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王志勇牧师访谈（下）

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王志勇牧师访谈（下）

余杰  

伤痕累累的服事生涯：从灵恩派转向改革宗

余杰：你最初参与的是一个灵恩派教会，你是如何发现灵恩派的一些弊端的？

王志勇：我从一九九七年参与教会，至今已经有十四年的时间，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教会的牧者非常重要，没有好的牧者，就会瞎子领瞎子，最后都掉进坑子里。理想的教会牧者，应当是教牧式学者和学者式教牧。牧师首先是基督的门徒、圣经的学生、心灵的医生，要同时兼具学者的素养和牧者的情怀。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为了更多地明白上帝、讲解圣经，从圣经中引出活水的泉源，不断接受上帝的话语的牧养和更新。教牧的事工必须是发自心灵，关乎心灵，造就心灵，是心灵的侍奉。

从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我在一个灵恩派教会中服事。这个教会比较有传福音的火热，注重门徒培训，特别是以传福音为导向的门徒培训。我们也对婚姻家庭比较注重。经过“文革”和商业化，中国的婚姻家庭支离破碎，即便没有破碎的也很少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们教会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教会也有软弱之处，比如，缺乏一个系统的神学和治理框架；在解经方面，太重视个人经历，不知不觉利用圣经证明自己的经历。当然，与河南那些灵恩派教会不同，我们教会的带领人黄托尼先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华裔，曾经是一名经商的富翁，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和领导能力，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和全家很大的教导和帮助。他们确实是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出来传福音，只是他们当时也没有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和教牧训练，也是一边宣教，一边学习，难免出现一些差错。

慢慢地，我发现了灵恩派的一些偏差，主要就是突出讲方言的恩赐以及过分强调神迹奇事等。首先就是说方言的问题。作为恩赐的方言，应当有语词、语句、语法，不能是哇啦哇啦地乱讲。要检验是不是真正的方言，方法很简单，就是用录音机录下来，首先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语言。不管方言如何神奇，都是一种语言；假如连真正的语言都不是，就不要说是什么方言了。其次，若是非讲方言不可，保罗就用次序来限制：“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林前14：27）。在新约圣经成典之后，讲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恩赐，就不再需要。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研读、讲解圣经本身。其次就是如何看待医治。灵恩派错误解经，乱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晓得此处所强调的是耶稣的救赎就是使我们认罪悔改，从而医治我们“背道的病”，片面地强调身体方面的医治。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拥有完全的身体和健康。一些极端的灵恩派宣传只要信耶稣，一切疾病都会得医治，不仅违背圣经的启示，连一般的常识也丧失了。

我自己对灵恩派的彻底怀疑是从一九九八年到香港参加阿根廷布道家安卡罗（Carlos Annacondia）布道大会引起的。第一天由安卡罗的助手举行“释放”服事，也就是赶鬼。他安排人都站成排，轻柔地用一种催眠性的音调反复唱颂“哈利路亚”，并让大家和他一同吟唱。这和我在练瑜珈功时反复唱颂曼陀罗（mantra）的修习方法完全一致。我心中立即起疑，这和异教修习有何不同呢？第二天，安卡罗驾到，他布道就是“撒但，我对你说！”、“撒但，你给我出去”之类的话，几乎一直是歇斯底里的喊叫，根本没有什么解经、教导。讲道之后，让人站成排，由安卡罗为人按手祷告，然后祷告的人都向后躺下，躺在地上享受所谓的圣灵的服事。有朋友劝我不妨试一试，特别请安卡罗为我按手祷告，并向我吹气。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看人家祷告的架式，大概我不倒下就不罢休，所以就往后倒，后面早有两个人站好接着，这样就很轻松地倒在地上。我越想这事越荒唐。基督教竟然成了这样的闹剧！正好，我住在一位浸信会弟兄的家中，他送给我一本汉克《危机中的基督教》（Chrisitianity in Crisis by Hank Hanegraaff），此书从严格的解经的角度揭示了现在盛行的灵恩派各种教训和作法的偏颇之处，上帝是用这本书使我从灵恩派的迷障中清醒过来。可见，好的文字事工是何等重要！

余杰：如今，灵恩运动席卷全球，发展趋势十分迅猛，让福音派穷于应付。我认为，在缺乏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在将宗教信仰物质主义化的中国人当中，灵恩派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会更大。那么，你认为灵恩派的偏差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王志勇：灵恩派是目前搅扰中国教会的毒酵之一。中国教会目前最大的争战对象可能不是王明道先生到处面对的“自由派”，而是这种把巫术和民间对医治、富裕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民间宗教化的灵恩派神学。我认为，灵恩派的偏差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在上帝论上，突出圣灵，违背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的次序；在解经上，不接受任何传统信经、信条的约束，以个人的私意解经代替以经解经，导致种种谬见；在教会带领上，其教会领袖声称自己得到来自上帝的直接启示和带领，倾向于成为一人独尊的邪教领袖；在服事上，容易受邪灵的侵扰和人为的操纵；在教会的带领上，从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到高举个人的神迹；重视所谓的圣灵的能力的恩赐，丧失对基本的道德伦理的强调；几乎所有的灵恩派在末世论上都采取前千禧年派的立场，用耶稣基督的到来、大灾难等吓人信主；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另外一个福音，特点就是信息个人化、情绪化，不重视悔改和赦罪之道，丧失国度的异象，反对上帝的律法，把基督教实证的宗教变为庸俗的神秘主义；灵恩运动忽视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使信徒无法得着上帝话语的牧养；自以为有属灵的独特经历，往往就目空一切，缺乏基督徒的宽容和爱；藐视教会传统，架空圣经，私意解经，堕落到假敬虔之中。

