶奶”、“小奶奶”。当然大奶奶是正房，我父亲是大奶奶的长子。
我今生最最不能理解的爱情是小奶奶对祖父的爱情。她本来是小学教员，那时的女教员多风光啊，据说不乏追求者。解放初偏房夫人都纷纷离开丈夫，弃暗投明了，她却为祖父生了两个儿子。别说社会上的白眼，大奶奶的两对儿女都是进步青年，看不惯她的做法，给过她很多压力。要是她跟祖父的爱情止于“山楂树”的话，她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样了。
家里有两个奶奶，想隐瞒成份都隐瞒不了。一天中午我到前院找亚军玩儿，她见我来了挺高兴，她姐姐马上过来说：“来、咱们玩儿比出身吧。我家是贫农，你呢？”知道她是要羞辱我，马上跑开了。
听六年级姐姐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时，我感到了安慰，忘了自己的成份，后来我知道那句语录只不过是画在纸上的饼，救不了我。
事实上，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用那句语录对待过我。
(7)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