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上小学，笔者之一班上有个张姓男同学，木呐寡言，平时很少加入男孩子间的的嬉闹打斗，可还是常遭其他孩子们的欺负。 一次，被别人恶作剧，他愤而反攻，正在握拳相向时，围观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麻铺”的喊叫。该同学的脸马上胀的通红，紧握的拳头放松了，虽然对手还在继续挑衅，可他已没有了反应，转过身低头走开了。原来，该同学的父亲曾经经营过一间杂货铺，因脸上有些麻子，其杂货铺就有了“麻铺”之称。该生意早在咱们这些文革孩子们出生前就被“公私合营”（注1），可是名字还是传了下来。小生意的拥有者在阶级的划分上算“小业主”，是介于太祖爷的人和“阶级敌人”间的临界身份。一声“麻铺”揭了出身“不好”的底牌。先天的出身“不好”会让孩子底气全无，平时的木呐寡言也就可以理解了。
笔者的出身也“不好”，但家里并没有开过什么店铺，虽然也暗中自惭形秽，可是一直藏于心底，以为别的孩子们并不知道。某日，因一件小事，和张姓同学起了小小的纠纷。为了占据主动，一时忘乎所以，一句“麻铺”就很恶劣的顺嘴而出。不想这次张姓同学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冷笑了一声说“麻铺也比你臭资本家强”。这句话有如五雷轰顶，笔者当时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要知道笔者的出身并非资本家，可是笔者祖上有比资本家更不让太祖爷待见的身份。无法辩解，加上心中的隐秘原来是公众知识已很难堪，而最要命的是笔者完全是自讨其辱，先把出身这个恶源拉出来企图去侮辱别人。 当时真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下贱的人。
出身对孩子们有这么大的魔力，太祖爷当然脱不了干系。
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样，太祖爷之所以成太祖爷并不是有什么超自然的神力，而是能集众人之力为己用，如同传销系统里最上端的收钱大哥，从所有销售人员的每一笔生意中抽头。太祖爷的领导力的最主要支柱是阶级斗争这个利器。阶级斗争就是要凝聚多数。太祖爷的制胜之处都是靠玩多数玩出来的。太祖爷打仗的诀窍是什么?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局部多数。开中央全会搞掉刘少奇票数不利，没关系，先把刘派的中央委员打倒抓起来（注2）。技巧性相对多数。可是这些多数手段和阶级斗争这个凝聚绝对多数的利器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太祖爷真恨地主？ 未必。农民是绝对多数。从井冈山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起，太祖爷的道德高度就一直是他代表全中国的农民利益，农民在中国是绝对多数，于是太祖爷代表中国的利益。依次类推，任何人群都可以分成阶级，太祖爷持续做多数阶级的代表，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出身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手段。打江山靠阶级拥有多数，坐江山就自然而然靠阶级的子女们维持多数，这就是太祖爷搞出身的着眼点。
太祖爷的出身政策其实很简单，就是 “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有成分论”都是什么成份？主要就是“红五类”和“黑五类”，红好黑坏。 “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红五类”是：革军（革命军人），革干（革命干部），革命烈士（给太祖爷打江山.死去之人），工人，贫下中农。由于有工人和农民，红成份比黑成分多得多。“红五类”是太祖爷的人，太祖爷代表“红五类”。出身就成了持续保证多数人和太祖爷贴心的简单有效办法。永远拥有多数的代表权，太祖爷对政权的掌控就牢不可破了。
按出身分类，开头所提的张姓同学和笔者这些少数人感觉不好是必然的。可是太祖爷也不想逼人造反。这就是出身政策的后两句“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用处。向太祖爷靠拢，出身“不好”的原罪就可以获得原谅。于是众多出身 “不好”的孩子们竞相努力，要设法抹掉生来既有的“坏根”，希望用比出身“好”的孩子们更效忠太祖爷的努力， 换得清白之身。笔者和张姓同学相互以出身贬低，已经自认下贱，被太祖爷的“出身政策”绕进去了。
