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要经历几次升学，每次都有不同的紧张和兴奋。但是最最紧张不安的要算进小学，在孩子眼里大一岁就是长1／6倍的人生，1年级孩子看2年级孩子都有些畏惧。同样6年级孩子就像学校的统治者一般，耀武扬威。我入学前就渴望升6年级，姐6年级时什么都会，还整天骂我傻。我希望快点儿上6年级，快点儿变聪明，快点儿摆脱“傻”。
1972年3月，我们终于升入6年级。班主任没有变，仍然是郭大肥。她擅长演讲，开学第一天就给我们讲了“6年级的意义”：同学们，你们要意识到从今天起自己已经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已经不是小学生了，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身在站四小学，教室是6年3班，你非让孩子们自报中学一年级。这不是伪造学历吗？
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东北改成了“5·2·2”制，但实际上中学没有接收6年级学生的教室，一切都还停留在旧学制上。
级别对中国人非常重要，因为有这个“中学级小学生”称号，我们得以和中学生一起听中央文件。林彪出逃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都藏着掖着不公开，人们从报章广播中长期看不到林副主席的迹象中推测动态，半年过去以后，即便不知道真像，也敢肯定中央出了什么事。我们是排着队到电机厂的工人礼堂听的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报告。听报告之前老师告诉我们是秘密文件，听完以后不能随便对人讲。还因为是秘密文件，不能让小学老师在教室给孩子们读，要集中到大礼堂去。
爸这种人不能听这样的文件。我只记住了“林立果说毛主席是B52，林彪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两句话，回去讲给爸。亲戚给爸讲的，比我讲的清楚得多。
林彪事件以后，不知是中央伤了元气，还是人们松懈了斗志，对“黑五类”的折磨少了一些，没有批斗会了，也没有扫街了。但是，荒唐还在继续。
6年级的课程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算数变成了数学，新加了政治课。“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的大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根本不懂“政治”一词的内涵，想必政治课不过是念报纸、读语录一类的枯燥内容而已。
第一节政治课是批判“读书无用论”。
大学不招生了，升初中高中不用考试了，上满9年不管你什么水平都能冠以“知识青年”的称号一并送到农村去。为了去农村，教学内容也改成“为工农实践服务”，生物常识学玉米；美术课画猪；常用汉字学农具名称……，谁都觉得不学也没什么。
政治老师是那个梳平头的30岁出头的男体育老师，他讲得很生动：
你们当中流行着“读书无用”的思潮，这是错误的。知识不光对生产实践有用，人与人的交流也需要知识。比方说写信，不认识字就写不了信。不会写信，连自己的生活情况都不能准确告诉父母。知识青年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他想告诉他爸爸妈妈，自己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贫农大娘对他很热情，让他睡在热炕头上。可是他爸妈打开信一看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为什么呢？
他像说单口相声一样，故意不抖开“包袱”，我们伸着脖子等下文，那么认真听课还是头一回。
老师接着讲了：他写的全是错别字，把“娘”写成“狼”；把“炕”写成“坑”，这信就成了“我和大狼睡在一个坑里”了。
“哇哈哈哈、哇哈哈哈”教室里一片笑声。笑够了，又用期待的眼光看着他，意思是“再来一个”。
老师的结束语是：看了这样的信，家长能不着急吗?!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表达，将来怎么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听了这样的课，能从“读书无用”改为“读书有用”吗？同学们像找到了“同类”一样，反而安心起来了。我不行，还有比我更不行的，没有知识照样能成为“知识青年”。
政治课老师就讲了这么一次有意思的课，以后再也没有说过像样的“单口相声”，讲过什么也没有记忆了。
政治老师江郎才尽了，学生的群口相声却有长进。
6年级开了地理课。教材以毛主席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作为指导方针，从世界地理开始第一讲。第一节课老师讲了世界上有七大洲四大洋，要求同学们下星期上课前背下来。
