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的这篇文章相当具有深度，不看观点，看里面对于历史的研究的深度广度，这些深度和广度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和认知的能力。
转载如下：
笔者按：奴隶实现解放并不难。砸碎脚下的锁链就可以了。甚至，还可以将“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但是，奴隶们做主人是很难的。做没有奴隶的主人就更难。彻底的解放是发自于灵魂深处的。人类的大智慧只能是出自于人类自身的良知。我们的灵魂需要一片自由的新天地。我们会建立起来适合于中国人发展的崭新理论。笔者权且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论。
新社会主义论
卢麒元
子思，孔子嫡孙，著《中庸》。笔者认为，《中庸》是人类政治哲学的巅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笔者最折服这两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才能梳理中国的现代史，我们才能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我们根本无法化育资本主义，我们也就无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共和国的历史1、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理解两个重要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资产阶级法权。
什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终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共和国的管理者，获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请注意，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利。当中也包括了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那一刻，事实上也就完结了其自身。当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什麽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基于资本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权利。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这个法定权利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自然继承了资产阶级的遗产，从而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法权的范畴可以更为广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事实上，用资产阶级定义法权并不恰当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接受了资产所有者拥有特殊法定权利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仍然是无视基本公民权力的阶级特权观念。也就是说，在法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只是战胜了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够超越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业态毛泽东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当中化生出来的（毛泽东具有超越常人的历史眼光）。这就意味着，单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所以，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堪称最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也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遗憾的是，他终于未能完成哲学的超越。他终于未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超越。
毛泽东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财产的持有者。这些理论上的资产持有者却无法直接管理他们的资产，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间接管理他们的资产。请注意，这是一次性被动接受的代理人管理模式（所谓的代表制），而不是定期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代理人一旦获得资产管理权，即“资产阶级法权”，就拥有了资源分配的特权，他们不是圣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而且，毛泽东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资产阶级法权”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说，有此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找到治理“资产阶级法权”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毛泽东无法跨越历史，一步踏入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将幽灵附体，资产阶级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复辟。毛泽东深爱着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在关乎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决定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毛泽东终于陷入了哲学的困境。毛泽东在他晚年，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最后冲击。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伟人最悲壮远征。毛泽东永远留在了这次远征的路上。
毛泽东曾经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曾经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人民。毛泽东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但是，毛泽东终于没有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逝世之后，“资产阶级法权”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结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走了。全世界向右转。资产阶级的事业欣欣向荣。历史再一次走向了反面。
3、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与实现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相比，要深刻得多。邓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无法消灭的。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善用“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无法消灭，就应该接受它，用它来发展生产力。于是，他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发而不可收。
“资产阶级法权”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个幽灵，它附着于最阴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只要给与些微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迅速化育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大的资产阶级，就能迅速化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部分官僚和知识精英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国的政治却在急剧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开业。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转移。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占有和转移。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变相剥夺了。他们由领导一切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由财富拥有者变成了被保障的对象。
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为什麽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出路呢？为什麽不在有生之年让无产阶级完成转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在惯性中继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在惯性中继续倒退。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党章》和《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
二、哲学的幼稚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的愚蠢。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利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权利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均衡的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错误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著，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一元性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历史性均衡。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王者的哲学遇到了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固有的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全面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著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逻辑。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他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不认为，在二十世纪存在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现实的道路。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中国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皇权和资本强权。他追求的是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利的共治与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资本的收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他对于人性的尊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他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
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
4、中国“现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集合。
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系统的哲学阐释。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钦佩。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地转移，他们在再分配上进行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
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
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
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分配。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理解两个重要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资产阶级法权。
什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终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共和国的管理者，获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请注意，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利。当中也包括了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那一刻，事实上也就完结了其自身。当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什麽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基于资本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权利。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这个法定权利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自然继承了资产阶级的遗产，从而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法权的范畴可以更为广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事实上，用资产阶级定义法权并不恰当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接受了资产所有者拥有特殊法定权利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仍然是无视基本公民权力的阶级特权观念。也就是说，在法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只是战胜了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够超越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业态毛泽东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当中化生出来的（毛泽东具有超越常人的历史眼光）。这就意味着，单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所以，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堪称最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也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遗憾的是，他终于未能完成哲学的超越。他终于未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超越。
毛泽东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财产的持有者。这些理论上的资产持有者却无法直接管理他们的资产，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间接管理他们的资产。请注意，这是一次性被动接受的代理人管理模式（所谓的代表制），而不是定期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代理人一旦获得资产管理权，即“资产阶级法权”，就拥有了资源分配的特权，他们不是圣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而且，毛泽东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资产阶级法权”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说，有此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找到治理“资产阶级法权”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毛泽东无法跨越历史，一步踏入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将幽灵附体，资产阶级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复辟。毛泽东深爱着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在关乎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决定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毛泽东终于陷入了哲学的困境。毛泽东在他晚年，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最后冲击。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伟人最悲壮远征。毛泽东永远留在了这次远征的路上。
毛泽东曾经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曾经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人民。毛泽东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但是，毛泽东终于没有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逝世之后，“资产阶级法权”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结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走了。全世界向右转。资产阶级的事业欣欣向荣。历史再一次走向了反面。
3、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与实现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相比，要深刻得多。邓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无法消灭的。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善用“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无法消灭，就应该接受它，用它来发展生产力。于是，他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发而不可收。
