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站四小学上学后不久的一天，爸跟爷爷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执。第二天早上爸说：今天放学直接回这边来，以后爸给你做饭吃。
父女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主动请缨承担作晚饭的任务，其他一切家务都是爸干。爸非常非常爱干净，晚饭后的时间几乎都在搞卫生。每天晚饭后，爸洗碗整理房间，然后烧很多热水给我洗澡。说是洗澡，其实是擦澡。估计是严冬长，热炕暖着屋子，加上洗澡不便，很多人家有虱子。爸怕我长虱子，坚持每天擦澡，勤换衣服。爸还特别注意我的外表，那个年龄的孩子自己绑不好辫子又特别喜欢留长辫子，弄不好脑袋像个鸡窝似的。爸干脆不让我绑辫子，每隔一段时间到理发店的女部去剪一次头。每天都必须是衣着干净，头发整齐。
跟爸两个人的生活开始以后，我的活动范围也从以前卖糖稀、踩高跷的伙伴那里转到了第3条街。同院有十几户人家，只有两家农民，剩下的都是市民。细长的院子，我家在门洞左侧，杨家在门洞右侧。杨家三世同堂，老夫妇和女儿女婿、学龄前的外孙、外孙女。人们都称杨家老太太“杨大妈”，我也就跟着叫她杨大妈。她是我生火做饭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为人的启蒙老师。
前五里营子的村干部很聪明，夏季种完生产队的地种自留地，搞“革命”也是形式上的，冬闲期搞正格的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
那天白天爸像往常一样出工，在生产队的猪圈起粪（挖出猪圈里积的肥）。晚饭后，爸说出去一下就回来。白天听说晚上村里要开批斗会，所以我没敢说“带上我”。
爸出去后，我一个人开始想像批斗会的样子，我见过多次别人的批斗会，爸一定也是戴着写有罪名的牌子站在前面，被人按着低下头，两手扭到背后。会不会挨打，爸今晚能回来吗？剩我一个人怎么办？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往下想……。
我和爸住的房子曾是生产队的小仓库，比较大。白天我叫小朋友们来家里踢毽子、跳绳。但是到了晚上光线昏暗，四个犄角黑黢黢得瘆人。躲在房梁里的磕头虫不知冬眠，“咔咔咔”地刻着木头，外面北风“嗖～嗖～”地颵着电线，像怪兽的哀鸣。真希望谁来陪陪我，真想喊“妈～”。在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全国哪里都一样。村里远亲近亲都有，不会有人来陪我，我比谁都清楚。
“新力”，突然听见外面小茹喊我。她家与我家一壁之隔，她是四兄妹的老大，她的大妹妹跟我同岁，可是我喜欢跟她一起玩儿。
“你一个人在家呢？不害怕吗？我陪你一会儿吧”。小茹的出现把我从恐惧的深渊打捞上来。她是市民的孩子，不知道生产队的事情，也不知到现在正在开批斗我爸的大会。
那天我们聊了学校，聊兄弟姐妹，聊做饭，聊吃饭时喜欢的东西先吃还是后吃。我真怕她走。但她还是说“9点了，我得回家了”。
她走以后，我一直盯着闹钟，希望它转得快一些，希望社员们累了困了，快点儿放我爸回来。可是闹钟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哒哒哒地走。
我精神恍惚地洗了洗，躺在炕上侧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终于听到了嘈杂的脚步声和人们的说话声。
爸终于回来了，是一个人走回来的。知道爸没有受伤，我的心终于放下了。爸像往常一样在外间屋把身子擦了一遍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爸和村里的其他三个“四类分子”戴上白袖章开始扫街。
文革时期，侮辱人的手法各式各样。红卫兵、工人纠察队戴红袖章，那是油印的，组织统一发的。红袖章是一种荣耀、一种权利。黑袖章是出于对死者的悼念，是传统、是修养、是自发的心情。见过白袖章吗？让你自己扯块白布，用较小的字写上你的罪名，在罪名下用大一些的字写上你自己的姓名。戴上这样的袖章拿着大扫帚在别人熟睡的时候去扫街，等别人都起来了，你还得跟别人一样去地里干活。这就等于逼你爬在地上生存。
再说前五里营子本来是农村土路，晴天一街土，雨天一街泥。泥泞时马车轧出的车轱辘沟，坑坑洼洼。街道上绝对不会有纸屑----孩子的课本卷烟了，上厕所用秫秸棍刮。扫什么？不折磨这些人就显不出革命性来？
村里一共有4个要改造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右派分子”。朱姓地主，孩子还小，看上去年纪也不大，不像电影上看到的老地主。他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一切不公道，象征性地挥着扫帚，把街心的尘土扫到街边，再把街边的扫到街心。这样给尘土搬完家后笑嘻嘻地往回走。他夸我是村里最仁义的孩子。锦州人说孩子“乖、听话”用“仁义”。想想也对，国君仁义，国泰民安；孩子仁义，父母舒心，家庭平安。被“四类分子”夸为最仁义，可能是真仁义吧。
高姓地主是这4个人的钦定组长。他家始终住独门独院，他话不多，看上去很稳重，一看就是当领导的。他有手艺，会敲猪。城里人多是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走，不知道什么是敲猪。敲猪就是不管公猪母猪，出生20多天后都要阉一刀。为的是让它们斩断情根丢掉邪念，一心一意为人民长肉。生产队、个人都少不了要找他。所以人们对他更客气一些。