孩子们当然不是太祖爷的对手。太祖爷的政策一旦订了，执行起来是很有力道的。文革中每个人都有出身的记号。虽然不像“水浒”中的配军脸上有刺印，或是二战中德国的犹太人身上要带符号，可每一个中国人的出身都是有案可查的，清清楚楚地记在了个人档案之中。从记事儿起，就知道出生的重要。小学一年级，每个人就必须填个人履历表，孩子太小还不会写字，这种表就要带回家由父母帮助来填写。而在姓名性别和出生年月这三项之后的第四项就是家庭出身。还不是多选题，你要用两到三个字把你们家的背景说清楚。“红五类”多，填表之后大部分人感觉良好，都是太祖爷的人了，利用出身的目的初见成效。顺便说一句，出身不可以乱报。好像是从加入共青团这个档次起，就有了所谓的外调（注3）。太祖爷的系统，沾政治的事儿，数据精准，瞒是瞒不过去的。同时出身也不是正经保密项目，笔者以为自己的出身不为他人所知完全是孩子的天真和幼稚。前述的“麻铺”和“臭资本家”往往是公开的秘密。有了这些“不好”的陪衬，大多数孩子对太祖爷的凝聚力就在一声声“麻铺”和“臭资本家”的吆喝中得以加强。
出身政策的力道最终还是靠国家机器给撑着。出身“不好”是有具体后果的。上小学，太祖爷的好孩子都要加入“红小兵”，出身“不好”，加入“红小兵”就困难一点。学校自演“样板戏”，参加剧团是大部分孩子的渴望，出身“不好”的孩子就用不着申请了，你就是有梅兰芳的金嗓子也没用，肯定没你的份儿。到中学时加入“红卫兵”，加入“共青团”这些“组织”也照此办理。而加入“组织”对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反倒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是证明自己可以被社会接受，不是“坏人”的唯一途径。就连执法机关也以出身作为对错的标准。举个身边的例子。作者之一的儿时好友姓袁。正巧他所住的街区里还有另一个袁姓之家。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和短命的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后人。一日，这位袁姓朋友和另一个小朋友因为孩子们的事儿而打架，正巧管片民警路过，把两个孩子吓住之后问他们为何打架，在得知了这位袁姓朋友的姓氏之后，以为他是袁世凯的家人，立马将过错放在他头上，对他说“我就知道你爱惹事儿，我问你，袁世凯是你什么人？” 这位袁姓朋友受此无端之训，只得从头将此袁非彼袁之事向这位警察大叔说清楚。出身“不好”的具体后果还很多，上山下乡让你去最远的地方，分配工作让你去扫马路，至于上大学或是参军则是门儿都没有。这样通过国家机器的反复强化，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受歧视就成为了一种社会价值。
社会如此轻易地接受这种扭曲的价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咱们有此历史。
以出身将人分类的基础是认同人可以被分等级。中国的长期封建皇权制度，把人应该是生而有类的价值深深地融入了咱们的文化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说有的人是天生就比别人高贵的。另一个是说有的人天生就是比别人低贱的。
像改朝换代的时候，为了增加开国之君的合法性，也要想方设法把新君的血统给高贵一下。比方像后汉的开国皇帝刘秀，确实是条好汉，起事造反的时候是一介平民百姓，种田的好手。可是还得强调他是前汉的皇室之后的真传。 在蔡东藩蔡大侠的笔下，有如是的叙述：
“忽觉得一声霹雳，突出一位汉家后裔，起兵南阳白水乡（即春陵封地）。要来讨灭王莽，索还汉室江山。这人为谁？乃是汉景帝七世孙，为长沙定王发嫡派，本性是刘，单名为秀，表字文叔，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确是汉朝龙钟，比众不同。从前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春陵节候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娶胡阳樊重女为妻，生下三子，长名縯，次名仲，又次名秀”。
简单说，刘秀是比别人高贵的，不但长的就有皇帝相，而且是汉景帝的直系血脉，第七代孙子。刘秀是否真是皇室后代，只能以史书为准信其有。即是汉景帝的七世孙，就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这之中的讽刺性极其明显，刘秀当皇帝，要上寻七到九代找出出身上的正当性，可正当性的来源汉高祖刘邦自己在造反之前就是个在乡村里不配当农民的二流子。所以从刘邦传到刘秀可以是从一位皇帝传到另一位皇帝，也可以是从一位二流子传到另一位农民。这种高贵的血统当然是虚的，可这就是咱们的文化。不是没人想过改变现状，历史有载的第一位把天戳个窟窿的秦末农民造反大侠陈胜就提出疑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可是，陈大侠并不想让帝王将相失去代代相传的特权，而是想取而代之去做帝王将相。
做不了帝王将相就低贱，低贱有很现实的问题。当皇权需要，用出身限制一组人的权力来为皇权的利益服务，其做法可以血淋淋惨不忍睹。像历史上为满足皇帝兵员的“士家制”，就规定“士家”家庭中的所有人都有为皇帝的军队当兵出力的义务。不但“士家”男丁禁止务农为官，只可以给皇帝当兵，就是“士家”里生出来的女孩子们，也只能嫁给其他的“士家”，继续承担给皇帝产生新的兵员的纯粹配种机器的责任。曹操的孙子魏帝曹睿，其治下“士家”制有松动的迹象，于是曹大人发了一道诏，让所有未经许可嫁给非“士家”男人的“士家”女孩子们，统统将原婚姻作废，重嫁一遍，而这次只能嫁给“士家”男子。要知道中国文化是要求女人从一而终的，老公死了都不该改嫁，曹睿的这道诏基本上就把“士家”人当成蒙古马，波斯猫或是藏獒来养了，根本没有做人的基本权利。既然不够做人的标准，这些女孩子是不是需要忠贞的从一而终对皇帝也就不重要了。
