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件灰色的旧棉袄，我跟在我爸屁股后面在人群里傻呆着。在这片离楼房并不远的河岸上，所有逃难的人都惊魂未定地站着，伸着头惶惶然不知所措。我妈抱着我妹妹还在不停地抹眼泪，恨恨地埋怨我爸的绝情。尽管我心里很想为我申辩一下，但没那个胆子。
天渐渐明了，有胆大的小伙子和壮汉们开始往楼里跑，后面是女人们担心的催促声：“快点上去快点下来啊！拿了东西就赶紧哪！”衣衫不整的人们要在天明后给自己和家人拿几件衣服下来。
有些人逃命的时候走得慌，不知道自家的门是否锁了，又怕被上去的那些人趁乱偷了东西。人们并不知道要在外面躲避多久才安全，于是不断地有男人往楼里跑，把自己家值钱的东西卷了放在身上。
我们家人都穿得还算整齐，我妈还没忘了在我妹身上披了毛巾被，我还抱了件棉袄呢，所以我爸也不急着跟那些人往回跑，我们就呆呆地站在河边等着太阳出山。
到了上午时分，不知道是有人来组织还是自发的，人群开始移动。大家身上披着，手里提着，一家一户地走动起来。
我糊里糊涂地跟着走到一个大铁门前，认出那是附近的一所中学。操场上早已坐满了各处逃难来的人，在这空旷而安全的场所，各家各户的人都在地上铺了席子，垫上了衣服，终于可以坐下来透口气。
我们家也找了块空地坐下来，周围的人叽叽喳喳地说话，我往四周一看：整个操场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人，挤得满满的，男人女人都没梳头，穿着各种花布格子的汗衫，有的人家拿网兜网了脸盆和茶缸还有暖壶，像是逃难，也像是野营。
有一阵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嚷嚷着：“余震了！”其实我一点都没觉出来，倒很想感觉一下“地震”到底什么滋味。
我爸安顿好了我们，就又冒险回到家里拿了热水瓶，茶缸，毛巾，凉席，可能还拿来几个馒头，因为我并不记得当时挨了饿。但是那天晚上我记得还是挨了冷，许多人都在露天睡了一宿。
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移到一所正在建设中的幼儿园的大院子里，并且在那里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夏天。
当时我妈是那所幼儿园的准职工，和我们一起移到幼儿园避难的有不少我妈工厂的同事，还有一些附近的居民。一进到那里，就看到地面上有个大大的裂口，人们说是昨天余震时才裂开的，那口子像一个咧着的嘴，似乎提醒着人们还是谨慎微妙。于是聚到这里来的家庭都在心里有了安营扎寨的打算。
刚刚搬到幼儿园里的时候，许多人家都挤在传达室的里外两间房间里。里间屋被一家姓陈的人家占满了，因为那家的主妇是一个患了风瘫的50多岁的大娘。于是从第一天起，人们就在里屋为她搭了一张单人床，那被唤作“陈娘”的瘦弱老女人一直睡在那床上。
陈娘虽然瘫痪，但显然仍是一家之主。她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只有21岁的小女儿有给她翻身和扶她坐起来的特权，其他人只能在她呼唤中跑进跑去地为她端水，拿枕头和听她吩咐。
陈娘的丈夫老陈是个敦实而沉默的人，他从来都不说话，只是忙前忙后地和马上就要去当兵的小儿子在传达室外搭棚子。因为这间安全的小屋只能供陈娘和半夜扶她起夜的小女儿睡觉，其他人只能外白天进来。
陈娘非常喜欢说话，尽管脸上和身上都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一副骨架支撑着僵硬的身体，使她无论是坐着还是睡着，永远都摆着坐姿。她总是在早上被她的小女儿从横躺搬回到坐姿，浑身僵硬地端坐在床沿上和进到房间来到新旧邻居说话。她除了嘴和眼睛还可以活动外，浑身上下都动弹不得。
但这却一点都不妨碍她健谈的个性，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过去的事情，内容永远都围绕着她年轻时做家务如何受累，坐月子的时候没被照顾好如何受罪，她的老陈对她如何漠不关心等等。她的世界似乎停留在了得病之前的岁月，并对那些日子充满了仇恨，即便目前遭受的大地震也不能将她拉回到现实。
说得多了，到她跟前和她拉家常的成年人渐渐少了，不久只剩下我们这些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再过几天连我们也觉得乏味，于是房间里只剩下陈娘一个人呆坐着，转动着唯一灵活的眼珠，白皙却布满皱纹的脸上长时间地摆放着怅然若失的眼神。