汉克所著的这本《危机中的基督教》，让我豁然开朗。从此，我发奋研读改革宗神学书籍。最早接触的是凯瑞•诺斯（Gary North）所著的《无条件投降》一书，这本书开了我的眼睛，使我认识到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这三点一线式的生活。后来我根据此书的框架，结合中国教会的具体处境，并参考其它神学书籍，改编为《基督教世界观十论》。第二本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1 所著的《我们当怎样生活？》（现有中文译本《前车可鉴》），这本书帮助我在哲学上初步理清了思路，认识到新派神学的本质。第三本书是亚伯拉罕•凯伯尔（Abraham Kuyper）2 所著的《加尔文主义：全方位的世界观》，使我意识到基督教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全方位的世界观体系。

我的神学思想的根本性突破是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从阅读大卫•丘顿（David Chilton）所著的《乐园复兴》一书发端。以前接触的异教书籍，都是教导这个世界污秽罪恶，注定要毁灭沉沦，所以不要积极建造，而是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解脱，藉着各样的修行，脱离肉体和世界。灵恩派教会和其他基要派类型的教会也都认为这个世界是撒但的国度，信徒被提、主耶稣基督再来随时都会发生。用慕迪的比喻来说，这个世界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已经无可挽回，眼前最重要的就是从这船上多救几个人下来。《乐园复兴》一书用“确定无疑、循序渐进、最终达成”这样的时间框架来界定上帝国度的降临，使人意识到上帝的国度已经“确定无疑”地临到，并在“循序渐进”地展开，直到主耶稣再临“最终达成”。我们应当积极地投入到这种复兴与成全的工作中去，靠主不断胜过世间一切罪恶的权势。这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末世论，使基督徒既有受苦的心志，又有得胜的盼望，并有治理的工具。

从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我阅读加尔文所著的《基督徒敬虔学》英文译本，以及加尔文和马太•亨利的释经著作，更加意识到改革宗神学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潜心研究基督教历史上的著名信经和信条。一是四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亚他那修信经》。这四大信经奠定了基督教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其次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信条和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信条》、《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多特信条》等等。我一直受法律专业的训练，晓得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而信经信条本身就是教会的信仰尺度，是教会神学发展的里程碑。

余杰：在你由灵恩派转向改革宗的过程里，赵天恩牧师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吗？

王志勇：是的。起初，我在一个姊妹家发现了一本赵天恩牧师编写的《教会工人培训手册》，便借来看，受益匪浅，在书上发现了赵牧师办的网站的地址，由此与赵牧师联系上。二零零零年六月，初次与景仰已久的赵天恩老师见面，他在神学书籍和思想上给我诸多帮助。

余杰：我也读过这本《工人培训手册》，一开始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一看“工人”，就觉得是共产党的术语。后来，仔细阅读，才觉得无比甘甜。

王志勇：我跟赵牧师一见如故，赵牧师从神学到生活上都给我很大的帮助。他一开始给我的薪水就是人民币五千元，那是一九九九年，我大概是当时中国大陆本土传道人中薪水最高的牧师。赵牧师有爱才之心，对我大力指导、提携，让我参加他当时在中国大陆设立的讲师团，还参与《信仰与生活》杂志恢复出版的工作。赵牧师在神学和侍奉上都对我有很大帮助，范泰尔的前提论护教学就是他首先教导我的，并专门在美国为我带来有关书籍，还请我翻译为中文出版。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对人有为父的心肠。他是一位基督徒领袖，却知道如何做仆人，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而是寻求神的心意，竭力帮助别人。真正的领袖是那些帮助别人成为领袖的人。我是他的领导模式的直接受益者。他带我到河南、海南、陕西的许多教会，进入到全国性侍奉的层面。

那段时间，我们住在一起，也一起旅行。在处理一些事务，尤其处理反对意见、遇到当面挑战的时候，正是检验有没有基督徒领袖的胸怀，是否谦卑、宽广的时候。真正的领袖要带领大家一同长进。赵牧师有这样的心志和情怀，在主内跟别人一起成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学习他身体力行的各个方面，他对我的影响可谓是 “润物细无声”。我期盼着华人教会中能更多兴起这样的牧者，有学养、对圣经有深刻的把握，同时又有仆人的情怀。

赵牧师有先知的看见，在“三化”异象方面高瞻远瞩。他提出“教会国度化”，“国度化”不是国家化，更不是个人化、神秘化和私人化。他提出“中国福音化”，是一种“大使命”的理解。他提出“文化基督化”，中国文化尤其需要基督化，中国文化中只有功利主义的追求，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这种实用的角度，丧失了求真的精神。

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我遇到两位可以称之为恩师的人，我要为他们在我个人生命中的注入向主献上感恩。一位是我在灵恩派教会侍奉时所遇到的澳大利亚籍的宣教士黄托尼先生，一位就是赵天恩牧师。一位把我带进基督教，一位把我带进改革宗神学。上帝赐给我这两位恩师，使我在生活和神学上都终生受益非浅。

余杰：在改革宗教会服侍期间，是否因为神学上比较一致了，就相对顺利一些呢？

王志勇：神学上的一致，不代表事工上的同心。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四年五月份到美国学习之前，我先后在两家改革宗教会中侍奉。总起来讲，非常感恩，毕竟有一定的神学体系和治理框架。问题在于，不管是我们自身，还是他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有自身的问题需要对付。另外，改革宗教会在中国还是起步阶段，如何以爱心来传讲真理，如何以真理来建立教会，还有漫长的道路，目前大家都在不断学习和逐渐完善的阶段。

余杰：一方面，在国内多年的全职服事中，你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可谓伤痕累累；另一方面，从北京到地方，从灵恩派到改革宗，对不同地域和各种类型的教会都有深入了解。经历和视野如此丰富的华人牧者并不多。你认为华人教会当在哪些方面比较薄弱和缺乏呢？

