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再领风骚几十年
——读《西行漫记》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一个是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一个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白求恩有毛泽东为他树碑立传，所以，他的知名度更大，那篇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尽人皆知，更有很多人能将它背诵如流，并且他的精神确实鼓舞了亿万人民大众。
与白求恩不同，斯诺为中国革命见证并呐喊，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在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上，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人的任何一个研究成果能超过这本书。这本书在一九三八年被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中国出版发行后，在华语世界立即引起轰动，马上就成为一本畅销书，历久不衰，时至今日。
斯诺在该书一九三八年中译本的序言中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上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如果说斯诺只是一名平庸的记者，他无论如何是说不出上述这番话的。当然如果他是这么一个人，也决不可能有心去陕北苏区采访。那是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并很可能要赔上性命的，就更不要说来去一路上都要吃很多苦了。然而，斯诺出于记者的本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依然进行了这次史无前例的访问。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用相机与笔记载了下来，为中国革命留下一个美国记者的见证与解读。
当然这里的一个大前题是，当时已经生活在中国七年之久的斯诺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同情，他对于外界对那群革命者的报道显然不满意。他脑子里对那群人有太多的问号，他不相信他们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土匪，他决心要去那里看一看。所以在该书的第一篇第一章就是作者详细罗列的围绕着红色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都是需要作者深入虎穴亲自弄个明白。从这些问题的被提出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极其严谨的记者，他思索得范围很广，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很深刻，也很全面。
提出问题之后，在接下来的一章去西安的慢车上，作者的采访就开始了，在火车上斯诺与邻座的乘客聊天，那些看上去漫不经心的对话，都是当时中国百姓对红军的真实看法与评论。作者将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从客观上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感觉。即当时的社会，对红军以及对共产党所了解的并不多，也不准确。被误导的老百姓对红军与共产党还是心存疑虑与偏见的。
一个好的记者，就是能把读者带着与自己同行，同看，同听，同感受。能够让读者感觉到他所看见与体验的都是真实的，活的东西。斯诺的魅力就在于他一开始就能抓住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的兴趣，满足读者的好奇，引领着读者一步步地跟着他前行，去领受，去感悟。七十五年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虽不算什么，可是在具体的时间概念里，却早已沧海桑田，变迁巨大，奇怪的是今天读这本书并不陌生，一开篇就被吸引。因此，如果说这本书具有生命力，其表现就在这里。
接着斯诺就到了西安，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接上了头，后来就是去红都路上的见闻。这两处也都是用白描方式将作者的所见记录下来，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那按捺不住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同时也有不少忐忑与惧怕。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与不可知的变数。对于一个无法掩饰的外国面孔来说，不安全的因素就更多了。好在作者运气好，虽然有惊险但还是安全顺利地到达了他要去的地方，见到了他要见到的人。并且在那里一住就是四个月。
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斯诺见到了红军战士，参与他们政治学习与讨论，向他们提出问题，听他们的解答。这些个记载都生动可信，令人感受到年轻红军战士的觉悟与胸怀。当然斯诺见到了许多红军将领还有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彭德怀，徐海东等都有长时间的采访，了解他们的身世与他们对革命的抱负与看法。更是同毛泽东有过连续十几个夜晚的长谈，听毛泽东叙述他的革命历程。斯诺把毛的这些叙述原封不动地放到了书里。成为人们了解毛泽东最原始，最真实，最宝贵的史料。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在小学毕业后，到长沙继续求学时，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数次改变主意，有的读了几个月或一个学期就不读了。最后还是选择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在那里一读六年（从一九零二年到一九一八年），奠定了他学识的基础。其实毛的古文在小学毕业时就很好了，到了师范又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毛在师范读书时正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之时。那时的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忠实崇拜者。到了后来，崇拜的对象就换成了胡适与陈独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毛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一个革命者。
尽管陈独秀对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同陈走在一起，其原因就是在对农民运动上，陈是很保守很惧怕的，最终因无法带领共产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离开了党的领导者的地位。陈的懦弱与独断专横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就是没有接受蔡廷锴将军与红军联手促蒋抗日的倡议，结果蔡的军队被蒋介石组织的围剿部队消灭了。中央红军在福建的根据地也岌岌可危。