两千多年的文化，人是生而分等级的，有高贵的，有低贱的，有好的，有坏的。“红五类“和“黑五类”出身就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可世界在变，人类文明总体上是在进步的。太祖爷以出身作手段来掌控权力不但逆势而动，而且和太祖爷打的马老先生的共产主义的招牌也水火不容。大部分人接受了利用出身的正当性，不代表没有怀疑它的。只是怀疑的声音被闷下去了，而且可以是很惨烈的消音。这就得提起文革中的一位思想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革民间第一条好汉，北京的一位普通中学生，遇罗克遇大侠。
接受按出身将人分类的关键在于不认同人是独立的个人，而只是血脉的延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于是就有了文革初始的“血统论”。“血统论”是怎么回事？文革刚开始，一些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主要是跟太祖爷打天下的众将官的子女们，没弄清楚太祖爷的真实意图，以为太祖爷只是要把反复被打扁了的“黑五类”们重新收拾一遍。于是这些实际意义上的新贵们就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所谓“血统论”，而且只强调“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军”，“革干”和“革命烈士”。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龙钟”式出身的翻版。这就坏了太祖爷的戏了。血统高贵，居高临下，只能让少数人有虚荣感，和太祖爷利用出身获得多数的心思南辕北辙。“血统论”的偏颇，荒谬和不得人心是显而易见的。立马招致了众多反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遇罗克。针对“血统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遇大侠提出了针峰相对的反对以出身将人分类的“出身论”。 遇大侠的观点自然有历史的局限，是顺着太祖爷阶级斗争的逻辑推论。可是，遇大侠明确的提出了人不是简单的血缘延续，是有思想有特点的独立个体，资本家的后代也可以热爱太祖爷。后来遇大侠的结局是丢了脑袋，被当作反革命枪毙了（帮太祖爷发展逻辑化的革命理论是很白痴的事儿）。遇大侠把太祖爷的出身政策与美国歧视黑人和印度欺负低种姓人扯上关系自然不会被太祖爷待见。他有关人该有独立人格的朦胧人权概念也一起被封杀了。比遇大侠晚半代人的笔者是到了文革后，读了其妹妹遇罗锦的小说“冬天里的童话”才知道有遇罗克其人。
文革之中，对出身问题的讨论被封杀了。文革结束，作为阶极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出身问题好像随着阶级斗争被淡化而消失。和谐了，明目张胆的说谁出身低贱有所收敛，大家都是好朋友。其实不然。文化，根深蒂固。 用太祖爷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注4）。每个人该有其独立的个人存在，还是简单的血脉的传承，问题从未解决。把人做种马的“士家制”之类操作虽然不再出现，但出身定乾坤的现象依然随处可见，帝王将相依然有种。
最显著由出身而决定命运的，非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大人的儿子刘源刘公子莫属。刘公子在文革中曾因出身叛徒内奸工贼（注5）而遭社会羞辱。文革后恢复革命烈士出身。 其后1982年大学毕业，六年之内仕途顺畅，官至河南省副省长，当时年不过三十多岁。随后转入武警系统，官拜少将，后升中将。数年后转入解放军系统，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授上将军衔。 刘公子二十年中纵跨政务，警务，军事科学，俨然全才，全中国有类似刘公子官场经历的没有第二位。很显然，刘公子最大的天赋在于他姓刘。咱党让刘少奇大人冤死，欠刘家一笔。
靠姓氏升迁的不止刘公子一位。 色彩鲜艳，高举出身大旗的，自然要数太祖爷唯一的孙子毛新宇。 毛新宇现时职务是解放军少将军官。不过不是带兵的战斗型军官，是探讨理论的办公室军官，读书读出个少将军衔。 刘公子升上将虽特殊，但还是有职务有程序有服务社会的纪录。毛少将就不同了，这位活宝除了身为太祖孙之外，做过的事情只有大放厥词和滋事生非，包括把头任妻子弄进秦城监（注6）和靠特权生第二胎。
