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
2009年02月 来源：天津日报
在父亲身边“卧底”与第二次入党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向党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 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我将能观察到的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初次试探父亲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
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
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
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
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
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我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致毛主席求和电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谈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孙连仲官邸去看了卫立煌，并把蒋介石给他发来的让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由此我想到，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接触中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
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
父亲说:“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我办一下？”
“能！当然能！”我回答。
于是，爸爸说:请他替我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
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这个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父亲问过我，我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毛主席“元旦六条”的由来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
“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吗！”
“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到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接着刘老还针对父亲企图依靠空投、固守平津，与城共存亡的想法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平津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人民会感谢你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是很明确的，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接受了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和你的部属，都会有个光明前途的。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不寻常的一顿饭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1949年1月12日，邓伯伯把我叫去，说他与父亲一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好像是邓伯伯张罗的，弄了五六个菜。这对我父亲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平时，父亲吃饭只有两个菜，有客人时，才加一个。这次这么多菜，我就感到可能有好事。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没有封口的信引起的波澜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来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词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他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傅冬菊口述 据《文汇读书周报》)
小资料：
年轻时候的傅冬菊
青年周末 在今年热播的战争剧、谍战剧中，《北平战与和》颇引人瞩目。该剧再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以及国民党高层将领傅作义由战到和思想转变的全过程。在傅作义转变过程中，他的长女傅冬菊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傅冬菊是中共秘密党员，其真实身份曾是我党的高级机密。正是在她的努力下，北平这座五朝古都才得以保存，千万百姓的生命及大量稀世文物，才免遭涂炭，因此其被评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头功者”。
解放后，傅冬菊先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还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她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之后，她感到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受歧视”。“文革”开始，傅冬菊受到了冲击，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她才获得了自由。“文革”后，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几年。1995年后她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一直生活在北京。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平淡，甚至可以用窘迫、困顿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平时，傅冬菊深居简出，从不向人提及自己对和平解放北平做出的贡献。有时，她还把省吃俭用存下的零钱，捐献给希望工程。她曾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2007年，傅冬菊在北京逝世。
晚年，傅冬菊曾接受记者采访，详细回忆了当年如何劝说父亲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