王志勇：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中国教会非常缺乏的有三大块：相亲相爱的教会人际关系，个人生活健康且品质优良的教会领袖，以及严格而完整的神学教育和训练。

首先就是相亲相爱的人际关系。很多中国牧者都反映，目前在教会内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大家都躲在宗教的面纱之后，往往比不信主的人更加残酷无情。这当然和我们成长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文革”之后，尤其是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人不仅思想上被灌输，在情感上也被扭曲，我们很少看到有健康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以及纯正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不光是杀人、让很多人饿死，更可怕的是通过思想上的灌输和强迫，分而治之，让人人自危，丧失了基本的感情的交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或潜在的患者有上亿之多。中国人不仅是思想上被操纵、欺骗和强暴，在精神上还是冷漠、虚无和荒谬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扭曲的。在教会中盛行的那种“超级属灵”的神学理念，变本加厉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关系。同工与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往往因为在一个教义上理解、讲说不同，就把对方打为“异端”、“假教师”、“假弟兄”等等。我们确实应当在“彼此相爱”方面多多谦卑自己，寻求上帝的怜悯。

其次，教会缺少好的领袖。基督徒要有自己的“领袖学”，不是求升官发财，而是如耶稣所说，做“为首的仆人”。门徒训练就是培养领袖，培养基督的精兵。但是，受专制文化的影响，共产党将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厚黑学”--脸皮要厚，心要黑--的毒素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哪怕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和全职的教会工人，在感情上仍然处于极其扭曲的状态，往往不知不觉地认为领导就是怎样管人、辖制人。一个好的教会领袖，他的影响力是真理、爱心的影响，方向是荣耀上帝和造就别人。好的教会领袖不能拿着真理当大棒随时打击别人，应当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我们既要注重传讲真理，更要注重如何用真理来造就别人！

第三，就是对待神学的态度上。中国教会中普遍存在反神学的倾向。很多人认为，对于传道人来说，神学院就是坟场，所以强烈反对去神学院读书。另一方面，很多基督徒常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神学院学习的是头脑里的知识，是向世俗的学术看齐，没有生命。确实，近现代欧美很多神学院受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 “三自”的领导人丁光训就是新派的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的。人们还有一种担心，那些不能牧会的人跑到神学院去教书，教出来的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牧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挑战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仍然需要好的神学培训。学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基本的常识。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有神学的问题，而是到底是要有好的神学，还是不好的神学。神学教育也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问题在于是要好的神学教育，还是不好的神学教育。因此，我内心一直渴慕在神学上得到进一步的深造。

余杰：你最后决定到美国念神学，也是赵天恩牧师的鼓励和支持。

王志勇：是的，当时我在侍奉上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有很多软弱，赵牧师鼓励我说，在前辈牧者中，唐崇荣牧师能讲不能写，赵中辉牧师3 能写不能讲，而你能讲能写，所以需要进修，进一步发挥上帝赐给的恩赐。赵天恩牧师说，中国教会最大的需求是神学家和牧者，尤其是兼有神学家身份的牧者。未来国家更加开放之后，将面临空前惨烈的神学争战，他特别鼓励到我到美国费城威斯敏斯德神学院读书。

于是，我开始特别为此事祷告和预备。二零零一年，我在北京被按立牧师；二零零四年五月，我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牧会和宣教生涯，到美国加尔文神学院学习。当时赵天恩牧师病重，无法帮我联系威斯敏斯德神学院。恰好有一位加尔文大学的退休教授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讲学，通过他的介绍，我很快就联系好了有关事宜。这是一个荷兰裔的改革宗神学院，在加尔文研究方面卓有影响，尤其是我的授业导师瑞穆勒先生（R. A. Muller）是教会内外公认的加尔文和十七世纪清教徒神学的国际性权威。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美国教会对中国基督徒格外的爱心和眷顾，得到丰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全家三口得以一起到达美国。

余杰：在神学院学习期间，你也有机会参与北美教会的牧养工作，这是一种全新的教会模式和文化。

王志勇：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到美国学习以来，前后服事过四个美国华人教会。第一个是大溪城华人教会，当时教会没有牧师，我在教会中暂时担任牧师的角色，为弟兄姊妹讲道，教导主日学等；还有一段时间在兰莘华人基督徒教会担任兼职牧师。我的会友身份，是在传承尼德兰改革宗教会，主任牧师是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的院长周必克博士，这个教会有五百多人，很多敬虔的家庭，主日穿着整齐地来到教会，一起敬拜上帝。因此，我在这段时间对保守的改革宗神学和教会多有体验。

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我先后四次回到大陆侍奉，作神学讲座，举办教牧研讨会。观察国内的情形，让我深感中国不信主的人很可怜，中国的基督徒因为教会软弱在社会上受逼迫很可怜，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更可怜。记得当初我还在北京侍奉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大概六岁，我对他说：“将来你跟爸爸一样做牧师吧！”儿子说：“我不做牧师，牧师工作这么累，薪水这么少，别人还不说你好。”儿子的这个从某些方面来看概括很准确，牧师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现实说明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牧师家庭里，第二代中很少出牧师，因为传道人实在太辛苦了。这在北美华人教会中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因此，不止是在大陆家庭教会，在北美很多华人教会中也是如此，教会给牧师的薪水一般都非常微薄，甚至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这就使得牧师一家往往生活得很窘迫，在日常生活上已经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进修神学、自己买书了。三一神学院宣教学教授何伯特先生（Dr. Robert Priest）指出，目前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神学研究上一直上不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牧师和神学院教授的薪水都普遍性地极其低微，为了养家糊口，往往都同时兼好几个职务，四处讲课、布道，收入仍然微薄，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长期的、深刻的、系统的、前瞻性的研究和写作。