陈独秀的教训发人深省，一个人可以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战斗檄文，可以鼓舞那么多人投身革命，可是在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时，却像叶公好龙一样地上不了台面了。要革命还得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还得是毛的战友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海东这样的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造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由于毛泽东坚持了湖南的农民运动，中国革命依靠了农民而不是工人，才得以成功。所以说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有道理的。
一九二一年中国有一批进步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的毛泽东以新民学会的名义支持和协助这个行动。毛并亲自陪同这些学生去北京学习法文，并送他们去上海乘船去法国。可是他为什么不去呢？毛是这样说的：“我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够，我要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在这里读者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冷静与清醒。他不随波逐流，他宁愿在国内扎下根来。这种务实精神实在值得学习。也正为此，他成为了一个能够利用人民的力量改朝换代的伟人。在历代国共两党的领袖中，恐怕只有毛泽东是一个从未越出国门的人，时事造就英雄的真谛就在这里。他的伟业令学贯中西的人汗颜。
如果你是一个要了解毛泽东的人，西行漫记中有关毛的自述的章节你不能不看。这是斯诺的贡献。他把一个曾经不为人知的毛泽东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毛的这段自我回顾。先不要说西行漫记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多么重要，但是毛泽东的这个生平介绍就具有巨大的史学价值。令西行漫记这本书更加洛阳纸贵，价值连城。并且并不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失色，相反却更加的珍贵与有意义。
同样，如果你是个想了解红军，特别是要了解那个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个壮举的人，也一定要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在书中对红军战士的描写，对红军长征的介绍是现在任何一部电影、电视剧都无法比拟的。因为斯诺的采访是在一九三六年，是长征刚刚结束的一年之后，每个长征亲历者的记忆都是新鲜真实的，从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当时红军中的从长征中走过来的比比皆是，这为斯诺的采访奠定了真实可靠的基础。
对于长征，斯诺在书中激动地写道：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的包围，此外还打仗，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穿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没有去过的地方。…… 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毛泽东有一首著名的七律，名字就叫作长征。斯诺竟然把它引用在书里，作为他论述长征的收尾。人们知道斯诺在北大教新闻学两年，并在那里也同时学习汉语。可是他在苏区采访时都是有翻译的，特别是采访毛泽东时，他多次提到他的翻译。这说明斯诺对自己的新闻报道工作是相当认真和重视，即使会听汉语也绝不马虎，还一定要依靠翻译。另外也说明斯诺的汉语听力与理解力还是有限的。无法独立应付语言障碍。
但是他能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恰到好处地引用在他书里的有关章节里，却是让人大为吃惊，并向他肃然起敬、充满敬意的。虽然人们知道这首诗，并还会唱它，可是作为读者的我还是在斯诺的书里认真地看了这首诗的每一个字，而且突然感到就是在看了斯诺详细介绍的长征之后，再读这首诗时才是真正看明白了这首诗。这让我惊喜不已，在心里对斯诺充满了感激，也越发景仰伟大的红军，景仰他的统帅能用诗句把长征描绘得这么形象，这么准确，这么生动，这么有感染力。
西安事变，到今天来说，对于许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可是斯诺对这个事件的介绍却是让人眼前一亮。斯诺以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抓到问题的实质。他说： “人人都 ‘得胜’了，只有历史受了骗——给输掉了一个牺牲品。” 从斯诺的叙述来看，张学良是一心抗战的。为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可是他对蒋介石也是太讲义气了。最后甘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与意志，在蒋的软禁下终了一生。不过，要是他不给足蒋面子，恐怕西安事变中达成的协议也会大打折扣的，以后中国的局面也就很不好说了。所以说张学良功不可没，功在千古，是一个真正以民族为重的人。
在斯诺的叙述里人们看到，蒋介石确实是恨共产党胜过恨日本侵略者。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不是真英雄，而是一个伪君子，他看权力比民族的苦难为重。他之所以没有食言，从此领导中国各派力量进入抗日战争，那是因为他感动于西安事变各方没有杀他。也特别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同意杀他，还尊他为领袖，愿意在他的领导下，一致抗日。也是因为在宋美龄与宋子文的帮助与劝说下，蒋介石在历史上没有再继续充当民族的罪人。不过蒋介石善于权术的本质，却是被斯诺剖析得淋漓尽致，非常好看，非常生动。
共产党那一代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他们对形势看得很透很准，又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所以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事件平安落幕，也把中国引向了全面抗战的正确方向。今天回顾当时的历史，所有的后人都应该感激当时策划与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感谢那些以民族福祉为重，深明大义的人。西安事变正如斯诺所说都是赢家。而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华民族。其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和他的武装力量的实力就不再是抗战之初的水平了。