批判地富反坏右的文章中常出现“阶级敌人像冬天的大葱，叶黄根枯心不死”这句话，是说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野心不死。这句话没说错，高姓地主后来真的“颠覆”了前五里营子的政权，把叱诧风云的女支书送进了大狱。80年代中期，发电厂占了前五里营子的土地，按年龄给村民加上一定工龄，一并转为发电厂的正式工人。圆了那里农民当市民当工人的梦，皆大欢喜。但是村支书在这过程中，损了村民的利益，肥了私囊。高姓地主组织大家上访，印了统一T恤衫，举着上访旗，那壮观、那曲折、那开心，得另开一篇才能叙述清楚。
别人受了屈辱，回来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慰，爸不行，爸有我这个负担。 越是政治迫害厉害的时期，爸对我越是格外细心。每天悄悄起来，回来后把白袖章藏好，热好早饭叫我起来，还特意说些开心的话。也许是为了让我离他的“黑影”远一些，让我多些快活，爸才那么执着地让我到城里上学的吧。在这个“贫民窟”里谁都知道大个子右派有个可爱的小姑娘。我时常感觉到人们异样的眼光。
批斗会后不久的一个深夜，熟睡中听到野蛮的敲门声伴着“查户口！”的喊声。爸开门后进来几个壮汉，有榴花街道派出所的，也有村里的年轻人。
“拿出户口本来！你家几口人？”
“两口，我和我母亲。”爷爷让我爸抚养大奶奶，所以户口上是两口人。
“炕上躺的是谁？”
“我女儿，户口在古塔区。我母亲在前街我父亲那里住。”
“在这儿没有户口，得去报临时户口！”
“我这就去。”爸谦卑地说。
“不行，得本人去。”
爸帮我穿好大衣说：“你一个人去，爸就站在路口看着你，别怕。”爸把所有的无奈都化作慈爱，我可怜，爸更可怜。
查户口的指挥部设在大队部，我进去时，大队干部正围着炉子烤火。听我说要报临时户口，负责人连头都没有回就说“知道了，回去吧。”
“不用写什么吗？”我问。
“叫你回去你就快回去！”负责人生气地说，听得出来，他的气愤不是冲我，而是对查户口的“同伙”的不满。
那时全国各地常常夜里查户口，不知给多少人留下了恐怖的回忆。
那之后不久，又是一个夜晚，我高烧过了40度。爸背着我到8里开外的市中心医院---锦州市立医院。
急诊大夫说是扁桃腺炎引起的，要打青霉素退烧。文革耽误了生产，所以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但是中国总是这样“提倡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提倡什么”，说是要“促生产”，人们还是以“抓革命”为主。药品已经到了极度缺乏的地步。
大夫说“用青霉素，要请示工宣队，上面指示要紧着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先用，带户口本来了吗？”(户口本上写着出身)
昏迷中看到护士叫来工宣队的人，爸上去求情。工宣队的人走到急诊室的床前看看我，然后对医生说：“赶快打针”。
“你真是命大呀，碰到贵人啦”，回来的路上，爸背着我自言自语。长大了才知道高烧有多可怕，朋友的妹妹就是那时缺药烧聋的。
走到一半(锦州市体育场)的时候，我清醒了一些，怕爸太累要求下来自己走。爸说根本不累。
“长大你想干什么呀？”爸是在挑我的精神，也是第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长大以后不工作，每天待在家里跟孩子玩儿”。我一直认为我的不幸都源于妈要工作，所以那样回答爸。
“那你就得学会作饭，主妇会做饭家庭才能幸福”爸符合着我，嘱咐我。
我自幼胸无大志。
1968年终于要过去了，12月22日下午，生产队的高音喇叭反复通知“今晚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晚饭后爸洗碗的时候，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高昂浑厚的声音：下面播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爸停下手中的活一动不动地听着。听完，爸手中的碗落到锅里，“完了，全完了”爸沮丧地说。我还不能理解“最新指示”的内容，爸的语气让我感到了毛爷爷的威慑力。
最新指示发表时，姐正在纺织厂上中班，再有两个月就初中毕业成为这个厂的正式职工了。姐每天都兴致勃勃地上班，盼望着早日拿到自己挣的工资。那天夜里回到家后发现妈躺在床上嘴边有血迹，便惊慌地喊“妈～、怎么啦！”妈用手指着空中说：“毛、毛主席……”
锦州纺织厂的工人宣传队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寒气敲锣打鼓地出发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以后，各工厂都争先恐后地出来庆祝。
“咚咚锵、咚咚锵……”的声音伴着寒风传来，深夜的庆祝声让人感到有些不由衷，有些凄凉。
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给全国的父母的心灵蒙上了阴影。
(6)“海陆空”的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