我侍奉的第三家美国华人教会是芝加哥一家隶属于美国改革宗教会的华人教会。一开始这家教会的长老流泪请我前往牧会，去后却发现长执同工和我的侍奉理念很不相同。一年之后，我就来到目前我所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主恩基督教会侍奉，中间内心实在经历了极大的挣扎。对于我来说，不是侍奉不侍奉的问题，关键是如何侍奉更有果效，更能够合乎上帝的带领和栽培。我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年龄，处于四十岁这“不惑之年”和五十岁这“知天命之年”之间，何去何从，至关重要。我曾经因为民主运动而甘心舍命；也曾经因为一心修道而自愿舍弃显赫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在服侍教会初期，我和我妻子朱素云辞去律师界和银行界的工作，先是用自己微薄的积蓄来支持教会的事工，然后又用通过自己织帐篷多年补充教会补助的不足；在侍奉的过程中，多次受人的陷害，多次与警察、国安遭遇。虽然我们仍然是不完全的器皿，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活着，但我们确实在主内立定心志，一心把自己摆上，求上帝引领、使用。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更需要宗教改革

余杰：你在加尔文神学院这几年的学习，有哪些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王志勇：加尔文神学院有两个特色：一是旗帜鲜明地讲授改革宗神学，虽然接纳不同立场的神学生，但在教义和师资上，都是认同改革宗信仰的；第二，注重学术的卓越，倡导师生既要有头脑的知识，也要有心灵的经历。不仅是培训学生如何做，更注重培养学生建立以圣经为本的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让每个人都来到上帝面前，不仅教导人如何做，更要告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在加尔文神学院五年的学习时间，前三年大部分时间多用于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后两年研究清教徒神学和圣约神学。这五年的时间主要就是学习掌握两大研究工具：一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以及各种工具书来进行原文研经；二是掌握了历史分析的方法，不仅从语言角度分析原文原典，而且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了解原文和教义的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宗神学所强调的“文法与历史性解经”（Grammatical-Historical Hermeneutics）。我大量阅读十七世纪清教徒的原著，试图了解到底当初彻底改变荷兰、英国、美国的神学是什么样的神学。我在掌握和熟悉方法论的过程中，对圣约神学、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公共神学等，靠着主的恩典有很多感想和体会，写下了几百万字的学习心得。

我认为，不能抽象地谈论基督教，不能抽象地高举圣经无谬，如果没有深刻地研究圣经，没有深刻地研究教会历史，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管是改革宗神学强调的 “唯独圣经”、还是一般福音派所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都必须回到圣经中所启示、历代教会所认信的真理的体系中来，才能有意义。简单化的宗教口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真理是有体系的、连贯的、整全的，是有一定的框架的。赵天恩牧师强调真理的整全性，单单抓住真理的某一部分予以过分的强调就很可能成为极端、异端。

在学习中，我也意识到，基督教不是简单的“耶稣爱我，我知道”；不是简单的“传福音，升天堂”。从荷兰改革宗的立场来看，凯伯尔和巴尔文克4 两个重要的思想家都从世界观的角度强调，基督教是全方位的思想和生活体系。就改革宗神学而论，在现在的改革宗阵营内，有三大派之争：一是教理派，重视神学教育和信经信条；二是敬虔派，强调重生得救的经历和内在的生命感觉；三是文化派，注重文化整体的改变、社会的更新和公义的实现。这三大模式各有强项和弱项，重要的是把这三大模式结合在一起，既要注重教会当传讲纯正的教义，也要强调个人当有敬虔的生活，最后也要注重基督徒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中的责任和见证。

加尔文主义始终生生不息，但在荷兰走向衰微，起因于文化派占上风，但却丧失了教理派对客观真理的强调和敬虔派对内在生命的注重。今天中国的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发展的时候，需要特别引以为鉴：虽然我们重视文化使命，但不能成为文化派。文化派重视办大学、办报纸。凯伯尔甚至成立反对革命的政党，公开反对法国大革命，反对暴政。文化派的这一强调没有错，在各个领域内追求卓越，但比较整全的模式还是综合以上各派的好处。文化派走向新派、自由派，他们忘记了真正的根基不是文化，甚至不是纯正的教义体系，真正的根基是被上帝改变的生命，是敬畏上帝、尊崇耶稣的生命本身。所以，荷兰后来的失败不是基督教的失败，也不是改革宗的失败。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说过，他的膀臂与某个国家、民族永远同在，以色列民族、罗马帝国，都曾经被拣选和重用，后来上帝的膀臂离开了他们。可见，任何国家和民族没有靠自身骄傲的余地。

余杰：前两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确实没有成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却少有人意识到中国更需要宗教改革。如果用改革宗神学来透视中国教会，你觉得中国教会存在哪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从哪些方面实施改革？

王志勇：我想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谈国内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第一，无神论政府的挤压。就教会外部而言，来自无神论政府的挤压，仍然是中国教会面对的最大挑战。仍然有极左人士把基督教视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是吞噬人的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一问题，仅仅是指责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中国教会需要一大批早期教会中游斯丁、爱仁纽、俄利根、特士良、亚他那修这样的护教士，坚定地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谦卑但要坚定地向执政者指出谬误，阐明真理，使一切追求真理的人都能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光。目前政府内部也有很多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人士，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讲改革宗神学，改变注重神迹奇事、忽略悔改与赦罪之道的灵恩派教会，转化注重个人敬虔、却忽视社会公义的基要派教会，使人认识到真正的基督既注重个人的认罪悔改，也注重社会与文明的建造。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多了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这样的改革宗模式的基督教乃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完成转型，成为真正的道义大国的出路。