帝王将相必须有种两千多年前就激起公愤，现在还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燃料。毛少将的军衔和特权二胎，社会的反应自然不善。为什么我儿子想去沿海城市当兵不成要去青藏高原缺氧？为什么我孙子长得瘦小我家不可以生二胎？ 如果只是重复两千多年前的感慨，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咱们的对策只能是争相当官，拼命发财。不错，当官发财也许可以让你儿子有朝一日可以做无需努力的少将，可以有特权多生孩子。 但是，你的后代还是有可能被人骂“麻铺”，“臭资本家”而长期生活在阴影下。其实眼下政府官员的社会俗称已经变成贪官，其子弟们无论个人特质如何已被社会用笼统的媚眼和恶眼相视。
改变社会的出身文化绝非易事。毛少将的军衔引起了社会注意，其实，出身的效果早在太祖孙升少将前许久就 发生了。升为少将是出身特权，大校是不是？连毛少将成为军人的权利都是不义之权。眼下入伍当兵不再是文革时全民向往的美差，而成为见仁见智的中性事件。尽管如此，还是有章可循的。无论当兵还是按军事院校招生的标准参军做官，都得检查身体合格方可。查体的一条标准是不可体重过重。身高减去110的公斤数算是正常，军官可以放宽，体重不可超过正常重量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见过毛少将形象的可能都知道，特大号军服穿在毛少将身上，军服前的纽扣几乎快要蹦开。体重严重超常应该不在话下。此时此刻的中国，类似毛少将身体条件的军人在同龄人中可能找不出第二位，没有出身特权，毛少将根本就没有成为一名军人的可能。 要公允，就得从头开始。有一点出身文化和有诺大一个出身文化恶果是相同的。
用出身待人的恶果是多方面的。毛少将的贵族式待遇对社会不公，对毛少将也有失厚道。如果毛少将不是因为出身被卷入眼下的是是非非，以毛少将的天赋，没准可以训练成一流的铅球运动健将，在运动场上驰骋风云，实现自我。 在此强调一下，只因为毛少将姓毛，就将对太祖爷的感觉迁移到毛少将身上，恨其不死，是典型的出身恶理，不可取。太祖孙其实正是出身文化的牺牲品， 只是他一时半会儿不会明白。
促成出身文化的传承，总有某种机制。现时操纵出身的最大推手，非一个机关莫属，就是中组部。谁是中组部？全名是咱党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的功能，其实与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差不多， 查证潜在雇员的简历是否属实，员工雇用后计算分派报酬，监督工作效率，统筹福利，违纪员工执行惩处程序，最后还要照看正常退职员工后续福利。可是，不同于一般公司，咱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归咱党管，所以中组部掌管全国所有重要职位。但是，这些职位只能录用出身“党员”的候选人。 是的，党员这个“出身”，不同于皇帝和乞丐这类出身，可以后天获得，但是党员仍是一种广义上的出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是可能变成党员。被动屈从国家归咱党管，容忍中组部歧视全国大多数人对国家重要职位的上岗权，出身决定命运在咱们的文化里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淡化。
既然咱们容忍“党员”这个大出身，对更进一步的出身操作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据说，在中组部里有一个部门，是专管历史上有头有脸党员后代的。由于事属敏感，这个部门的存在，名称，职能都无从证实。但是，历史上有头有脸的党员后代们在国家关键职位上的身先士卒则是不争的事实。刘公子和毛太孙的故事可以给这个部门的存在作些旁证。
出身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衡量一个文明从原始的动物状态走出多远的问题。个人，人权，特色是现代文明的标记。如果世界可以理想化，从前辈继承的应该是智慧。财产继承都该讨论，这也是为什么要有财产继承税。留给下一代的，绝不该有社会地位，仇恨，或是任何其它个人身份的副产物。从根本上拿掉强加在人身上的血脉标记，归还个人的美丽个性，给每个人同样的追求幸福权，美好的文明。 理想不总是白日做梦。美国的奥巴马做总统该对咱们有所启示。咱们也曾有过少数民族人物出任国家领导，不过那都是像贴在墙上的国画一样的装饰品。 有朝一日，如果湖南一个普通农民想要治理国家不必先杀遍全中国就能如愿，如果太祖爷的后代可以开心研究投铅球的技巧，谁还会真在乎帝王将相？
文明，是做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注1：1950年代中，毛泽东推行的私人商家公有化运动。
注2：文革开始之后，毛泽东做掉刘少奇还是在咱党的八届12中全会走了一趟“程序”，只是表决之前已经把对手的人都“打倒”了。
注3：每个人所在的“单位”派人外出调查某人历史经历和其它故事的程序。
注4：毛泽东语，意思是坏东西不会自行消失。
注5：刘少奇文革中的罪名。
注6：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人的有名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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