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希望“不折腾”，然而生活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不搞点花样折腾折腾很难出头露面，古往今来能折腾的人沾光。
1978年春，青年点有三个男生当兵去了，还有5个人被选调回城了。回城的就属于会折腾的：去后进队的4个人加上留在青年点的那个女党员。
去后进队的3个男知青中两个党员被招到省委招待所。道理很简单，来省委招待所入住的都是干部，需要党信得过的人接待照顾。另一个不是党员的男生到了建筑公司。只身一人到后进队的秋芳和女党员进了华北电建(在邯郸)，党员比不过，去邯郸不是回家，青年点的人似乎不太关心，也没见有人嫉妒。但是如果秋芳不去后进队的话，她的竞争对手就多了。
女党员进了电建的科室，秋芳登上了建筑工地的手脚架。不久听说秋芳从相当于3层楼高的手脚架上摔下来了，一个厂的子弟，谁家有点儿什么事立即传开，大伙利用假期一起去秋芳家看望她了。
“知道呗，俺是女哩，才捡了条命”，秋芳见到我们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就讲了个建筑工地的生存道理。男人身体的重量集中在肩膀，从高处掉下来时是倒栽葱；女人的重量在臀部，掉下来时是屁股蹲。同样是从高处落下来，女人比男人保命率高。(千万不要拿身体去验证！)我从秋芳那里听到过很多那以前那以后都没有听过到道理：夏天脸可以被汗泡白、淋着自己保护草帽的颜色、高空落下时屁股大比胸大易活，乍听都有些荒唐，细琢磨都有一些道理。
中学时看过一个渲染男女平等的纪录片，好像叫“妇女高空作业班”，女人在高高的电线杆子上架线，看得我腿直打颤。男女生理心理条件不一样，不“同工”就不能平等的想法本身就不科学，还大肆渲染，误导了中国女性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秋芳受伤以后，那个纪录片的镜头常常浮现在眼前，常常想像秋芳戴着安全帽递砖抹石灰的的样子，要不是有城市户口和固定工资，还不如戴着草帽种地。
再次见到秋芳是4年后的春节，像关门时带进了一片树叶那样秋芳飘进我的房间。惊讶中两个女孩子咋咋呼呼地寒暄了一阵，之后秋芳沉下脸来说“俺要跟光昭结婚了”。
……
“咳、你怎么也这样啊，以为你能明白俺哩”，不记得我做出了怎样惊讶的表情，发出了怎样惊讶的呼声，只记得秋芳失望地说了这句话。
光昭是南寺庄6队的帅小伙，秋芳去后进队那年他当兵进了中南海的仪仗队。他复原回南寺庄了，秋芳要嫁给他了。听了你能不惊讶？
“你家人同意吗？”我是最怕父母的，所以最先问了这个问题。
“俺娘就是哭，只能跟大姐商量”，以前就听说过秋芳家的事情大姐作主。
“大姐同意？”
“俺就是喜欢他，怎么也忘不了。大姐最后也明白了”。
“就是喜欢他，怎么也忘不了”是爱情小说上最朴实动人的句子，那之前那之后再也没有听谁亲口说过，古今中外的文人都把这样的爱情句子用在才子佳人身上，以后才知道那是落俗套的爱情描写，或说是不公道的爱情观，好像只有才子佳人才有那么细腻的感情，美妙的爱情。要能把秋芳对爱人的细腻对爱情的专注写出来，写到感人，那才叫真本事。
“为爱情做出牺牲”也是小说的情节，现实中秋芳的爱情、牺牲掉的安宁填补不了户口制度的鸿沟，邯郸---赵县两地分居，按照当时的户口制度招工情况看，这分居要熬到秋芳退休。虽说秋芳婚期已定，我还是说不出鼓励或祝贺的话。
秋芳又开口了：“你知道呗，咱们青年点的人轮着来俺家劝俺，没有一个人赞成，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知道那个××最后说了么呗？‘秋芳你要是失身了，我娶你，也不许你嫁回去。’想想没一个人说句好听话，俺这婚结得真苦。不过俺特别感激咱们青年点的人，真把俺当成自己家的亲姊妹看了。那话不好听，俺也有说不出来的感激”。
秋芳去后进队时我就奇怪她为什么不事先跟谁商量一下。也许我太不能干，竟给她麻烦了，使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决定结婚了找到我，以为能从我这里听到一些理解的话。然而，我想用更严厉的话把她拉回来，因为她的决定不光毁她自己，也耽误光昭。劝她作罢，也是替光昭着想。
光昭是村诊所老中医的小儿子，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也是6队社员。我到村子一个星期后就从小芳那里听说了光昭父亲是神医，小芳发烧时他来青年点给她看病，号脉后断定是肠炎，小芳开始不服，第二天肚子就闹得落花流水。神医没有城里医院名医的那种架子，从脸上就能看出他有一副好脾气。村诊所在供销社对面，诊所的药房里有两个农村青年(官二代)，加上发动机厂长的女儿一共3个人，我们经常叽叽喳喳地在诊所的小院闲聊，神医总是和蔼地看着我们笑，从没露出过厌烦的表情。