第二，家长制传统的残余。就教会内部而言，当然最主要的是真理方面的匮乏，这集中表现在教会的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会，尤其是源自农村背景的教会，仍然缺乏合乎圣经的管理教会的规章和制度，一部分年长者凭借资历把持教会，教会像社会上一样论资排辈，年轻传道人没有地位。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教会必须注重教会的治理，考察圣经和历代教会的传统，吸收历代教会经过检验的合乎圣经的信经、信条，并在成熟的时候制定针对自己处境的信条和宪章。中国社会一向注重个人性的内圣外王，但不注重制度的建设。现在大家都知道法律与制度的重要性，好的法律和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杜绝人犯罪，更不能使人成为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好人，但确实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义人行义，最大程度上抑制恶人行恶。在这个方面，教会内部长老制的建造和成熟必然给整个中国带来建制方面的良性促动。信徒在教会内部选举长老，就可以在社会上作为公民选举民意代表。教会长老在教会内部实行共和式的治理，在社会上就能促进真正的共和国的建造。

第三，民间野心家的危险。就基督教发展的方向而言，中国国内有些宗派有向民间秘密会社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样的教会往往在政治上被洪秀全式的民间野心家利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然，如前所述，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任何教会，乃是执政党本身的腐败。要防范民间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宪政，确保公民自由和社会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杂草。当然，教会本身也要洁身自守，首先是教会本身要传讲圣而公的真理，不要高举个人的领受，要坚定不移地教导上帝所启示的圣洁的律法和恩惠的福音，要欢迎所有人都来领受这种圣而公的真理，欢迎基督徒来听，也要欢迎警察、国安等任何背景的人来听。教会本身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教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活动。基督教是圣而公之宗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密教”！另外，持守正统信仰的人要和那些传讲异端教训的人保持明确的真理上的界限，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对于那些传讲异端教训的人，该定位异端就当定为异端；对于那些以基督教的名义满足个人私欲、作奸犯科的人，该交付法律审判的就当交付法律审判。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就能防范那些别有用心的民间野心家利用基督教之名来谋取个人私利。

第四，宗教巫术化的倾向。就基督教的教义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把基督教巫术化的倾向。中国文化向来以功利为导向，所以观音从印度到中国就从男士改装成了女士，天主教所绘的圣母马利亚怀抱圣婴的画像也与中国佛教所画的送子观音类似！中国许多传道人相信并传播祷告的灵验，试图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信耶稣，把基督教祷告变成了异教的魔术性念咒，变成了民间宗教中的心想事成！要摆脱这种危险，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正统神学家，十六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日内瓦才有一万多人口。中国十三亿人口，需要多少加尔文这样的神学家和牧者啊！目前海外很多宣教机构，想始终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不愿意有中国背景的神学家兴起；国内很多教会缺乏资源，牧师和神学院的教师薪水低微、事工繁重，没有进行神学研究和写作的资源和精力。唯愿上帝怜悯，感动真正爱主爱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各个方面投入中国教会的神学建造，尤其是神学家的培养。没有我们自己的神学家，我们就不能在真理上有保障；没有我们自己的神学家，中国教会向普世教会贡献的就只能是叙事性的见证，只能是被人宣教的对象。

总之，正如十七世纪一位清教徒神学家所言：“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目前国内教会重点对付的并不是来无神论政府的压力，而是教会内外所肆虐的各种异端教训。要对付众多的异端教训，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是教会自身要正本清源，访问古道，归回圣经与教会正传，在真理和生命上不断长进，从而能够拨乱反正，全面地在教会和社会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耶稣基督强调：“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是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真理的果实。

余杰：还有就是中国教会缺乏公共参与的自觉和热情，闻政治而色变。这跟中国教会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直接相关。

王志勇：是的，比如老传道人谢谟善先生，他在生命和侍奉上都是上帝重用的器皿，但他仍然反复告诫人说：“基督徒莫谈政治！”政治是公众事务，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谈呢？这不合常识。基督徒不能脱离政治和社会。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都是政治性的动物。加尔文强调，任何人心中都有政治秩序的种子。但在中国的许多家庭教会，传道人成了“神医”，反政治、反神学、反文化、反宗派，没有不反的；然后就是“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三点一线。

我自己本身就成长在家庭教会运动之中。与赵天恩牧师认识后，跟当时河南的几大团队都有一定的接触，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有的教会领袖简直就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不仅声称自己直接得到异象和启示，而且出门还带着保镖。这些教会领袖与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领袖，不管是马丁•路德、慈运理，还是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他们都是人文方面具有极高修养的学者，都是卓有造诣的神学家。因此，宗教改革之前，必须有文艺复兴，我们必须更多地回到圣经原文和历代教会的文献，反复钻研文献本身，并且恳切寻求圣灵的光照，这样才能真正回到圣经和教会的正传。

那么，现在正统的改革宗神学，如果拿到中国来，能不能真正发挥昔日在荷兰、英国、美国披荆斩棘、摧枯拉朽的影响和气势？我的导师瑞慕勒说，不可能。因为如今西方盛行的改革宗神学在精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质了，已经丧失了那种昂扬向上、锐意开拓的精神。当然，在今日的荷兰、苏格兰，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很多敬畏上帝、信靠基督、谨守诫命、爱主爱人的纯正教会和神学院。中国教会在神学、教会和生活各个方面的建造仍然是任重道远。