斯诺的西行漫记内容丰富，涉猎面很广，对当时共产党的政策，货币制度，民生与红军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介绍与探讨。整本《西行漫记》共四百零六页，可以说每个章节都是精华，每个论述都是珠玑。可是斯诺很谦虚，他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是这样说的：“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 我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的，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间的报告。”其实在该书最后一篇，最后一章《红色的天际》中，斯诺对中国革命从理论上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上有最后的概括与论述，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一章连同这本书应该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必读课本。
斯诺的一生都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为此他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非难，后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又深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要被迫转往瑞士生存。斯诺在旧中国整整度过十三年，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一九六零年他才能够得以重新访华，以后又有两次访华，所有三次访华均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一九七零十月，是斯诺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访华，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重要谈话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代表中国领导人向美国再次发出示好讯息，为尼克松后来的访华做了必要的铺垫。
今年是斯诺一百年的诞辰，也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三十九个年头。可是他七十五年前写下的这本书依然是那么得鲜活生动，感人至深。书中的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当时也就二十岁左右，如果活到现在也已经是九十五岁左右的耄耋之年的老人了，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已经都不在了。
书中介绍的革命家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徐海东等也早就与世长辞了。然而当你今天再翻开这本书时，他们一个个还是那么朝气蓬勃、栩栩如生，就像是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让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被他们的精神与力量所感染、所打动。这就是该书的魅力，也是中国革命所昭示的巨大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已由共产党执政六十一年了。共产党和他的军队不再像七十五年前那样，天天都处于危险和敌人的包围之中了。虽然如此，今天还是有今天的难处。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改善之后，他们对越来越高昂的生活成本怨声载道，他们对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心生不满，以至于仇富、仇官心里严重。他们申冤无门，上访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奇观。
公检法队伍庞大，可是贪官却要中纪委出面才能被绳之以法。从赖昌星的案子被揭发的事实看，中纪委的有些办案人员，却比贪官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上也不平静，前任总理竟可以出书影射现任政府工作不彰。这都是咄咄怪事。七十五年前在延安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可不是这样，那时他们没有私利，只有一心想着怎样能使革命早日成功。
还有，西方列强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打压限制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挑唆中国的邻国在南中国海寻衅闹事，给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以民主为名，为疆独，藏独，为一切反华、反中国政府的组织撑腰打气，提供财政和物力等各项支援。
今天斯诺不在了，斯诺的朋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徐海东等也都不在了。可是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的传统还在，他们的遗产还在，他们的财富还在。斯诺与他们的感情与友谊还在，也就是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撼山易，撼中国人民难！当年斯诺写下西行漫记这本书，本来书名就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甚至可以说是红星照耀世界。
世界文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只有中国这颗红星在光芒照耀，熠熠生辉。现在中国的问题再大，都没有当年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的问题大。那时是生与死的决战，现在只是好与坏的区分。那时共产党内的领导层是一群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则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再领风骚几十年。相信历史的发展不会令斯诺意外，更不会让斯诺的那些老朋友们失望。今日之中国，是另一个版本的西行漫记，栉风沐雨傲然挺立。
本文依据《西行漫记》的版本是：三联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1995年6月北京第四次印刷。（美）埃德加·斯诺著，董鼎山译。
音乐：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