神医上面的两个儿子更帅，比这老三更有风度，两人的妻子漂亮贤慧，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院子里，那里从没有传出过婆媳妯娌间不和的闲话，是一个有教养的殷实之家。光昭可以在十里八乡选最漂亮的姑娘稳稳当当地过日子，没有必要跟秋芳这样牵肠挂肚。
我一直都想知道却永远都无从知道光昭是否真的喜欢秋芳，她除了两条小辫子以外没有一点女人的特征(秋芳请原谅)。不过她心灵里的女人特征超过一般女人好几倍。一定是她的心灵感动了他。
谁都知道秋芳嫁给了好人家，但谁都没有给她祝福。青年点的人都把祝福看作虚伪的敷衍，把反对看成对朋友负责。这种扭曲说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产生了实际效果---充分认识了现实和户口制度的残酷，还说明秋芳了不起。
老虎不在山，猴子派用场。能干的老知青走了以后，大队干部们拿我派用场时候多了起来。大队成立了缝纫组，让我兼任会计，不过是每天下午到那里收一趟钱，记上帐而已。1978年5月大队出面让齐师傅解雇了我的管理员职务，让我到第8小队做会计。
第8小队有砖窑，冬闲时烧砖，是村里最富裕的小队。8队的会计50多岁，少言寡语，敦厚老实。老伴早逝，一个女儿大概是为了照顾他，年过20了还没有出嫁，他女儿看上去稳重贤淑。看他们父女俩总能想起我跟爸的家。
那个小队的队长是个复原兵，兼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30多岁精明能干。真不明白，这么精明能干的人怎么娶了队里最尖酸刻薄的女人做老婆，那老婆的弟弟更是尖酸刁猾、游手好闲，总能看到他在供销社、村诊所附近煞有介事、阴阳怪气地散布什么消息。
他想当小队会计，开始散布老会计的坏话：从实行公社化那天起他就当会计，至今没有1分钱错误，这是不可能的事。肯定他在帐目上做了手脚。
有人反驳：四清工作组也没有查出他任何问题嘛。
他又说：这更说明他老奸巨滑，用了外行看不懂的手法。
村民们不识字，对识字人有神秘感，听人一煽动真以为老会计作弊到了神鬼不知的境地。老会计顶不住，自动请辞了。表面上是会计职位之争，实际是强势家族欺负弱势家族。老会计属弱势家族，他都顶不住，从他的势力中也找不出能代替他的人来。会计的职位自然落到了强势家族，落到那尖酸刁猾的队长小舅子身上。姐夫当队长，小舅子当会计，这生产队就成了他家的私有物了。大队党支部要介入，此时最好用的是知青，让知青插一杠子，既阻止了党委副书记兼8队小队长的权力扩张，又保全了党委书记跟他的面子。于是，我的名字被从6队抹掉，填写在8队社员的名单上。
到南寺庄后，我只跟着秋芳下过两个多月地，那以后因为要领大家的粮食跟各个小队的会计打交道，其他情况知道的很少，自知没有能力做8队的会计，也不愿意像村支书鼓励的那样“边干边学”，更主要的是讨厌“与人斗”，不想被当枪使。所以拒绝了“领导的安排”。
那以后度过了一段非常自由开心繁忙，回过头看又非常空虚的日子。
每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父母都要叮嘱许多话，女孩子的家长说得更多。我下乡之前爸就叮嘱了我一句：身上一定留个回家的车票钱，千万不能截车扒车。
知青截车扒车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还听说过很多截车的要领：站到马路中间冲着开过来的车作揖打拱；男生躲到道路两旁，车给女生停下后一齐从路旁窜出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带着一种胜利的自豪和幽默诙谐，听的小辈儿们都想有机会试一次。爸知道我爱淘气冒险的本性，出发前早早给我打了预防针。
到了乡下才知道，截车扒车不是因为没有路费，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车。石家庄长途汽车站每天早上往各县只发一趟车，那趟车到终点后折回。要回家只能去赶这趟车，错过了这趟车就要等从更远的县开来的过路车。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过扭酸了脖子还盼不来车；要么就是车来了，里面人满了,不给你停。
