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21 23:28:38首发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0ntl6.html )
u 前面30年人口的配置
u 后面3年人口的配置流向
u 人口配置流向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经济、政治）
一、前面30年人口的配置
1、现状
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30年有靠近2亿（估算为1.7亿，下面有数据核算）内地人口向沿海和城镇流动，基本造成了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崩溃（现在只体现在小孩教育和医保社保上面）。他们进城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给沿海地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没有增加沿海城市很大的社会保障负担，这其中一部分头脑比较精明的人，已经成为现在大城市的新贵，上海内环以内居住的，基本都是这些人，大部分上海本地人都已经拆迁到中环以外。这批人他们已经在大城市扎根，并且他们的家庭已经融入这个城市，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他们在农村的家和田基本已经没有了。但是剩下的大部分他们是还要回到农村，他们属于空巢家庭，小孩和父母在老家，自己在城市打工，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的。但是这批人的后代已经慢慢毕业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大部分是88年后出身的，在农村读书，在农村长大，但是16岁－20岁之间开始进入父母所在的城市，他们所受的教育比较少，但是对城市的物资生活又比较向往，他们快速得接受城市的新生事物。
2、数据支撑
（因为这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没有出来，所以先用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统计分析流动人口的结构，同时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不正确的地方经过研究进行修正）
下面是一组统计数据：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截止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12.95亿，其中大陆人口12.66亿。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市镇的人口为4.56亿，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07亿，占总人口的63.91%。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年末总人口为12.6亿，其中城镇人口3.89亿人，占30.9%，乡村人口8.70亿，占69.1%。根据现行户籍统计，2000年我国乡村人口数为9.28亿，城镇户口人数为3.38亿。[1]按户口统计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26.7%，乡村人口占73.3%。
这样，我们便面对着三组不同城乡人口数字，三组数字之间相差巨大，其中户籍统计数与“五普”统计结果相差1.21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差9.4%，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惊人的差距。
依据常住人口来统计城乡人口的办法不科学，因为进城务工经商的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当前农村人口总数不应该是“五普”公布的8.07亿，而应是8.8亿左右。相应地，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应是“五普”公布的63.91%，而应是70%左右。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依据常住人口来登记的，这种登记办法由于将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村人口计入城镇人口，而使城镇化水平大为提高。那么，有多少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而被计算成为城镇人口了呢？考虑到城镇人口到农村常住的情况很少，可以忽略，则依2000年户籍统计数据，城镇户籍人口为3.38亿，对照“五普”居住在城镇人口为4.56亿，则大约有1.18亿户籍在农村的人口被计算为了城镇人口。户籍在农村的约1.18亿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人口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进城务工经商农村人口，这部分人的数量可以有一个大致估计。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8.6%，据此推算，2001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为8961万人，其中80%以上转移进入城镇或东部发达地区。[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2年“长安论坛”中提供的数据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经商务工人员接近9000万”，[3]这9000万的数据显然包括了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即约有80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这约8000万人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被计入了城镇人口。
第二种情况是，《规定》中将部分农村人口统计为城镇人口。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扣除市辖县后，219个设区市（纯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1246.42人／平方公里，接近本次“市辖区人口密度在1500人／平方公里及以上的，市区为市辖区全部行政区域”的标准，而几乎所有大的设区市人口密度的平均值都超过1500人／平方公里，但在这219个设区市中，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比重为21.9%，说明市辖区中有相当的农村部分。（注：不设区的市、县辖镇和建制镇的农村成分更高。取中间值作为估计数，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约有10%的城镇人口实际上在从事农业生产，为农业人口，这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为农村户籍人口。考虑到这部分农业人口城郊经济的特点和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拥有城镇户籍，可以再作50%的折算，计算出来的这部分被记入城市人口但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总数就为4.56亿×10%×50%=2280万人。）
以上两项相加，第五次人口普查户籍在农村但记入城镇常住人口的总人数为8000+2280=10280万人，接近前述1.18亿的数字。
