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和一些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诸如石油，军火，电力，船运，海关以及金融产业，其主要领军人物多半是高干子弟的所谓官二代。这说起来也没什么不对，老子们打下的江山让儿孙们坐这也还算是中国的传统之一，天经地义。何况这些能做到高位的人也是经过了方方面面的考验，大浪淘沙般的一次次筛选留下的精英人才。我想，秦晓应该也算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秦晓的父亲是秦力生(原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他出生的时候，王震的夫人送了他母亲100个鸡蛋。
后来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小组取缔，作为联动的头目秦晓和孔丹都被关进了监狱。当然他们这些红色贵族子弟很快就放了出来，然后把他们送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去了。秦晓被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在那里，他开始了学习思考。
他一边学习蒙语，牧马，一边给他的朋友们写信，不断地引用罗曼罗兰说的一句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他意识到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将面临一个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世界。
后来的路和大多是高干子弟都差不多，当工农兵学员进了山西矿业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给宋任穷当过秘书，到石油部国际司当过副司长，但没有继续从政，转到中信作王军的副手。1997年秦晓开始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到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在2001年被中央组织部派到了招商局当董事长，直到2010年退休。
毫无疑问，他的业绩是辉煌的，这在网上一查一目了然，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最极端的恶评大多来自乌有之乡)，但这些都不是我看重的，也不是突显他的地方。秦晓的了不起在于作为体制内“企业管理者”（秦晓自诩），现有体制的最大获益者，他却一直在反思，对文化大革命，对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对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现有体制，等等。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要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对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产权不能私有化……？
他不遗余力地，甚至在他退休以后全力以赴地要做的是就是做一名启蒙呼唤者。他呼唤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告诉人们现代化是物质的而现代性是价值观念。他说得多好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中国人富了，中国，至少在北京上海深圳，现代化程度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无异（大体上说），但人们并不在意个体的尊严，思想的自由，并没有多少人具有公民意识，即：人们既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力，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也不知什么而且如何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老百姓习惯于，满足于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人生理想。而当政者一旦做到了这些必然得到拥戴。这也难怪，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尤其是这样一个有十三亿的人口的国家，做到这样也确实不易。但是这难道就够了吗？当然不够！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没有制度保证的太平盛世是脆弱的，任何的危机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动乱，秦晓看到了这一点，当然我想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企业家，有点钱就把老婆儿女移民到国外。没有安全感，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不知不觉移居苏州也已经是两年，刚来时的许多不适也渐渐淡忘，一切都见怪不怪了。但中国的问题有目共睹，浮华的高度发展的外表隐藏不了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和隐患。先搞体制改革再发展经济，或者先发展经济后搞体制改革，条条路通罗马，怎么都行，但体制与经济制度的不般配，从而产生的问题总是摆在那的，不会自行消失。到底需要有人你能拿出魄力来面对。也许，如今有许许多多的秦晓都在为之努力，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先从不同层面的启蒙开始，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普世价值的重要性，让人们有更高一层的诉求，从而督促执政者加快改革的决心和步伐。
革命不可能真正的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再来一百次文化革命那样简单的暴力也不可能消除腐败，这一点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明白。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至少有秦晓之流，有这样一些人在反思，在思考不是件坏事。从他的访谈报道看，（见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5期44页）我觉得他是有大情怀的人。也许从他们的努力开始，能给中国的将来多探寻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