第二次上课，一开始老师就问背的情况。老师你叫谁背不行，偏偏叫了栾平儿子。也许老师看不惯他那赖了吧唧的样子，才点名叫他回答的。栾平儿子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赖了吧唧地数着手指说：七大洲是大米粥、小米粥、高粱米粥、二米粥、苞米面粥、地瓜粥、菜粥。
说到一半的时候全班就笑开了锅，栾平儿子还在认真地边数边说。存在决定意识，栾平儿子一定是每天早晚两顿吃粥的时候想出了这个答案。
老师气得脸变了颜色，骂栾平儿子，骂笑的同学，骂对老师说不满话的同学，到了下课时间也不停。那是上午第4节课，不下课就不能回家吃午饭。那个时代体罚学生非同小可，地理老师就罚了。不光罚，还不断进行小考，考得学生们都在乎起分数来了。遗憾的是地理课上了一个学期就结束了，到初中毕业都再也没有上过地理课。
如果这么严厉、这么认真的老师老师再多一点儿，地理课再坚持长一点儿，我们那班孩子也许能出息一些，也不至于40岁出头就下岗回家了。
孩子们最惧怕的要算教数学的白老师，不光因为他身材高大，还因为他是从中学派来的。他严肃中带着和蔼，是那种不用多说话也能表现出威严的老师。
一天上数学课前，教室里站满了外校来听课的老师。白老师拿着大三角板进来，大概是看学生们在生人面前有些紧张，白老师那天说话特别和气：今天讲新课，学习平行线。
白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线以后问：“在开始学习之前，谁能说说，平行线为什么要画两条，而不是画一条？”
虽说第一次学习平行线，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多了，谁都知道画一条叫线，只有两条才能看出是不是平行线。越是这样日常中理所当然的问题越不好回答，老师问这样的问题不是在考学生，是在听课老师面前演示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反对文革前17年旧教育体制的重要一条就是要进行启发式教学。白老师一定是启发教学搞得好，才来了这么多听课的。
白老师耐心地看着大家，等着谁来举手，点名叫谁回答就不算启发教学了。同学们不知道怎样解释本该是解释用的语言，怕说错丢人，没有人举手，怕碰到白老师的期待的眼神，不由得低下头。
“好好想想，不要紧张”白老师用亲切的语调催促。
还是没有人举手。白老师开始用眼睛在全班巡视，他的眼睛满是鼓励地停在我脸上。因为白老师经常在教研室夸奖我，郭大肥对我的批判才没有太过火。我得给白老师挣面子，于是我举起手来，然后说“为了比较画两条”。
“太正确了”，白老师大声肯定说，那声音是从腹腔发出来的。不光我，全班都松了口气。
接着白老师书归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平行线是……。
白老师后来讲了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有听进去，一直都在想他说的那条毛主席语录，这么多年凡事都能遇到合适的语录，还有用在平行线上的？毛主席还为几何下指示？我怎么就没有听说过？
林彪在军内发出“对毛主席著作要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的指示后，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要说明什么事情之前都先引用一条语录，以显示自己的水平和说服力。批判林彪阴谋家罪行的同时为什么没有揭发他提倡读语录也是其阴谋的一部分呢？如果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的做法也随林彪的飞机一起坠落的话，文革的荒唐会早一点儿结束吧。
白老师从来不引用语录，为什么会在众多听课老师面前选出那么恰当的语录来，百思不解。那天回家后我打开数学书翻到所学的那页，在进入新内容的导言中，“有比较才有鉴别”黑体字赫然纸上。毛主席的指示都用黑体粗体印刷。我们没有预习复习的习惯，一点儿作业课堂上就写完了。要是稍微预习一下，那天就不会那么没有把握了。不过，要是预习了的话，也许会抢了白老师用的语录，而失去真实了。
回想一下那时的应用题，从一年级的“三班写大字报35张，二班写大字报29张，一共多少张？”开始，到几何的“红星人民公社，根据毛主席的治水指示修筑水库，水库长…，宽…，高…”，没有不与时事政治相关的。
6年级还有个荒唐课---学拼音。要学习查字典了，不会拼音无法进行。我们1966年9月1日进小学以后就是喊万岁，背诵语录，老师被揪斗，学生闹革命。没有系统的教材，也没有人敢怠慢革命而去教文化课。上到6年级没有查过字典，因为没有学过笔顺笔画，笔画查字法也用不好。记了很多汉字以后再去学拼音，感觉不到拼音的重要性，6年级学生没有一年级小孩那种谦虚，老师没有对一年级孩子那般耐心。我们差不多都是给拼音注汉字an(安)、ang(肮)、in(因)、 ing(英) 反着学下来的。6年级学拼音是文革初期的荒唐所致，能够想到给学生补课，算得上亡羊补牢之举。
以上是我和同学都经历过的荒唐，还有一次稀有的荒唐课，给我带来了殊荣，也带来了麻烦。
