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坤琰
张大千，国画大师。本文将他一生中的情缘女人一一加以介绍，并非猎奇，而是透露出了张大千画艺与女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
张大千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都有极高的造诣，晚年独创的泼墨山水画更别具一格，开拓了国画艺术的新境界。张大千年轻时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几可乱真；而他的人物画也独出机抒，清丽高雅，达到了极至。著名画家于非暗曾说：“大千人物，尤以仕女最为画道人赞赏，谓能大胆别创新意。”“他画的美人儿，少女是少女，少妇是少妇，而且少女美与少妇美都有很显然的区别。”原因是“他对于女性观察得很精密，能用妙女拈花的笔法，曲曲传出女儿的心声，这一点是他的艺术微妙、也是他在女性上曾下了一番功夫的收获。”不错，张大千的确在女性上下了一番功夫，他曾在一首题画诗中自道：“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张大千画美人也爱美人，对美人情有独钟，于是，在他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便演绎出了一桩桩风流韵事，有的甚至就是一曲缠绵绯侧哀婉动人的恋歌。张大千的好友舒适存对张大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其人与笔两风流”。且听我把张大千的风流故事细细道来。
大千大师
青梅竹马
张大千年少时，家中曾为他订婚姨母之女谢舜华。谢舜华长大千两岁，但他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感甚笃。他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读书，甚至还一块儿挨仲兄张善子的惩戒。张善子比张大千大十七岁，清末投身革命，民初参加反袁，以致两次被抄家。他嫉恶如仇的个性，自然不宜做官，虽当过川军旅长、盐官、知县、国务院参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但也只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嗣后便挂冠归里，闭门奉母，闲暇时习画、课弟。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在教导弟弟读书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张善子要他八弟（张大千排行第八）背书，张大千支支吾吾背不出来，机灵聪慧的谢舜华在一旁见他受窘，便轻声细语地提了他一句，谁知被仲兄察觉，张善子竟毫不讲情面地连谢舜华也一同打了戒尺。可是，天不假年，这样一对情深意重的小恋人终未成眷属，1918年初，谢舜华突然病逝。远在日本学习染织技术的张大千闻讯后痛不欲生，星夜兼程从日本赶赴上海，准备回内江吊祭心上人，然而当时内地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奔丧难成，张大千迫不得已只好怀着无比悲伤的心情重返日本。
1919年春，家中再次为张大千订亲倪氏姑娘，谁知倪氏姑娘倏患痴病，令人扼腕叹息。表姐的病故，倪女的痴呆，让学成回国的张大千深感人生无常，事事难测，便整日沉浸在苦闷与绝望之中，并由此萌生了削发为僧的念头。
妻妾成群
1919年12月，心中郁闷难消的张大千，毅然跑到松江县禅定寺剃度为僧，寺庙主持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张大千出家后神闲气定，在寺庙中过着 “日下一食，树下一宿”的清淡佛门生活，但两月后他由于拒绝烧戒，因为这不仅要受皮肉之苦，且将留下永久的伤疤，便逃出了寺庙，流落到西湖之滨。一日，他在“楼外楼”附近与一船夫发生争执时，被四处寻找他的仲兄张善子逮了个正着。兄弟二人在西湖“楼外楼”饱餐了一顿醋溜鱼后，便途经上海乘江*逆水回川，因家里又为他说了一门亲事，这次是“抓”他回来勒逼成亲的。父母包办的妻子名叫曾庆蓉，内江人，小张大千两岁。曾夫人知书达理，待人宽厚善良，相夫持家，孝敬公婆，是典型的旧式主妇。虽说是媒妁之言，但夫妻俩感情笃厚。曾夫人一生未曾随夫婿外出游历应酬，但她恪守妇道，持家教子，为抚养张大千二夫人所生的几个子女，呕心沥血，尽了人妻人母之责。