“资产阶级法权”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个幽灵，它附着于最阴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只要给与些微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迅速化育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大的资产阶级，就能迅速化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部分官僚和知识精英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国的政治却在急剧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开业。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转移。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占有和转移。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变相剥夺了。他们由领导一切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由财富拥有者变成了被保障的对象。
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为什麽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出路呢？为什麽不在有生之年让无产阶级完成转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在惯性中继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在惯性中继续倒退。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党章》和《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
二、哲学的幼稚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的愚蠢。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利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权利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均衡的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错误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著，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一元性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历史性均衡。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王者的哲学遇到了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固有的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全面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著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逻辑。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他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不认为，在二十世纪存在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现实的道路。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中国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皇权和资本强权。他追求的是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利的共治与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资本的收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他对于人性的尊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他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
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
4、中国“现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集合。
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系统的哲学阐释。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钦佩。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地转移，他们在再分配上进行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
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
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
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分配。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相比，要深刻得多。邓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无法消灭的。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善用“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无法消灭，就应该接受它，用它来发展生产力。于是，他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发而不可收。
“资产阶级法权”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个幽灵，它附着于最阴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只要给与些微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迅速化育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大的资产阶级，就能迅速化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部分官僚和知识精英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国的政治却在急剧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开业。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转移。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占有和转移。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变相剥夺了。他们由领导一切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由财富拥有者变成了被保障的对象。
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为什麽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出路呢？为什麽不在有生之年让无产阶级完成转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在惯性中继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在惯性中继续倒退。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党章》和《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
二、哲学的幼稚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的愚蠢。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利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权利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均衡的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错误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著，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一元性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历史性均衡。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王者的哲学遇到了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固有的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全面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著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逻辑。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他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不认为，在二十世纪存在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现实的道路。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中国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皇权和资本强权。他追求的是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利的共治与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资本的收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他对于人性的尊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他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
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
4、中国“现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集合。
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系统的哲学阐释。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钦佩。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地转移，他们在再分配上进行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
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
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
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分配。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他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不认为，在二十世纪存在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现实的道路。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中国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皇权和资本强权。他追求的是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利的共治与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资本的收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他对于人性的尊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他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
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
4、中国“现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集合。
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系统的哲学阐释。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钦佩。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地转移，他们在再分配上进行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
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
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
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分配。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利的共治与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资本的收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他对于人性的尊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他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
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
4、中国“现代化”的曲折之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集合。
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系统的哲学阐释。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钦佩。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地转移，他们在再分配上进行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
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
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
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分配。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集合。
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苏联解体是必然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系统的哲学阐释。当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钦佩。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地转移，他们在再分配上进行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
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
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
他们都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分配。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新社会主义要求完善对于法权的委托授权的制度模式。新社会主义要求结束阶级专政。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共和、共治与共享。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儒家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道德伦理的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血统的道德标准。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建立高于资本的道德标准。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安全，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最低水平。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财产。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
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宗教。
宗教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
宗教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关于天理和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
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
道统的力量，也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
任何主义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者。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
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
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独立和垂直管理。
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信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行政体系理应因应其职能而存在。行政体系不能异化为特殊人群谋生或牟利的工具。行政体系因事而设机构和人事。行政体系不允许因人而设事，更不能因利而设事。行政体系之人事，应唯才是举。职位不应成为奖赏的物品，更不能成为买卖的商品。
体统的最佳境界在于其的效率。体统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成本。体统的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制度成本一旦失去控制，必然导致政府衰亡。
体统改革是一种牺牲。这是执政者（法权拥有者）的伟大牺牲。这是一种悲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这需要舍得和放下。放下一己之私，以天下为公，成全天下人。中国有尧舜的传统。中国复兴应该有圣人出。我们渴望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实现子思的理想。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