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岸谷隆一郎谈起

   1940年2月24日，满洲国通化省的日籍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半夜酒醒，走到那座由一个班把守的临时停尸房里，去看望刚刚被杀的杨靖宇将军的遗体。
   
   前一天晚上，岸谷隆一郎喝了庆功酒，庆祝对东北抗日联军六年的追剿取得关键性胜利。在由联军叛兵组成的程斌挺进队和正规日军的分进合击之下，神勇无敌的抗日联军司令，南满的传奇英雄杨靖宇终于被击毙。
   
   六年了，百战艰难，岸谷隆一郎日思夜想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杨靖宇。面对这位老对手的遗体，他有些情不自禁，竟伸出手抚摸了遗体。这时，已经被数年坚忍顽强的游击战拖得精疲力尽的岸谷隆一郎依然无法相信，几个月的封山清野之后，没有粮草的杨靖宇依然能够一个人进行如此勇烈的决战。他下令解剖了杨靖宇的遗体，结果发现杨靖宇的胃里只有草根和棉花，没有一粒粮食。他默然无语，被深深地震撼了。

   后来岸谷隆一郎的翻译刘述濂回忆，他曾经称赞杨靖宇不愧是大大的英雄。六年之后，在抗战胜利前夕，岸谷隆一郎用解剖过杨靖宇的那把军刀剖腹自杀了。他留下的遗书说，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岸谷隆一郎是一位职业军人，留下事迹不多，今天世人记起他的名字，主要因为他参与了对杨靖宇所部的围剿，而且是作为“凶手”的角色出现。当我读到这一段历史，却对岸谷隆一郎本人，甚至日本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敬意。岸谷隆一郎奉天皇之命来中国作战，击毙一个中国军队将领，是战争行为。即使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即使他必须象纳粹战犯们一样面对这场战争罪责，他也还是没有必要为杀害杨靖宇一个人负比杀死其他中国士兵更大的罪责。岸谷隆一郎对杨靖宇最后的感言，是他对一位曾经杀死过许多自己同胞的异国英雄的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敬仰。不管杨靖宇对日本人做了什么，他的勇气，毅力，战术，甚至人品，都是堪为军人楷模的。岸谷隆一郎并没有对自己的战友们掩饰他对杨靖宇的敬畏和怀念，他也没有因此遭到政治上的麻烦，这使我看到在一个超越狭隘爱国理念的日本人背后日本这个国家的包容精神和对自己文明的信心。
   
   我在另一篇博文《民族语言会不会成为屠龙绝响？》中也提到过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故友，和宿敌，在文明信心上表现出来的不同。康熙皇帝曾经赞扬过明朝抗清名将，把他的曾祖父一炮打下马来的袁宗焕。金朝的完颜宗弼，就是京剧舞台上青面獠牙的金兀术，也曾赞扬过他的对手岳飞，“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话就是从完颜宗弼的士兵中传出来的，岳飞死后金庭也对他有所悼念，认为“飞之战功威名暴于南北。”康熙和完颜宗弼都是在战争胜局早已底定的情况下赞扬对手的，因此多少还可以被认为是胜利者的大度，而岸谷隆一郎对杨靖宇的公开敬仰，却是在中日大战正酣的即时即地。类似地，二战时期德军和盟军都有过相互敬慕的言论。
   
   令我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人对敌人的英雄有过类似的崇拜。曾有些留在大陆的前国军将领赞赏过刘伯承，林彪的用兵，但是作为败军之将，阶下之囚，这种表白有多少真诚，至少不像岸谷隆一郎那样清晰，分量自然也要轻许多。近年来也有一些对国军抗日将领的扭扭捏捏的称赞，但是有谁听说过解放军将领赞扬国军将领在剿共中的战绩吗？
   
   如果杨靖宇和岸谷隆一郎都活着，今天看到中日已有正常邦交，友好来往，他们会怎么想？我想杨靖宇可能很难接受今日的中日局面，而岸谷隆一郎就会比较坦然，甚至会为历史的良性变化而高兴。
   
   中华文明所缺乏的这种宏达包容，维仁是问，英雄不分族类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种缺陷不仅使我们心胸狭窄，嫉恶如仇，长于树敌，短于交友，而且蒙蔽了我们客观观察的眼睛，堵塞了我们虚心向学的道路，可能最终会在国家民族长远发展上受到限制。让我焦虑和悲哀的是，这种超越疆界的文明精神，并非只出现在先进文明，而是在许多较落后的文明中都有。中华文明的早期也并不是这样的，可是严华夷之辩把这种精神赶走了。自孔子而下，我们对任何非华夏的人物，思想，制度都深怀戒惧，对他人他邦的赞誉也充满了为我所用的言不由衷。
   
   岸谷隆一郎是中国的死敌，说岸谷隆一郎竟然也有长处，这种谈论注定是孤独的。一个人的孤独不一定是坏事，杨靖宇和岸谷隆一郎都曾经领受过孤独。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不要因为文明文化的缺陷，而成为国际上的孤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