曾夫人在婚后第十一年生下了女儿心庆，这是她和大千唯一的爱情结晶。1949年末，大陆解放，张大千在离乡去台之际，把她们母女留在了大陆。解放后，他们生活极端困窘，漂泊海外的丈夫也音讯杳无。1955年，曾庆蓉在成都毅然将家中留存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约一百余幅，以及1944年印刷用的四十块壁画白描锌板原件和张大千的书画印章八十枚，统统献给国家，交给了四川省博物馆，为张大千的画作不致散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事。 1961年，曾庆蓉在成都病故，享年六十一岁。曾夫人身后凄凉，家中无钱下葬，幸亏四川省文化厅拨款三百元，方使曾夫人入土为安。
由于曾庆蓉婚后两年都没有生育，父母和张大千均有些着急。1922年春，由家人张罗，张大千再进洞房。第二位夫人叫黄凝素，内江县人，生于1907 年，比张大千小八岁。黄夫人秉性聪敏，略通书画，“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伺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黄夫人共生了十一个孩子，但不善抚养，全由大夫人曾庆蓉养育成人。曾庆蓉与黄凝素，环肥燕瘦，各具丰姿，孩子们便以“胖妈妈”、“瘦妈妈”昵称她们。大风堂的门生，亦援例呼之为“胖师母”、 “瘦师母”，成为一时笑谈。
黄凝素过门后，不仅侍侯张大千作画，而且一个接一个地为他生了一串儿女，同时，还常常陪张大千外出游览写生。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8月，张大千二进敦煌临摹壁画，要黄夫人同往，黄凝素便毅然决然带着儿子和门人，奔赴风沙弥漫满眼荒凉的大漠戈壁，在生活、工作都极端艰苦的情况下，陪伴张大千完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段辉煌之旅。
但黄夫人生性闲散，持家无方，且嗜赌如命，一有闲暇便痴迷方城。四十年代后期，有一天，张大千从画室出来，见黄凝素在牌桌上赌兴正浓，便质问她：“你是要麻将还是要我？”黄夫人竟毫不迟疑地回答：“要麻将！”于是，一气之下，张大千便与黄凝素离了婚。
张大千的第三位夫人是自己物色的。1934年8月，张大千寓居北平，在颐和园听鹂馆作《天台山图》，并以友人赠送的乾隆朝内库纸画《赤壁图》，闲时常去城南观音寺清音阁游玩。适逢如花似玉的女艺人花绣舫在台上演唱京韵大鼓《黛玉葬花》。音韵优雅，姿态妩媚，身段婀娜，美艳动人。张大千顿时傻了眼，被花绣舫的“一种纯真清新之美吸引”，特别是那一双轻击鼓面的纤纤玉手更惹人怜爱。
花绣舫本名杨宛君，1917年生于北平，父亲是一位弹月琴的老艺人。宛君家境贫寒，幼年学艺，十三岁登台，靠唱大鼓为生。台湾作家杨文瓄在《大千小事》中写道：“宛君如小鸟依人，不但大鼓说得好，而且自拉自唱整出的国剧，聪敏灵慧，甚得宠爱。”
张大千和杨宛君的这段姻缘是怎么撮合的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34年夏，杨宛君与同伴去中山公园游玩，园内正举办张大千画展。张大千见到这位心仪的美人儿，便趋前邀请她们观看画展，并热情为她们讲解。杨宛君看得入迷，也对画家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此次相识之后，二人交往便日趋密切，嘘寒问暖，谈艺说画，感情与日俱增。于是，张大千便斗胆向杨宛君求婚，又经画家于非暗从旁美言，二夫人黄凝素也诚挚恳求，杨宛君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也愿意接受“姬妾”的角色。
还有一说，张大千杨宛君的结合，是当时琉璃厂四小鬼之头杨瑞林牵的线，为此张大千还绘了一幅工笔仕女图赠杨瑞林，以作酬答。
12月20日，张大千与年方十七的杨宛君在北平东方饭店举行了婚礼，当晚又在春华楼大宴宾客，至此，比张大千小十八岁的杨宛君便成了他的第三夫人。婚礼上，友人汤尔和曾集一联以示恭贺：“举世愿为夫子妾，昔时同赏沁园春。”在旧京传诵一时，成为艺坛佳话。婚后第二天，张大千抑制不住赢得新欢的喜悦，写下了一首七绝《无题》，诗曰：“飞琼阿姐妹双成，阿母瑶窗乐最真，莫信麻姑话陵谷，妆台不共海扬尘。”该诗发表在12月26日的《北平晨报》上，副刊编辑、好友于非暗还在补白中披露了成诗趣闻。张、杨还有一张新婚合影，大千坐前，宛君立后，经于非暗之手刊登在《北平晨报》的“艺圃”副刊上。于非暗又撰文介评，为这对郎才女貌的姻缘大唱赞歌。
据说，风姿绰约的杨宛君，长得酷似唐伯虎笔下的美人儿，张大千常以杨宛君为模特儿创作仕女图。于非暗曾在《八爷与美人》一文中写道：“唐伯虎画美人，是近代比较有研究的。八爷对于六如，自然俯拾皆是，今既得到唐六如的活美人儿来侍砚，那末张八爷不离平，何待？”
婚后的杨宛君告别了舞台，不仅常为张八爷侍砚，更陪伴张八爷离平远游了。1935年1月，燕尔新婚的张大千夫妇去日本度蜜月，2月2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日本文部相冈部子爵在东京“幸乐饭店”举办的欢迎宴会，这对来自徐福故乡的才子佳人，受到了日本朋友的盛情款待。
