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韩博 王海毅
迷信“水”和“十三”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生活一直穷困潦倒。年轻时,他请一个人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戴春风深信不疑,立即更名为“戴笠”,意为雨中戴笠的农夫,这样水就充沛了。
机缘巧合,更名后的戴笠青云直上,当上了国民党军统局的局长,他便更深信自己逢“水”必“兴”。此后,戴笠所有的化名全部有水,如:汪涛、涂清波、沈沛霖等。
1944年,戴笠手下的秘书英渠觉得“沈沛霖”用得过滥过久,便讨好主子,建议更名为“洪淼”。戴笠听后觉得此名确比“沈沛霖”水分更多,心中大喜,为此还特意奖赏了小秘书一支德制左轮手枪。
一次,军统在歌乐山北麓罗家湾修建房屋。戴笠请风水先生指明哪有“龙脉”,哪些地方不宜建“阳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谁知,一个管工不明情况,随意开工,戴笠便认为乱了“八卦方寸”。气怒之下,竟派人在夜里用榔头将那管工活活敲死,以做祭门之鬼。戴笠住宅的门楼因遭雷击而倒,术士说是地下藏有“诡石”,戴笠便叫人挖地三尺,可没见“诡石”。术士又说,必须“三砌三拆”方可“镇邪压怪”,戴笠竟真的命人将门楼三砌三拆。
戴笠还对数字“十三”非常忌讳,他的生日就是农历八月十三日,为此他特意改为“十四日”。一次,戴笠在西安与“西北王”胡宗南打麻将,打到十二圈时,戴笠不想打了,但胡宗南玩性正浓,戴笠又抹不开“面子”,便佯装肚子疼。胡宗南信以为真,连忙叫来军医。结果,戴笠看到军医背的药箱上印有“十三”字样,连忙将那军医骂走,也顾不得“面子”了。戴笠在西安霸占了杨虎城军需长王维之的一栋别墅,当他看到门牌号是“十三”时,立刻火冒三丈,叫来西安市政局局长肖绍兴吼道:“谁定的这门牌号?”肖绍兴战战兢兢地说:“您这房子确实应该是玄枫桥十三号啊?”戴笠怒吼:“什么叫确实,什么是应该,你给我改为十四号!”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戴笠的专机因大雨雷电,坠毁在南京郊区江宁板桥镇附近的戴山山腰上,戴笠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而3月17日正是农历二月十三日!戴笠如此迷信,如此在意“水”与“十三”,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偏偏死在“水”和“十三”上。
喜欢测字的“邱疯子”
1902年,别号“邱疯子”的邱清泉出生于浙江永嘉县蒲洲乡中埠,家境贫寒。他自幼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此期间还做过家庭教师,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却非常迷信。
邱清泉在投身黄埔前,曾刻意算了一卦,卦上说他:“运势向南,有贵人相助。”恰巧,国民革命军也在南方,邱清泉就南下广州,考入黄埔二期。此时,蒋介石正值壮年,也是英气十足,使邱清泉更加觉得他的“命”在国军,而蒋介石就是“贵人”。后来,邱清泉虽赴德留学,但他仍十分迷信。
邱清泉迷信的性格在后来不但未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一次,他的黄埔一期大师兄孙元良和他开玩笑,找来了人称“神算”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给他测字,声称:“一测便可知吉凶!”邱清泉颇为认真地在纸上写了个“笑”字,毕恭毕敬地递给尹天晶,希望讨个好彩头。谁知,尹天晶看了片刻后紧锁双眉,慌忙把字条收了起来,并连声说:“不算了!不算了……”邱清泉心中直发毛,但仍强装镇定说:“君子问祸不问福,但请直言。”尹天晶低声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顿时脸色铁青,后来,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淮海战役前,邱清泉奉命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当时,邱清泉就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并因此给上级连打了几次报告,请求撤离商丘。上级不明原因,不允许他撤离,邱清泉便自做主张,将部队撤到商丘附近,宁挨处分也不进商丘。
后来,邱清泉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大势已去,穷途末路,可邱清泉的迷信病又犯了,他非说,“沉官!沉官!”就是这个“陈官庄”,“沉”了他的“官”。他还坚持认为:是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长的那棵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才使他们落到如此田地,并且再三怂恿杜聿明将树砍掉,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熟不知砍掉树后,人在其中,俨然成了个“囚”字,真是可笑之极。
沉迷风水的“罗盘将军”
桂系中将张淦,是“小诸葛”白崇禧手下爱将,他曾在北伐、抗战中都立过功。但其更为出名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他一生都离不开的“罗盘”,他这一迷信嗜好,不但闻名于国军,就是毛泽东都久仰其大名。因此,江湖人称“张罗盘”。
1897年,张淦生于广西桂林。此人自幼就熟读《易经》,喜欢打卦。后来,张淦机缘巧合投身军界,被长官赏识一路青云直上,升至中将。据说,张淦之所以平步青云,就是他自己给算的。入伍前,张淦面对从戎和从商左右为难,便把罗盘拿出卜卦,结果,连摇了三个“巽”卦,意为“凡事皆吉”,张淦大喜,此时,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恰好招学员,张淦就毫不犹豫地参了军。
张淦对“罗盘”爱不释手,无论是行军作战或布阵,他都要在防区内摆罗盘看风水,甚至每次开会就坐,他也要看看罗盘,以确定座位朝向。
一次开会,张淦的座位被安放在西北角,但张淦“罗盘”一摇,算出会场西北角是“煞位”,会冲他,结果,他非要与别人换座位,要不宁可不坐,弄得会场主持长官哭笑不得。据说,“张罗盘”爱屋及乌,甚至把多年来一直为他背罗盘的那个上等兵,逐级提拔至少校军官。
1949年11月29日,张淦率两万残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玉林逼退到博白。在博白的激战中,解放军四野四十三军三八二团飞虎队趁夜向张淦的指挥部发起进攻。当副官告诉张淦,他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时,“张罗盘”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满脸笑容地对下属说:“这个司令部的方位很好,定可逢凶化吉,马上就有援军来解救。”话还没说完,“援军”解放军就冲入指挥部,“张罗盘”束手就擒!
被俘后,张淦依然不失“罗盘”本色。在战犯管理所,他虽然没有卦,但依然“遇事必卜”,只不过“罗盘”变成了鞋子。连分配的床位,他都要用鞋子占卜,如不利于他,立刻坚持换位,为此多次受过批评,但他还是坚持。当有人问张淦,既然你如此相信卜卦,卜卦又如此灵验,为何还会被俘时,“张罗盘”气定神闲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况我辈哉!”使人哭笑不得。
张淦1959年在北京去世,他的衣冠冢被子女们迁至桂林黑山张家祖坟旁,而那坟地,也是“张罗盘”用罗盘选中的“风水宝地”。
(本文源自《文史博览》,2010年第12期,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