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到中学几乎都是在运动中度过的，基本没有很好的学习过文化课。什么文革，学工，学农，学军，写大字报，捡粪，拉练，串联，批师道尊严，判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风等等等等。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从来没有的现象，却被我们这些人亲身经历和实践了。
说到感恩，我们这两届人都感谢一个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代人的今天，他就是邓小平。没有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中国也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尽管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如果没有邓的改革开放，中国就很难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现象，美国也不会有430万华人。看看三十年前的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天翻地覆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曾几何时，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当年有种说法是如果大陆的上GPD高于台湾就谈统一，现在没有人说这话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大陆就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而且大大超出了他们给出的条件。我和许多去过台湾的陆客聊过就没有不说台湾落后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进行的就是高招制度改革，废除"文革"中一度实行的"工农兵推荐"制度，恢复高考制度和相应的教育体制。当年冬天，"77级"参加考试并于次年春天入学。紧接着，"78级"春天考试，秋季入学。都说这两届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大学生中最刻苦的人，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幸运的抓到机会，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幸运，但同时深知机遇来之不易。我们努力刻苦，发愤图强，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这代人从一入大学就被社会的需要赋予了历史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77、78级"大学生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也是社会的怪胎，没有很完善，系统的知识结构，更多的是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励练出来的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只有中国社会才能出现77、78级现象，就像只有美国社会才能出现黑人总统一样的不可思议。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不如说我们是被赶到历史舞台上的一群草根。对社会我们担负了回避不了得历史重任，对家庭我们同样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我们是即深刻又浅薄，即骄傲又自卑，即传统又开放,什么都董又什么都不懂的矛盾混合体，是用小米加步枪样的知识结构投身到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去，在不知到自己到底半斤八两就被推到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一群人。
30多年前的那一场高招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那两届大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文革"十年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文化教育。 政坛"77、78级"现象耐人寻味，从政治对教育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下放权力、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另一方面，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82年，确立了新的干部人事工作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建立干部任职期限制度和离退休制度；改革干部选拔方式，在传统的委任制基础上，探索实行公开竞争的选任制和考任制，从群众公认、有能力、作风正的同志中选拔领导干部，不仅拓宽了领导干部的来源，而且激发了人们干事业的热情，为年轻干部特别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成为干部队伍的生力军。
可以说"77、78级"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现象，而它的出现从宏观上来说是必然的，是与社会需求、时代机遇紧密相连的。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这样一批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77、78级"现象的出现也有个人的因素、甚至可以称之为偶然的因素。这些人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展现出突出的个人因素：因在社会底层磨炼多年，凭着个人努力考上大学，有着较强的奋斗精神，所以能够较快地成长起来；由于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在工作岗位上易于较快地与他人形成适当的人际关系，等等。但是，一个人能否得到提升，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机会的出现，而机会并不是同时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再如，所在单位的内部环境、内部风气，上级领导的赏识；又如，个性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结局，等等，都对人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是这两年入学的学生，也有身居高位而最后因腐败而落马的。
如果将"77、78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绝大多数人成为当今社会的骨干是历史的必然现象。但是，能否成为领导者、特别是能否成为高级领导者，则有一定的个体因素起作用，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从总体上讲，"77、78级"所展示的共同特点，足以使人们从共性上分析历史的必然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77、78级"现象终会成为历史的名词，新一代各级领导者将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中坚，这在基层乡镇乃至县级领导班子中已经显露出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77、78级"现象会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独具色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