正上课的时候，教室门开了，走进来一男一女解放军，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解放军。老师命令大家放下笔抬起头坐好。两个解放军站在教室前面扫视每一个学生，两个人几乎同时走到我跟前，要我站起来，问我年龄……。
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来挑选后备军，那天全市小学的高年级学生都经历了“扫视”。被军队歌舞团选中，可以躲避下乡的命运，可以蹦蹦达达地在舞台上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是殊荣、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豆包肉包。然而在我和这幸运之间有一道穿不透的天障---出身。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家庭出身不好“随父下乡”的孩子。
锦州市唯一、唯二被选上的孩子在站四小学，那孩子家庭出身不好，有政治问题……的谣言传遍了那个区。那以后不久，锦州市在火车站广场开公判大会，周围学校的孩子不看台上的犯人，都盯着我看，再一次体验了“地上有缝的话想钻进去”的感觉。跟我并排站在队伍最后边的赵芹耐不住周围的眼光，干脆离开我一步面朝着我小声开玩笑“你咋就到了我们班呢，我咋就跟你站在一起了呢”，有她跟我说话，多少还解了一些围。
如果认为是爸耽误了我，那又委屈了爸。爸的呵护把我推进了那两个军人的视野。爸爱干净，每天晚饭后洗碗、洗衣服，一直给我穿得干干净净，要不是5年级时我坚决要求自己洗头的话，不知他要给我洗到多大。爸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意识，爸的“重男”是“脏活、重活该男人干”的意思。爸每天劈好柴，预备好煤块，我只管点着火作一顿晚饭，洗碗都算脏活，至今不让我干。爸干完生产队的活，一个人去种自留地，从不让我帮忙。爸“轻女”是让女儿过得轻松愉快，只要看到我傻呵呵地蹦着玩儿着爸就高兴。不是我长得多么好，而是那时的服装---绿军装、灰军装让孩子们失色了。我一直穿姐剩的文革前的旧衣服。一片军绿、军灰中夹着一点花色，自然引人注目了。
还有一次殊荣给学校带来了尴尬。一天课间操全校学生在操场集合的时候，几个人拿着大红纸写的表扬信来了。表扬的对象竟是我。
表扬信是医院送来的。一个星期前我去那家医院的外科切右手无名指上长的一个小脂肪瘤。为了赶回学校上课，我老早就去挂号处排队，那天家里没有零钱，爸给了我一张5元的，挂完号后发现找回来的钱不对，我又挤到小窗口对里面说“你找的钱不对”，里面也不理睬。我再三喊了以后，里面才不耐烦地说“怎么不对？”我把找回来的钱全交给她看，证明她找错了。她把5元看成10元，整整多找给了我5元。
早上最忙的一段时间过去后，挂号员跑到外科候诊室两手晃着我的肩说“谢谢你，谢谢你。你知道吗？我找错的钱都得我自己赔，我多少天才挣5块钱呀”
我家是菜农，我知道5元钱有多大，至少要卖50斤土豆才能挣来。我不在乎她谢我，倒想提醒她：别人提醒你错了的时候，态度再好点儿。
文革的时候揭发批判人的大字报是白纸黑字，表扬人用红纸黑字，都是用大半扇门那么大的纸。表扬信也是学校的荣誉，校长在全校朗读之后，贴在了教学楼的进口处。
那表扬信上写着“站四小学培养出来的、毛泽东时代的优秀红小兵”之类的词，我不是站四小学培养出来的，是站四小学锻炼出来的、6年级学生中仅剩的几个不是红小兵的“坏”学生之一，表扬信挂了几天就摘下来了。为提高班级荣誉不择手段的的郭大肥竟对贴在大门上的表扬信视而不见，在班里连提都没有提。我那伙好朋友倒都围着我问这问那。
就要毕业的前两个星期，郭大肥去部队探亲走了。走之前对自己教了一年半的班级连一声告别都没有。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教室等老师的时候，进来了一位从来没有见过的女老师，凑巧也姓郭，是这位郭老师告诉我们，郭大肥去探亲了，由她来接替班主任。
新郭老师40多岁，齐耳短发，耳边别着卡子，是当时一般中年妇女的标准打扮。她像妈妈看自己孩子一样看着我们大家，下了课也不回教研室，在教室跟我们闲聊，我们一下课就围上去。
离校前三天她找到我说“下午到教研室来一趟”。
下午已经不上课了，叫我再来一趟，我有些不安。当我按时走进教研室时，郭老师已经等在那里，她身边站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女儿熊燕，她要跟你进同一所中学，今后你俩要成好朋友”。
简单的一句话包含着信任，我看它为鼓励和奖励。它让我相信自己是好孩子，我不需要谁冠以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称号，再不相信这句歧视性安慰和虚伪的鼓励。
中学、不管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都将接着走我自己的好孩子路线！
1973年1月底，我带着这种坚定和寻找到坚定的愉悦走出了站四小学。
1966年9月---1973年1月，漫长的六年半，煎熬的六年半，好像半生都挣扎在小学这六年半的时间里了。
小学毕业时和要好同学的合影 (作者前排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