中国教会最最需要的就是正统的神学、客观的标准。真理是敬虔的根基，愚昧是异端的温床。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中国教会都强调“生命”。强调“生命”固然重要，但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的。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如果教会不注重传讲真理，那么等待中国社会和教会的仍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目前的中国不是后现代社会，中国仍然处在五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影响下。如何摆脱专制，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考察西方近代宪政的历史，不管是加尔文在日内瓦，还是诺克斯在苏格兰，还是清教徒在美国的革命，都是先从宗教改革宗开始，然后才有真正的宪政和自由的确立。首先是宗教改革，使社会在宗教和道德风气上有个根本性的改变，然而才有有效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否则，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汤不换药，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从社会改良的整体思路来看，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而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科学上的突破，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制度。

余杰：其实，“宗教改革”这个词语并不准确，正如“新教”这个概念也不准确一样。与其说是“新教”，不如说是“更正教”；与其说是“宗教改革”，不如说是 “信仰回归”（即“归正”）。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改革者，而是保守主义者。但是，我们的正统信仰如何应对中国社会的现实？

王志勇：是的，路德和加尔文，以及那个时代上帝重用的仆人，都一致主张回到圣经这一真理的源头。威克里夫看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愚昧和投机钻营的嘴脸，就说：“给我一年的时间，让农夫都能比你们更明白圣经。”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伊拉斯谟，注重语言、原典，其历史贡献不能抹煞。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教会的神职人员天天都在谬讲上帝的话，既然祭司的口中也不能解明上帝的律法，这个社会该是何等黑暗！《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在文艺复兴中，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现，希腊哲学的发现，拉丁作品的发现，都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后来，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都是从考察希伯来文、希腊文等圣经原文出发的。天主教的落后，就是丧失了对原文的考察，天主教拉丁文武加大译本有若干的错误，导致错误的教义十分盛行。神父和修士整天念经、背诵，却没有深刻的读经和解经。

欧洲宗教改革的成功，不是因为宗教狂热者，而是受益于深刻的人文主义者。所谓“深刻”，就是对圣经文本的深刻研究。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只有回到圣经，才有的真正改革，基督教才能在中国社会扎根，从而具有原创精神。继承教会正统、挖掘出圣经的原本涵义，都需要相当的人文修养。中国教会受基要主义影响，虽然主张回到圣经，却有一些人号称不看圣经之外的一切作品。仅仅读一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就能够明白主的道吗？我们必须全面承认自己人文修养的不足，我们这一代人，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上的缺陷，需要坦诚地、谦卑地承认。希望下一代人有这样的准备，使“回到圣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回到圣经，是回到权威的文本，而不是二手、三手的翻译。

只有经历真正的宗教改革之后，只有教会本身从根本上回归圣经正统的教训之后，才能谈及基督信仰进入社会改良的层面。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就是如此，他谈到两个方面的治理，首先是教会的治理，其次才是城邦的治理。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呢？教会和国家的健康的形式，乃是上帝赐予的蒙恩的管道。福音派教会一般都知道，婚姻是上帝的恩典，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教会的治理、国家的治理，也是上帝的命定，也有上帝的恩典。中国人讲宗教，注重个人的领受，是一种肤浅的是感觉主义，跟着感觉走。深刻的个人性的体验是必须的，比如祷告、灵修、操练、敬虔等，但不能将基督教圣而公的精神私有化。基督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深刻地触及此类问题，公共神学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空白。那么，这样的个人化、私有化的基督教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有什么区别呢？

上帝赐予个人性的蒙恩之道--读经、祷告、圣礼和团契，上帝也设立群体性、制度性的蒙恩之道，这种群体性的蒙恩之道就是家庭、教会、国家的制度。后者恰恰是中国传统宗教，以及上千年来中国的基督教没有注重的。教会本身就是圣而公之教会，具有圣而公之精神。什么是圣而公之精神？只是传福音，尊耶稣为大，背诵《使徒信经》吗？远非如此简单！基督教的神圣性，不仅仅是大教堂的建筑、牧师的讲道和敬拜的仪式，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教感觉。圣而公之教会，是圣洁的，是注重公义的。这种圣洁既有内在的经历，也必然有外在的公义的果子。基督教是圣而公的，就是指基督教所传讲的是普遍性的真理，不局限于任何民族和文化，不局限于个人领域和私人空间。这是普世性的真理，具有超越性，且对公共空间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基督徒必须阐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对家庭、教会和国家的旨意，尤其是关涉到社会和国家方面，这就是基督教公共神学。是否有合乎圣经的全方位的 公共神学，乃是中国教会和神学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记之一。


教会为社会提供的四大价值：自由、民主、共和、法治

余杰：加尔文主义不仅是一种神学观念，也是近代民主宪政、自由人权观念的根基。换言之，也是一种政治哲学。这一点我们无须刻意回避。不能因为当权者有可能因此压制和逼迫我们，我们就阉割我们的信仰，以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要当之无愧地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彰显我们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的各种基本价值。

王志勇：加尔文主义不仅包括系统的神学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还包括以圣经启示为根基而建构的政治哲学，也就是公共神学。这一政治哲学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为全世界民主和宪政政体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加尔文主义政治神学有七大原则：第一，上帝主权――惟独上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人民治权――上帝把治理的权柄赐给每个人；第三，法治政府――政府必须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第四，个人自治――个人之自治是一切政府的根基；第五，权力分离――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权的分离；第六，区域治权――每个区域都各有相对性的主权；第七，地方自治――政府权力的运作须是自下而上。

加尔文主义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好的教会管理制度。没有好的教会管理制度，就没有好的社会制度。教会当在自由、民主、宪政、共和方面为社会建立典范，成为真理的灯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政治学与社会学名著中就深刻地揭示了清教徒神学和教会对美国民主的重要影响。

余杰：华人教会中，很少有牧者研究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等价值与基督信仰的关系，很多牧者都臣服于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检查的潜规则之下。由此，使得我们的信仰平面化为一套道德规范、励志故事，而无从应对当代社会的诸多挑战，大部分基督徒在民主宪政这些议题上极其无知。就自由、民主、共和、法治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你是否可以作一些更为深入的剖析？