在往后的岁月中，杨宛君经常跟随张大千寻访名山大川，写生作画。每当张大千画意涌来，杨宛君便急忙准备笔墨，打开画本，殷勤服侍。在室内作画时，杨宛君还得陪着张大千熬更守夜，送茶调羹，侍候左右。杨宛君还曾为张大千的命运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那是1938年夏，张大千夫妇寓居北平时，他因严斥日本占领军的暴行，被日军囚禁了一周。杨宛君得知丈夫落入魔掌，忧心如焚，积极托友人营救。1938年冬，张大千与杨宛君历尽千难万险，从日寇占领下的北平逃出，回到老家四川后，决定去青城山砺练自己的画艺。随后，张大千的大夫人、二夫人也来到青城山同住，但侍候张大千作画者，唯有他最钟爱的杨宛君也！
杨宛君还曾随侍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历时两年零七个月。这里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大麦炒面，睡的是黄土窑洞，没有蔬菜，缺少肉食，白天有土匪骚扰，晚上有豺狼哀嚎，杨宛君也曾有过退缩，有过动摇，她毕竟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城市姑娘呵，以前哪里吃过这些苦头呢！但当张大千提起她婚后的誓言：“你不是说嫁了我之后，就是我‘讨口’你都要跟我一路吗？”（四川话“讨口”就是要饭、行乞的意思）望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宛君于是不忍心离开他。在艰苦的岁月里，杨宛君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材，采蘑菇，生火做饭，更重要的是有她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使他能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宛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啊。”
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爱情之路再长也终有尽头。1947年，张大千又有了新宠。杨宛君看到了自己悲凉的前景，暗自伤心落泪。黄凝素曾劝她与张大千离婚，但旧日的情爱仍然温暖着她的心，她幻想能与张大千重温往日的恩爱，盼望张大千终有一天能回到她的身边，因此她没有听信黄凝素的话，对此张大千从心里感激她。1949年末，蓉城一别成了她与张大千永生的痛，直到1986年她驾鹤归西，也没见过张大千一面。她没有为张大千生儿育女，但她怀着对张大千坚贞不渝的爱，孤独地走到人生的尽头。
不管是在成都，亦或是在青城山，张大千与三位夫人都住在一起，甜甜蜜蜜和和美美，因而人们常说，张大千是醉入花丛饱餐秀色享尽艳福。但是张大千妻妾成群的婚姻生活也不总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偶而也有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与张大千毗邻而居的友人作家易君左，曾在《青城山上一大千》文中专辟章目，详尽谈及了张大千曾离家出走闹得满城风雨的轶事。他说：“一天下午，大千先生尚未回家，等到日暮，消息杳然。因为他在山上游览，照例是清晨或下午，断没有从下午到黄昏还不回家的。张家三位太太非常着急，来同我商量，我劝她们不要担心，可能应山僧之约，樵夫之请，前往闲话，也未可知。不料等到二更时分，全山已成死寂世界还未回来。”这一下连易君左也着急了，“于是，合两家男女老少，连同上清宫的道士们，等得三更时分，大家同去探寻这位大画家的下落，要把他抢救回来。可是青城山千峰万顶，悬岩削壁，幽壑深涧，丛林杂草，叫我们何处去寻？何处去找？经过几乎通夜的搜索，几十条火把照得满山通红，青色的树林都变成了紫色，依然不见踪影。且幸是初夏时节，清寒不重，人人抖擞精神，翻山越岭，涉溪跨涧，披云拂雾，穿岩入洞，直到天已大亮，天呀！好不容易才在山腰一座小峰的洞内，也就是在天师岩附近幽岩中，发现了这位大师闭目暝坐，好似达摩面壁，眼观鼻，鼻观心在那里修养呢。我们一大群人真是欢喜若狂，不由分说，立时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来，然后他张目一看，却镇定而悠闲地说：“做啥子这样大惊小怪呀！”
据张大千自己说，这次家庭风波，是他的三个太太联合起来对付他，黄凝素则是“揭竿而起”的“急先锋”。先是唇枪舌剑，进而大动干戈，黄凝素顺手拿起画桌上的铜尺作武器，拉扯之中一下打到张大千的手上，张大千大发雷霆，拂袖而去。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沆瀣一气”，既没有人出来转圜，也没有人出来劝阻，只以为他气消后自己会回来，谁知竟演变成为一场骑虎难下的僵局。台湾作家高阳在《梅丘生死摩耶梦》中说，寻获张大千之后的情形，不像易君左所言“立时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来”，张大千当时还忸怩作态，很拿捏了一阵娇呢。
