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外交的基调，就是反帝反修，支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同样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在那个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基本态度，就是搁置历史的恩怨，以一种登高望远的态度，支持日本人民摆脱美国占领，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由于日本国情所决定，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甚至比中国还要高。因此，当时还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使日本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更没有军事实力摆脱美国的占领。所以，虽然通过民间外交和经贸往来，使中日关系逐步实现了破冰，且在尼克松访华后顺利建交，但日本全面依赖臣服美国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中国无疑是在把握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其实，其它几个大国也是如此。就日本而言，实力和潜力，是没有办法和当时的两个主要玩家——美国和苏联相比的。但是，却与当时的次一级的玩家——中国，可以形成一个就近的互补关系。日本的资金、技术，以及在全球市场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地位，与中国的人力资源、体制稳定性与有待开发的市场空间，是可以形成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联合体的。因此，在日本内部，一些知华派的人士，主张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期，形成亚洲发展的双核机制，建立新的，中日平等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从根本上摆脱美国的控制，又能在东亚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唯一机会。
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两位企业家，盛田昭夫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作推出了《亚洲可以说不》和《日本可以说不》，鼓吹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和亚洲独立的价值的自主性与自足性。而另一位松下幸之助，则是创办了松下政经塾，致力于培养青年才俊，成为领导日本乃至于亚洲的独立和经济统合发展的领袖。前原诚司和野田佳彦，就是松下政经塾的两位招牌学员，也是承担着老一代日本政经领袖的期待的历史的产儿。
但是，由于日本自身的诸多先天不足和历史遗留问题，使得这样的期待，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有求于西方，包括日本之处甚多。在最初的几年，中国方面事实上是在淡化历史恩怨，重点宣传中日友好合作的。这既是老一代领导人的既定政策的继续，也是新的现实的考虑。而日本方面也积极向中国输出一些文化产品，在中国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哈日族。那个时期，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日本是自己赶超的目标，而非复仇的对象；在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看来，中国是一个有着无限潜力的未来的亚洲独立自主发展的领袖，是日本这个岛国真正可以依靠的一块新大陆。如果中日关系能够一直沿着这个基调发展下来，还是可以有一个很可观的前景的。但是，日本的秉国者，却在80年代初开始，犯下了致命的战略规划的错误，终于使日本的这个战略机遇期被错失。
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当时中国不是日本可以有的新大陆的唯一选择；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只要美国对中国合作的步伐能够跟上，日本的重要性自然要退到美国之后。
所以，在日本的大棋局的规划中，中国与苏联是同等重要的合作伙伴。毕竟，苏联和日本之间还有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没有人在八十年代初可以预见到，这个世界军事第一强国，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会因为错误的改革路线，而在十年之后消失。因此，同样面临着迫切的改革需要，而改革开放的前景同样不很确定的苏联，因其有着巨量的资源储备，可以使日本的资本找到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获得几乎无穷的资源保障。而在中国这个方向，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的支持，以及基础设施瓶颈突破的过程中的巨大的投资机会。所以，在日本看来，如果能够利用当时中苏之间的芥蒂，以及两国对日本的资金、技术的渴求，建立起一个由日本主导的，结合了中苏两国资源优势的新的，由北至南，覆盖整个大东亚的经济联合体，才能真正使日本摆脱对美国主导的西方市场的依附地位，实现日本政治经济的真正的翻身解放。因此，就不能在一些问题上和中国完全一致，而是要对中国保持一定的强势，加紧与苏联的合作，最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由日本主导的中日苏的大三角，获得与西方市场分庭抗礼的地位，彻底确立起日本与美苏中合作并立的地位。
出于这种考虑，在当时中国的主要安全战略是联合西方，反对苏联霸权的背景下，日本为了取悦苏联，施压中国，在中国最敏感的历史认知问题上，提出“摆脱自虐史观，建立正常国家”的诉求。应该承认，这种诉求在日本民间一直存在。但是，能够被日本政经主流接受，上升为事实上的国家战略，进而发生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这确实是日本政经主流的“新共识”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还更多有求于日本，所以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很有节制的。以至于引发了国内民众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普遍的不满。负责对外交流，特别是对日交流的人员，直到今天还被国民有普遍的疑虑。
但是，看透了日本意图的美国，就没有中国这样克制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日本利用其它西方公司对奥运会商业化的疑虑，响应尤伯罗斯的邀约，大举进军奥运赞助市场，在美国本土的市场，显示了日本企业把握商机的能力，赢得了巨大的回报。但是，却也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普遍的警觉。由此，美国对日本使出了杀招。