王志勇：比如，以自由价值而论，基督教不会强迫某人信主，不会强迫某人一定要在一个教会委身。教会由每个个体之人组成，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先知，人人皆君王，后知后觉也要转成先知先觉，不是说我们成为特殊职分的先知，而是说我们与基督领受的恩膏有分，通达时务、坚守公义。陈宗清牧师曾经悲叹，：中国基督徒用理性来爱上帝太少太少！从感觉上、从情绪上爱上帝的太多太多！

再比如，以民主价值而论，改革宗教会实行长老制，由会众选举长老，这就是最早的民主选举。牧师和长老哪怕是来自上帝的呼召和预备，也要在教会中谦卑地接受众弟兄姊妹的考察和选举，而不能自封圣职，也不能由主教任命，更不能由世俗政权任命。这种选举当然是一种民主制度的操练，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在教会中学习如何作为公民在社会上行使选举权。因此，从历史来看，选举权是在教会影响之下才逐渐普及到全社会的。

再看宪政。有宪法才有宪政。没有真正的分权，就没有真正的宪法，这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都公认的事实。教会有自己的宪法，圣经就是我们的宪法，上帝赐给我们圣经，用圣经来规范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所谓宗教改革，既是教义的改革，也是教会制度的改革。主流的新教教会基本上都是长老制，长老制是共和度，不是等级制。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宪政式的。中国教会没有经历深刻的文艺复兴，当然也没有经历真正的宗教改革，更谈不上从真理和爱心的角度改变中国文化。

又如法治，也是由教会树立典范。各个时期上帝的真教会都是法治的，都是以上帝所启示的法律为最高的标准和准则。加尔文认为，上帝以十诫为最基本的自然法。教会所认可的自然法不是来自希腊文化的、抽象的自然法，不是人本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路德宗强调法律消极的作用、法律的威吓的作用，让人知罪，约束人不犯罪等等。改革宗更多地强调法律的积极作用。加尔文甚至说：“若是没有上帝的律法，人就会变成丛林中的野兽。”

在中国学界，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一书的译者梁治平就指出，没有法律的宗教会堕落为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会堕落为机械性的规条。律法与福音的关系，从圣经、从宗教改革、从改革宗神学的正传来看，是不可偏废的。有福音无律法，就是廉价的恩典。司布真说，假教士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不讲上帝的律法，使人不知罪，不晓得善恶；他们最喜欢的是讲解预言，随意窥探上帝的奥秘。

余杰：也许与你的法学背景有关，你是比较多地讲律法的一位牧者和学者，因此有人批评你是律法主义者。

王志勇：如今的教会很少讲律法，甚至很少讲《旧约》，简直都成了“新约圣经教会”！这种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对立起来，把上帝的公义与慈爱对立起来，把律法与福音对立起来的错误教导，在当今华人教会中有相当大的渗透力。其实，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初期教会中就出现的诺斯底派异端的思路。教会不讲上帝的律法，将律法完完全全交给世俗政府，就丧失了真正的先知精神。教会与社会截然二分，导致纳粹德国时期，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把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掳掠在极权体制之下，教会失去判断力，发不出真理的声音来。今天，中国的很多法律都是邪恶的，比如计划生育的法律、城乡歧视的法律等等。国家本来不应当具备教化的功能，而应当保持社会的次序和安全，教化的功能是由宗教和教会来执行的。目前的中国却是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最严密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共产党作所谓的普法宣传、政治教育，使国家工作人员成为教育人员，发挥祭司的职分，这是一种严重的越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混乱和专制。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当时美国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们都能立法，都能参与政治，这是因为清教徒详细讲解上帝的律法，对上帝的律法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就能够判断人制订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清教徒神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对律法与福音的关系作出了完美的平衡。他们是回到圣经本身找平衡，因为圣经具有内在的平衡性和有机性，而不是把律法和福音截然二分。实际上，他们传讲圣经真理的模式就是：律法--福音--律法。这就是改革宗传统和清教徒精神的核心：律法通过福音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使人因信称义；耶稣也通过福音将人带到律法面前，让人分别为圣。

就政治的角度而言，宪政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以保障公民人权、遏制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宪政都是产生在以基督教为背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或意识形态为历史背景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专制的倾向。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唯独在圣经启示中，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上帝赐给人生命和法律，人有责任遵行上帝的法度。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君王所罗门对智慧的总结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圣经把所有人都置于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之下，奠定了君王与庶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让人崇拜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明确指出一切人都不过是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物，这就从根本上打碎了一切偶像崇拜的基石，不管是对个人的崇拜，还是对政党、民族和国家的崇拜，在圣经启示的大光面前，都成为丑陋的偶像崇拜。

就经济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与基督教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圣经中的启示确实奠定了私有财产制度，圣经中所启示的法度也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游戏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导所提倡的守约原则，也为人类从古代以身份为主的社会向以契约为主的社会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则。圣经中所倡导的管家原则和恩典原则，使得有资本的人能够从荣耀上帝、爱人如己的角度运用资本，而不是一方面自己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同时却对他人残酷剥削、疯狂掠夺。而勤俭和知足的原则也使资本暂时缺乏的人既能殷勤地劳动，争取发财致富，同时也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所有，不以各种手段劫夺别人的财富。这就是著名的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揭示的道理。今日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若是没有基督教所培育的管家与仆人式的品格，就只能导致赤裸裸的依靠权力和金钱进行的暴力掠夺和压迫，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资本积累和均衡发展。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一直高度重视人文教育和科学研究，创办了许多大学和神学院，其中许多高等院校成为全世界顶尖的学府。另外，欧美基督教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使得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保持持续的繁荣，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国这样一个焚书坑儒，施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中，怎能有文化的健康发展呢？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深深地为欧美国家的文明所倾倒，这是有目共睹的。仅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快餐店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荣登中国餐饮业的榜首，使得以善于烹饪而自豪的中国人感到羞愧。其实，这些快餐文化还不算美国文化的精髓，但其中所反映的对顾客的尊重、对质量的重视，甚至明亮的灯光，清洁的厕所，都成为中国餐饮业学习的榜样。