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老陈率领着快要去当兵的小儿子，不声不响地在传达室外的院子里搭帐篷，他用不知哪儿找来的木条，竹竿和帆布，东拼西凑地搭起了第一顶临时帐篷。虽然只能遮遮太阳档挡雨，但全家人不用再露营了。
于是其他人家也忙着到处寻找材料，大家相互帮衬着，在短短的几天内，人们已经用竹竿，大帆布或者塑料布搭起了形形色色的简易帐篷。在没有门窗的破棚子里放了长板凳，上面用长条木板拼起了临时的床。有的人家从家里提来小铁炉和煤球，白天把炉子放在露天埋锅造饭，过起了日子。
我们家没有那种轻便的小铁炉子，于是就和其他也没有炉子的家庭在传达室里的公用火炉做饭。大家轮流着在上面蒸馒头，煮面条，做着简单的饭食，晚上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睡觉。
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科学家老爸显然成了个没用的人：且不说避难的场所是我妈通过相好的姐妹朋友们找来的，就连为家里搭起个临时挡风雨的棚子对他也成了大难题。
当周围不断出现了虽然被风一刮就左右乱摇，但多少算是个遮挡的棚子时，我们一家人在晚上不得不挤在借来的两块木板上眼望苍天地露营睡觉。好在那两天没有下雨，但夏天的蚊子咬得人受不了，虽然脚下被我妈点了好几盘蚊香，可我还是整晚被蚊子叮醒。
又过了两天，在我妈的姐妹朋友和热心的陈家的帮助下，我们家终于也傍着陈家的一面棚壁，用透明塑料布草草围起了一个棚子。
一开始，为了省煤省火，省事，我们家和我妈的两个同事，三家人合在一起做饭吃。其中一个姓李的阿姨负责蒸馒头，她做的馒头比我爸和我妈都做得好吃：因为我爸以前蒸馒头，尽管每次都要先做个试验：用铁条挑着一个小面团在炉子上烤熟，尝一尝，然后才下锅蒸，但他总还是少兑了碱，把馒头蒸成了酸的。
我妈正相反，总是一把放多了碱面，馒头蒸出来是黄色的，味道发苦。而李阿姨蒸的馒头又圆又白，吃起来像是放了糖一样，带着甜味。这种质量的馒头，在我学会做面食前，我家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于是，每次她蒸好一大锅，我和妹妹就忍不住偷偷去拿两个过来吃。
李姨是个腼腆人，她也不好意思说我们，直到有一次，和我们两家一起搭伙陈姨不满意了，说她蒸的馒头太少，不够三家人吃的，她才委屈地跟我妈告状。
我妈把我臭骂了一顿，但没挨打，可能是因为我占的那点便宜属于大家的。于是我偷吃的那些甜馒头算是白吃了。但自此以后，每到做饭，那些馒头都被严格看护着，无法下手。
搭伙的时间不长，大家由于谁多干了活，谁多吃了饭而产生了一些小矛盾，于是解散了合作化食堂，自家做自家的饭。
院子里地上的那条被震裂的口子，成了小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我们在裂口两边跳过去跳过来，从裂缝往下看。下过雨天，还把裂缝里的湿胶泥挖出来捏小泥人。据说天津有名的泥人张就是用这种胶泥捏出来的呢！
其实那裂开的地缝并不宽，只有两尺左右，而下面也不是深不见底，到了一两米处就自然合上了。但大人们总把它视为不祥，都是绕着走，也不让自己家的孩子去玩。我不管，这是自然地裂，我觉得那形态挺美。
并且那时我刚读过一本书叫：《地心游记》，看到那条裂缝就想到那本书，只可惜它裂得不深，不然说不定还能有机会去地心一游，再找个火山口跳出来！现在我只能站在那条裂缝边上，头晕目眩地畅想一番。
不觉到了八月底，整个天津市，家家户户都还忙着抗震救灾，像我们这些房子没有震倒的人家，也都还没有个像样的棚子来避难，大家谁都不知道要在外面漂到什么时候。大人们不久就照常上班去了，但孩子们似乎都忘了开学这码事。
我爸也不像以前老逼着我写暑假作业，因为我的书本压根就没带过来。我不仅不用写作业，连白毛女也画不成，于是趁着大人们都去上班，我们乐得就在院子里外附近到处晃。
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地上的裂缝里挖胶泥，那泥并不是一大片一大片地存在，而是在地上许多普通的沙土里这里藏一块，那里藏一片的。从地表面上看不出下层是否有胶泥，要挖下去才知道。
胶泥一般是深褐色的，有韧性，湿的时候容易捏成任意形状，而干了后又不开裂。当我们发现地裂的地方正好有那么一块，就不断地有男孩子上前去挖了来，他们主要是把泥做成碗的形状，然后在地上一摔，叫“摔胶泥”。我一直都没弄明白，究竟摔成怎样才算赢。
天津的“泥人张”可能就是用那种胶泥捏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