还有一次是1944年，张大千一家寓居成都。某日，他又同夫人们吵了一架，盛怒之下负气出走，避入城郊一小庙内歇息，因百无聊赖，遂闭门用功数日，绘就了《按乐图》、《春灯图》、《采莲图》、《读书图》四幅工笔仕女图，画中美女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张大千自认为是平生最得意之作。年底在成都春熙路成都大楼举行的“张大千近作展”上，观者如云，个个都想争购这四幅图，但因标明是非卖品，收藏者只得悻悻离去，这正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场家庭闹剧换来四幅传世之作。
张大千的四太太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师
艳福不浅的张大千，1947年迎来了第四次婚姻。他的四位夫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集张大千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四夫人徐雯波，比张大千小二十八岁，成都人，生于1927年，是张大千大女儿张心庆的同窗好友，俊俏端庄，聪明伶俐，爱好书画，当时常出入张府。徐雯波的乖巧令张大千心动，由此而演绎出了一幕张徐二人的忘年之恋。婚后不久，张大千便带着娇妾飞赴上海、北平，拜访知交故旧。张大千的红颜知己李秋君，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祝福；著名画家徐悲鸿、叶浅予更是恭贺满面春风的张大千再得佳丽；而齐白石老人则见徐雯波聪慧机灵又有绘画基础，执意要收她为**，并立即挥毫作画相赠，此事被传为画界美谈。
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决意飘泊海外的张大千，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帮助下，弄到三个去台湾的机位。他带着年轻漂亮的四姨太徐雯波及一小女儿前往成都新津机场，途中曾去沙河堡寓所，与人老珠黄的曾庆蓉、杨宛君洒泪告别，开始了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艺术生涯。
张大千离开大陆后，他的后半生只有徐雯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期间整整36年，这正是张大千书画创作最丰赡，艺术更臻完美的时期。在频繁的艺术活动中，无论是去印度，赴南美，飞欧洲，旅日本，徐雯波总是相依相随，形影不离。步入老年，张大千体弱多病，徐雯波更是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张大千与少女池春红
红颜知己
1920年，张大千在上海结识了宁波名门望族、靠在上海经营沙船业发迹的李薇庄之女李秋君。张大千曾自述：“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作客，李府与我家世交。”张大千之父张怀忠，最初在四川内江经营盐业，后又在*船及百货业方面大展拳脚，张、李二家成为通世之好，应是情理中事。
李秋君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大千同庚。李秋君出身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她聪慧勤学，诗词书画样样精通，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才女。据陈定山的《春申旧闻》记载：名媛李秋君“才高目广，择婿苛，年已数逾摽梅，犹虚待字。”一般的书画才俊难以赢得李秋君的芳心。1920年，张大千在李秋君大伯父家首次见到李秋君，此后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画，切磋技艺。张大千当时的画作，最为人赏识者为水仙，于是在上海画坛中就有“张水仙”的外号。其实张大千的仕女画当时也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山水画已独具一格的李秋君就很欣赏他的技法。《春申旧闻瓯湘余韵》中说：“秋君则为吴杏芬老人高足，得宛米山房汪仲为之润色，山水卓然成家，颇近吴秋浓，陆廉夫；画仕女则兼采张大千意法，以写生法作古装美人，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亦为之磬折不已。”