余杰：这几年来，我有机会访问国内的许多教会，并参加过各类研讨会。我粗略的感受是，中国大陆改革宗教会的发展速度、规模及影响力，在整个华人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港台和北美的华人教会都无法相比。当然，自称改革宗的教会，是否真有改革宗精神，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你对改革宗神学和改革宗教会在今天中国的现状有何评估？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有何预测与展望？我们该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新教内部的其他宗派的关系？

王志勇：改革宗神学在二十一世纪以及此后中国的立足和发展，绝不会简单地机械性地重复十六至十七世纪改革宗教会在日内瓦、苏格兰、荷兰和北美殖民地等地的过程。这种立足和发展毫无疑问会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收普世教会几千年来在真理和灵命方面的长进，二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启示性质的亮光。

改革宗神学在十七世纪，尤其是在清教徒神学中，固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但我们不能把这一时期的神学和教会偶像化，视为不可逾越的巅峰、不可侵犯的圣牛，而是继续本于圣经的客观启示，本于圣灵的内在光照，本于正统神学的历史疆界，本于当今时代的具体需要，不断地对改革宗神学本身进行改革和深化，使其更加接近圣经本身的启示，更加能够迎接时代的挑战。

我对这一改革宗神学体系的概括就是：“仁教心学，法治德政。”“仁教”是指在教义方面强调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大爱，同时也强调人当爱主爱人；“心学”则是指生命方面强调圣灵在人心灵中重生的大工和信徒个人心意的更新和良心的持守；“法治”是指在标准方面始终当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标准；“德政”是指在治理方面当以培养个人效法基督的品德为导向。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们既不能一棍子打死，贴上“异教文化”的标签予以全盘否定，也不能不加分别地予以认同和吸收。改革宗神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在立足圣经启示和改革宗神学正传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从而进一步在中国建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明。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宗教会既具有全世界改革宗教会普遍具有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中国改革宗教会自己独特的轨迹和特色。因此，我们既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是“圣学为体，世学为用。”这就是以圣经为最终、最高标准，存着感恩地心，全方位地吸收世上一切文化与科学的成果，用于造福他人，荣耀上帝。

这个阶段，中国改革宗教会具有三大特征。首先是自身在神学和教政方面的成熟，二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改变，三是参与普世性的宣教。自身在神学和教政方面的成熟乃是改变文化、普世宣教的根基，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外展和延伸。当然，深入而言，假如改革宗神学在中国的发展没有给中国文化和社会带来深层次的变革，中国仍然生活在经济滞后、社会混乱、暴政当道的阴影下，我们就没有信心和资源积极地投入到普世性宣教之中，同时也说明我们自身在真理和生命方面还没有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开花结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从亚伯拉罕蒙召前往迦南地，到大卫定都耶路撒冷，中间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建立，中间也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改革宗神学征服中国，征服这一片具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充斥高深儒教、道教、佛教信仰和五千年暴政的土地，至少也要需要一千年的时间。没有捷径可走，我们需要一代又一代地付出眼泪、汗水和鲜血。相约千年，任重道远！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初稿
二零一一年二月定稿




注释：
1、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基督教思想家，不仅是一位神学家，更对当代哲学、环保、政治及艺术等都有深入研究，对于知识分子有特别深远的影响。1930年，决志把自己奉献给基督。1931年，进入翰敦锡尼学院。1948年，薛华夫妇赴欧洲当宣教士，在瑞士洛桑创办名为“拉博立” （L'Abri法文“庇护所”的意思）的机构。作为研究中心，专门收容寻求真理的青年人，特别向当代人显明神的存在。许多访客为大学教授、画家、作家、演员、歌唱家、舞蹈家，络绎不绝前来寻找真理。薛华的主要著述有：《理性的规避》、《永存的神》、《众目睽睽下的今世教会》、《前车可鉴》、《福音派危机》等。
2、亚伯拉罕•凯伯尔（Abraham Kuyper），荷兰改革宗神学家，政治家，荷兰“反革命党”的创立者，曾任荷兰首相。
3、赵中辉牧师（1916－2010），神学家、翻译家。1935年听王明道讲道而信主并全职奉献，东北营口圣经学院毕业。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1950年至1956年，在日本事奉和学习；1956年赴美定居。翻译有：伯特纳《基督教预定论》，梅钦《基督教与新神学》（与包森义牧师合译），华菲德《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艾礼斯《威敏斯德信仰告白》，培克《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加尔文《罗马人书注释》（与宋华忠合译），康恩《现代神学论评》，伯克富《基督教神学概论》等40余部基督教经典著作。
4、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年），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在其人生的事业中，有非常坚实且高尚的神学知识和理想。他的重要著作有《改革宗教义学》（四卷）、《我们合理的信仰》、《赞美的祭物》等。他认为：“信仰具有胜过世界的应许。”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宗教就是敬畏上帝，是启发一切神学调查研究的因素。而神学家就是勇于说到上帝的人，因他所说乃是从上帝而说，并且是藉着上帝说的。承认神学就是作圣工。神学就是在上帝的家中作祭司的工作，本身就是敬拜、头脑与心智的奉献，来荣耀上帝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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