除以上两项相加以外，还有一项在“五普”中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即约8000万进城务工经商者的子女和家属。这部分人口的总数不会很高，从以上计算来看，这部分人口的数字可以计算为1.18-1.028=0.152亿，即约在1500万人左右。这当然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数字。从进城（含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者的经验数字来判断，当前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者的家属仍然居住在农村，没有进入城镇生活。
若上述数字的估算大致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个出于我们讨论目的的较为客观的城镇化水平。以常住地来计算城镇人口的最大缺点是忽视了城市化的本来含义。城市化不仅是指在城市居住着，而且指在城市生活着，而且可以生活下去，可以进行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或者说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作为标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在城镇务工经商而将家庭搬到城镇定居，一是可以让子女进城上学，二是可以让父母进城养老，三是自己退休可以在城市居住生活下去。以此标准来看，8000万进城务工经商者总共只有约1500万家属人口，以1个劳动力带1个家属计算，这8000万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500万劳动力可以计算为城镇人口，6500万农村劳动力不过是到城镇通过务工经商来补贴农村的家用，他们的子女在农村成长，父母在农村去逝，他们自己年老之后也要回到农村生活，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仅够在农村生活。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按照上面这种推算，估计实际进城务工人口为：2.11*0.8/1.18=1.43,按照1.5亿人口来算（因为前面8千万人口是去除零头的），然后带的家属按照2.11*0.15/1.18=0.268,按照2700万人口来算，这样算下来总共进城人口为1.7亿人口，其中家属为2700万人口。
统计局数据：居住三年以上的占农村流动人口的1/5，居住五年以上的占1/10，全国进城的农村学龄儿童占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在3%左右。
3、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这些数据可以得知，假如经济出现下滑甚至萧条，按照70％的外来人口回农村，这个数量将是：1.19亿人口，其中家属1890万家属，儿童350万。
二、后面3年人口配置流向
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基本已经分析了中国将面临的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美国对中国发动汇率战、贸易战、金融战、粮食战、石油战等，将使中国经济进入下滑阶段，从外贸盈余变成贸易赤字，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
以上这些变化，必将带来一个强大的人口逆向配置，因为大量失业人口呆在城市，会成为一个很容易被引爆的核弹，所以他们必须要能够引导回农村就业。配置流向就是前面30年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后面3年因为沿海企业倒闭，粮食问题等等，这些人口回农村，具体数量在上面一节中数据分析里面有描述：1.19亿人口，其中家属1890万家属，儿童350万。
三、人口配置流向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经济、政治）
这些人口回农村会带来以下几个巨大的问题：
1、经济问题
l 土地问题（包括宅基地、农田）
这么多的人口回迁，会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宅基地和农田上面。老一辈进城务工的回农村问题不大，他们在农村还有住房，农二代现在也基本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在农村是没有房产的，而这一代人因为已经在城市生活有至少3年以上，已经适应城市生活，同时对回农村的生活要求也会比较高，他们和父母住一起的概率不是很高，这样就要求农村能够提供大量的新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农田的分配问题，原来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很多农田是荒废的，只有家里的老人在种一些自己的口粮。这个造成原有的农田划分已经不清晰，同时有大量农二代回农村，对农田的需求数量又大增，他们回来后会造成纠纷，另外就是很多城市周边的农田已经被征收造商品房或者开发区，这批人员如何返乡。
l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现在苏南这一带农村的社保体系还是可以维系，但是内地的农村社保体系基本是空白，现在的农二代已经大部分是独生子，一对夫妇需要赡养平均6个老人（男方父母、女方父母，还有男方和女方上面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按照平均剩下2个算）。假如社保体系没有跟上，我们没有进行二次分配改革去补贴这些已经为城市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的老农民工，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l 农村教育的问题
这300多万儿童回农村带来的教育问题，城市很多小学会因为没有学生而关闭，但是农村会因为有大量小学生回农村，带来对教育这方面的问题。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后面的人口素质问题。
l 医疗问题
农村现有的医疗条件是否能够适应这个变化，是否有廉价的医疗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2、政治问题
l 治安问题
大量农民工回农村，治安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现有的派出所的配置和管辖能力是否能够应付，可以说很多回农村的农二代的法律意式已经超过基层民警，原有的这种模式是否还能适用，原来都是管管老弱病残的空巢家庭成员的，用一些武力或者恐吓能够解决很多事情，但是针对这些有一定团结性的青壮年劳力是否适用（他们大都是一起在一个城市混的，相互之间相对来说比较团结）。
l 农村现有的官僚体系问题
农村现有的官僚体系是否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大量带着城市生活习惯和理念的农二代回归农村，他们对于政府管理体系的要求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我们现有的体制是否能够适应。
l 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
群体性事件在农村特别容易出现，因为城市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他们很少串门也很少串联。但是农村人口假如出现一个事情，可能就是全村甚至几个村的人一起出来，原来因为青壮年劳力都在外地，老弱病残他们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比较小。我们是否有应对方法，我们政府是否能够进行一个柔性管理，以疏导为主，而不是以堵为主。从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这种现象在加剧，特别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