真是惺惺相惜，张大千李秋君就在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中日增情愫，此情此景李家长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为李秋君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张大千自诉： “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的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我想不到的，她就此一生未嫁！”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李秋君与张大千结缡不成，但她喜爱张大千初衷不改，除了没有夫妻名份及燕婉之欢以外，李秋君处处以张大千嫡室自居，且竭尽贤妻能事。请看张大千是怎么说的：“李府大家庭的规矩，财产划分，在外赚了钱，也要提出一份，缴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我在他们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拿私房钱多缴一份；三小姐的车子车夫是给我使用，而我的穿著，都是三小姐经手缝制；照顾饮食，做我爱吃的菜，那更不必说了。李家兄弟为我请客加菜，都要特别声明，否则就插不上手，*不到他们的份。”“我在上海时，大风堂的画室等于设在李府上，向大风堂拜门的**，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李秋君以“师娘”自居，张大千则乐不思蜀。《春申旧闻》中说：张大千“每至沪上，辄客李氏瓯湘馆，瓯湘馆者，秋君之画阁，调朱设粉，缥湘满架，大千以一髯而奇傲其中，固有南面王不易也。”张大千在上海与新朋旧友交往密切，常邀至李府相聚，他则亲自下厨做菜，尤喜烹调他自创的大千风味菜肴飨客，令众人朵颐大快赞不绝口，由此也可看出，张大千已把李府当成自己的家，毫无拘束之感。
虽然李秋君自视为“张夫人”，张大千把瓯湘馆当作大风堂，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言行，甚至连一句过头的笑话都没有说过，那真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谊，令他们的亲朋好友感动，也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张大千李秋君自1948年上海一别就再也没能相见，音书杳杳，离愁深深。谁知1971年8月，李秋君竟先张大千而去了，家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对他秘而不宣，怕体弱多病的他承受不了这一打击。
钟情怀玉
1934年夏秋时节，于非暗以戏谑的笔触写了几篇短文，披露了张大千在北平的风流韵事，发表在《北平晨报》副刊上。文章没有恶意的暴炒，没有冷嘲热讽，仅是朋友间善意的调侃而已，有一则“罡风吹散野鸳鸯”的轶事，说的就是张大千与李怀玉的一段情缘。
这一年的3月，张大千与仲兄张善子联袂北上，到北平旅游，居石驸马胡同。期间，张大千常到颐和园听鹂馆吟诗作画，与一位名叫李怀玉的年轻貌美姑娘不期而遇，张大千对怀玉姑娘一见倾心。李怀玉，苏南浙北一带人，漂流北平，卖艺为生，其时寓居颐和园。怀玉姑娘活泼开朗，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尤其是那双纤纤玉手，更令张大千怦然心动。于非暗在《八爷与美人》中说：“春天遇到了怀玉姑娘，她那一双纤纤玉手，真是使人陶醉呀。张八爷画女人手，以轻倩之笔出之，大概得力于此。”此后，张大千与怀玉姑娘过从愈密，怀玉常到听鹂馆为张大千展纸侍砚，殷勤照顾，张大千则常以怀玉为模特儿，画古装仕女或时装美人，技艺进展神速。
秋日，张大千又为怀玉画了一帧像，题款曰：“偶见怀玉唇不施朱，遂拈二十八字书之画上，爰。”其诗曰：“玉手轻勾粉薄施，不将擅口染红脂。岁寒别有高标格，一树梅花雪里枝。”又记：“甲戍夏日，避暑万寿山之听鹂馆，怀玉来侍笔砚，听夕谈笑，戏写其试脂时情态，不似之似，倘所谓传神阿堵耶？掷笔一笑，大千先生。”题诗将素面朝天的怀玉大加赞颂了一番，更把她誉为格调高雅的雪里梅花；在又记中更表露了他与怀玉相处得亲密无间，情投意合。张大千有意纳怀玉为妾，谁知此事传到了张善子那里，仲兄张善子将张大千训斥了一顿，张大千只能忍气吞声将心中的情火浇灭。