也许是因为齐师傅管得松，厂里不来车接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往家跑。记得一次天快黑的时候，看到食堂在熬粥，突然想吃家里的热菜热饭了，几个人说“走，截车去”。走了5里土路，到公路上就截到车了。一心想回家，爸的嘱咐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想回家不光是为了吃饭，还想看电影。那时被文革贴上封条的电影开禁、外国电影开始涌入，社会上有一股电影热。这些对于看7个样板戏、几部革命故事片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刺激、是迟到的精神食粮。电影院开夜场、单位礼堂也变成电影院、“内部电影”更神秘更吸引人。石家庄桥西有个“八一礼堂”原本是军队的，后来变成省委礼堂，青年点的两个党员就分配在那里工作，内部电影、外国电影最先在那里放映。俩党员有时给我们票，没票时干脆放我们进去坐在2楼的台阶上看。电影票有谁家父母单位发的，也有自己排队买的，每天都去看，最多时一天看过三场，其中也有夜场，看得迷迷糊糊，连名字都记不清了。
电影院连夜运转还场场爆满，沉睡的老片子一定带来不少经济收益。现在常看到不满邓小平热衷赚钱的文章，当时的人们都感到他得人心，感到文革时的党中央太傻：中国穷成了那样，人们的精神饥渴、精神贫困到了极点，党中央为什么不拿出这些片子赚点钱，也让老百姓解解渴解解馋呢？像《李双双》这类歌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片子也贴上封条不许看，愚民，还是自愚？
几年后偶然路过一家电影院，正好上演《李双双》，又进去看了一遍，奇怪自己这么没意思的东西当年居然那么疯了似地追着看。并不是自己水平高了，而是吃够了不想吃了。
小芳告诉我她申请办“病退”了。
病退：因病不适合在农村劳动，退回城市。
我问小芳：“什么病？”答：“面部神经麻痹”。“ 哪儿麻痹？我给你捏捏掐掐”。见我真的伸手要掐，她忙跑开，我伸着胳膊追，最后她气喘吁吁地笑着说“你明明知道是假的，故意找茬。”
申请“病退”的病一定是在农村不能劳动，回城又不影响找工作找对象的病名。这样的病哪会那么幸运光临，这样的证明要走后门才开得出来。小芳的姐姐是医生有办法也有门路。时明真正有病，没有门路“退”不回去。
明生那时也去医院“找自身的毛病”去了，但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天津那对结了婚的老知青。他们几个装病去县医院开诊断书，还闹出一段友情来。“病退”是天津知青夫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知青的妻子真可以用“娇美”来形容，那么恶劣的环境，生了两个孩子还那么美，大概是因为她从来不下地干活保养得好。他们夫妇计划让丈夫办病退，然后全家跟回去。
第一次去医院，丈夫说自己腰疼、腿疼，但没有检查出大毛来失望而归。明生的哥哥也是青年点的知青，跟天津知青关系特别好。商量了一阵又去医院，明生和哥哥一起陪着去了，计划三人用天津知青的名字到不同的科去看不同的病，总之一定要弄个可以病退的诊断书回来。
天津知青把手扎破往验尿杯里挤了两滴血。医生看着死了都不奇怪的数据和眼前这个壮小伙子，猛地站起来拽着他到走廊问：“你捣了什么鬼？打算干么？”
正是快吃午饭的时候，他们顺势把医生拽到县城中心街道的饭馆，在那里吃喝聊了一通。明生给我讲这件事时最后痛心地说“那天吃饭花了34块钱呢”。 我和小芳去那家饭馆吃过包子，价格非常便宜，吃了什么用那么多钱，至今觉得奇怪。
就这样，天津知青搞到了“合理”的诊断书，开始申请病退了。
病退的“病”都是假的，是公然的秘密，但已经没有人去告密了。人们活得更忠于自己了，不再那么违心了。记得当初送第一批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看到一个妈妈哭倒在月台上，她背后仍是锣鼓喧天，她儿子仍高举着红旗。1976年我们那里的知青还只作“永久”不作“飞鸽”呢，不到两年人们就争作“病鸽”了。
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从“斗私”开始，最后以“私”的总爆发结束。不是人变坏了，是人又回归为人了。寻求温饱和安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政府不能保障国民对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人们只好自己去想办法了。
(18)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