第一，是里根总统和中国总理的互访，开启了中美关系短暂的蜜月期，由此却最终恶化了中日关系。最主要的举措，就是同时高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一致强烈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对历史缺乏反省的态度。
第二，是逼着日本接受“广场协议”的结果。由此导致日本实体经济的本土生产的产品，彻底失去了价格优势。同时，与中国的关系又逐步恶化，在经济上建立中日联盟已经不可能。因此，只能是日本向中国的实体经济逐步转让技术，只能获得利润，但只要中国没有再次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种经济利润实际是没有政治保障的。而且，这个过程也必然是中国在实体经济上从技术上逐渐掏空日本的优势的过程。
第三，就是直接粗暴地强行叫停日本与苏联在高端核心技术领域合作的努力。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今天几乎无人提及的东芝电机事件的背景。此后，虽然日本顺应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新形势，在高端核心技术上投入了海量的资金，但是，因为高端技术的市场变现的控制权在美国手里，现在又逐步转到中国手里，所以这种投入，无法获得国际市场的超额回报，只能通过在中国投资，获得适当回报的同时，被中国不断赶超。同时，这也堵死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可能，苏联只能冒险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中曾根——盛田——松下那一代日本政商领袖寄予厚望的“日苏中大三角”，已经彻底失去了基本的条件。
第四，就是在前面几个步骤之后，逼迫劝诱日本，放弃自己原有的出口主导，技术为王，实体为本，全员共富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投资回报最大化为核心价值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的高端话语权，已经完全被美国把持。日本作为一个后来者入场，除了不断以“文明”或者“蛮横”的方式，接受美国的搜刮，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美国的几招之后，日本彻底被锁定在依附美国的位阶。小泉在美国的力挺下，本着“一条道走到黑”的精神，希望彻底完成对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造，搭上美国的顺风车，为日本确立一个决定性的依靠。结果，由于日本内部的关系无法理顺，最后彻底失败了。但是，却恶化了日本内部的社会关系，给日本未来留下了几乎无解的隐患。
在小泉时代终结之后，不论是否情愿，至今为止的安倍、福田、麻生、鸠山、菅、野田，六位首相，都必须谋求对小泉留下的到了破裂边缘的中日关系做出改善。他们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中国已经越来越不需要日本，而是把日本看作自己为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争夺主导权的，实力与意愿越来越不相称的战略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个人的努力，实际是得不到效果的。应该肯定，从安倍开始，日本的政商幕后的决定性的势力，推出的首相人选，在对华关系上是越来越给力的。直到当年东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菅直人出任首相，日本方面的努力达到了最高潮。菅直人首相，被称为“近三十年来对中国最有认知的日本领导人”。但是，他们的努力因为得不到国内政商精英的广泛支持，所以最终只能得到一个可笑而无言的结局。以至于在2010年底，由于以前原诚司为代表的松下系的掣肘，中日关系再度降至冰点。日本方面只能在不公开的交流中，哀告中国：菅首相是对中国有高度认知的。但是，现在，他被民主党内的“四人帮”挟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今，如果中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在相关会议期间，特别是在日本札幌的APEC年度峰会期间，不能和菅首相举行会谈，将在日本政坛引发一场大地震。在这种情况下，加之日本方面释放了扣押的船长，表现了足够的诚意，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和菅首相举行了会议期间的例行会谈，菅首相也避免了“半年首相”的厄运。但是，日本方面的哀告，却是一语成谶，在2011年3月11日之后，日本体制的种种弊端，以一种惨痛而不体面的方式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菅首相做出了积极的应对。作为一位东京工业大学出身的政治家，他是最有资格领导灾后的重建的。但是，因为官僚体系对他的抵制，使得菅首相领导的灾后重建，特别是救灾工作，只能以丢脸来形容。最后，在相应的预算获得通过后，菅首相只能黯然谢幕。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失败，也是整个日本国家，特别是已经彻底僵化的官僚体制的耻辱。日本由此暴露出一个失去未来的国家的本来面目。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新首相的选择，成为日本下一步发展的风向标。
一个新筹划，在2010年底开始，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开了。
这个新筹划就是，接受既成事实，不再谋求日本在东亚独立合作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而是适应中国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的核心的事实，利用美国不甘心完全退出东亚的心理，与东亚各国内部的精神美国人呼应，共同拥戴美国和中国争夺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的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与美国的任何角力，日本都要坚定站在美国阵营，在美国的庇护下，向中国“亮剑”；在东南亚方向，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当各个国家的精神美国人不甘心接受中国的领导，裹挟自己的政府，引入美国的力量，与中国展开博弈时，日本也要在一边给予精神的鼓励和声援。
这样的筹划，不是为了真的配合美国重建对东亚的主导地位，而是把美国的力量拉在东亚，整合各个东亚国家内部的精神美国人，包括中国大陆的精神美国人，既是狐假虎威，向中国谋求利益最大化，也是在中美之间的斗而不破的关系中不断制造对立和隔阂。待到中国和美国之间需要修复这种对立和隔阂，日本就可以发挥自己在两国的政经人脉资源，起到一个沟通的桥梁的地位，安心收一笔“对缝儿”的收益。这是日本目前“最现实”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