张大千李怀玉之恋虽然短促却终生难忘，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张大千仍然惦记着曾经闯入他心扉，令他神魂颠倒的怀玉姑娘。1979年初秋，时年八十一岁的张大千，在台北摩耶精舍夜不成眠，披衣浏览旧作。在一幅《瓜茄图》前他沉思良久，这是1934年秋所作，是时正是怀玉姑娘热情侍候张大千作画，两人在“听夕谈笑”中欢度时光的忘情岁月。睹物思人，张大千感慨万端，于是秉笔题款曰：“此圆形紫茄，惟在故都见之，以为瓜。在广州闲人呼茄为矮瓜，而又不（是）此形状也。忆作画时，已是四十五年前矣，时侍笔砚者为李怀玉，怀玉吴人也，旧寓瓮山湖，乱后不知所之。”怀玉下落不明，张大千深感茫然惆怅。
张大千与夫人在华盛顿
异国情缘
1927年深秋，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腾陶雄之邀，离开上海前往朝鲜金刚山等风景名胜地游览，在平壤宾馆结识了一位在席间作陪的“伎生”（即艺妓）、朝鲜姑娘池春红。江腾陶雄看出张大千心仪这位妙龄女郎，于是便叫池春红专门伺候张大千作画和起居生活。春红姑娘原名凤君，张大千称她春娘，朝鲜金刚山人，年仅15岁，家境贫寒。春红姑娘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略通书画。张大千在朝鲜时，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池春红对他关怀备至，每日到张大千画室牵纸研墨，侍候笔砚，并专心致至地观看张大千作画，对他的画艺及人品都倾慕不已。张大千则喜欢春红姑娘天真烂漫清纯可爱，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张大千作诗《题赠韩女春红》二首，他在跋中写道：“韩女春娘，日来旅邸侍笔砚，语或不能通达，辄以画示意，会心处相与哑然失笑，戏为二绝句赠之。”诗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砚角眉纹微蓄愠，恹他俗客乱清谈。”“夷蔡蛮荒语未工，又从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清描意已通。”虽然言语不通却心有灵犀，于是两心相印坠入爱河。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大千在浓情蜜意之中不知不觉度过了四个多月的光景，转眼间春节将至，二夫人黄凝素多次来信催他回家。张大千考虑再三，决定仍让春红留在朝鲜。他从卖画款中拿出一大笔钱给春红，叫她别再当伎生，用这笔钱在汉城开办一家汉药店以维持生计。
1928年冬，张大千应日本友人、古董商江腾陶雄之请，赴东京鉴赏一批中国书画，不幸染上重感冒，住进了京桥中岛医院。此前，他曾给春红去信，说东京之行后将去汉城看她。11月上旬，病榻上的张大千突然收到了池春红从汉城寄来的情意绵绵的书信，张大千读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这年冬天，张大千病愈出院后，便急急忙忙赶往汉城与春红姑娘相聚。
此后，张大千每年都要抽暇前往朝鲜与春红合欢，一直持续了七年。后因抗战爆发，日寇侵占了半个中国，张大千再也无法脱身前往朝鲜与春红小聚了。
1939年秋，一名日本军官到池春红药铺购药，发现女掌柜竟是一位貌若天仙的少妇，心生邪念，上前调戏，被池春红正颜拒绝。色胆包天的日本军官竟恼羞成怒，欲对春红强行非礼，春红宁死不从，日本军官便拔出枪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春红杀害了，此时春红尚不满30岁。
1978年11月初，张大千应韩国《东亚日报》社的邀请，率夫人徐雯波、子心一、女心声、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副研究员袁德星等十余人飞赴汉城，参加在该市“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张大千伯邀请展”。开展之前，张大千在他作于1927年的一幅《九龙观瀑图》上特意增加了一段跋语：“此予五十年前与韩女春娘同游金刚山所作，今重游汉城，物是人亡，恍如隔世，不胜唏嘘！”这段跋语，表达了张大千对池春红无限的怀念。11月下旬，年愈古稀的春红姑娘的哥哥池龙君，偶然得知张大千在汉城举办画展，他特意来到画展现场，欲向张大千致意，但在画展上却未能见到张大千本人。于是，他给工作人员留下自已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后悻悻离去。张大千这次从台湾来汉城举办画展，他心中揣着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要亲自去为春红姑娘扫墓祭拜，以了却他多年的夙愿。在苦苦探寻春红家人下落之际，传来了池龙君来访的消息，真让张大千喜出望外。一日，张大千率家人前往池龙君府上拜访，一到客厅，两位老人相拥而泣，见此情景，旁观者无不凄然落泪。看到春红兄长及家人，张大千不禁又忆及与春红姑娘相知相爱的情景，心中悲喜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