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叙述、分析了文革的起因，推测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简述了文革“大迂回”的“点火”过程；现在开始叙述文革本身，从文革的起爆说起。
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起爆文革的雷管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火柴，那么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 》就是引爆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的雷管。
前文说到毛主席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向刘少奇集团的“软肋”——文艺、文化界发动攻击的第一炮，遭到刘少奇集团“冷处理”的阻击。为了打破僵局，毛主席公开支持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致使刘少奇掌握的中央不得不下令主流媒体宣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组织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革领导小组，并且要求文艺界、文化界参与批判。但是，刘邓集团的三号人物彭真搞出个“二月提纲”——《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刘邓推向全国。这个二月提纲企图把批判斗争限制了学术领域，搞纯学术批判，不涉及政治。毛主席识破了刘邓的把戏，于 66 年 5 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彻了彭真等人的职，并且组织了以陈伯达、康生为首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至此，可以说文革的导火索已经点燃了。
但是，这时的文革斗争的焦点仍然限制在文艺、文化领域，和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仍然是理论性，局部性的批判。如何将斗争引向政治领域，如何将斗争引向刘邓集团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这好比是正在燃烧的“导火索”的末端需要一个“雷管”。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北大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于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后来被毛主席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正好充当了引爆文革的“雷管”的作用。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篇大字报不仅立即引起了北大的“地震”，并且惊动的刘少奇领导的中央，以至于当夜就派人到北大给这份大字报拍了照。随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和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即亲赴北大，召开校党委会听取陆平、彭佩云等人的汇报，晚上十点多钟又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作“稳定局势”的报告。
一篇针对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为何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振动呢？我们先来看看这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下面是这篇大字报的全文。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十分清楚，那就是揭露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企图把北大的文革限制在学术领域，限制在小会、小字报讨论的范围内，防止斗争发展到政治领域，防止文革发展为全社会参与的政治斗争。总之是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再一次耍“反右”、“社教”中使用的把戏——“李代桃僵”之计。
这种揭露是致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旦文革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进行，那就绝不仅仅是思想批判，理论问题，而是被打倒与被清除的问题了！
另一个原因是北大历来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刘邓集团如果不能控制北大的运动，也就无法控制全国运动。北大一旦走上《五一六通知》指引的道路，那么刘邓集团的覆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刘邓集团必然要立即“灭火”，防止他们的“李代桃僵”之计败露，防止聂元梓等人放的“火”烧到其它大专院校去，烧到社会上去。
对于刘邓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聂元梓的大字报批倒，把聂元梓等人斗臭。
罪名首先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定的。他说““北大出现了几份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要内外有别”。”。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可是个大罪名！“故意泄密”的“故意”二字又使这罪名加了一等！
如果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确实泄露了某个“机密”，那么这个“机密”只能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就北大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传达的内容来看，这个“机密”就是刘邓的“李代桃僵”之计。
刘少奇支持了李雪峰的讲话，并特别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文化大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都是错！”。
如果李雪峰加在聂元梓等人头上的罪名还值得怀疑的话，那么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讲话就不能不等闲视之了！那时普通群众还不了解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立场与路线，还认为刘少奇就是毛主席路线的执行者，刘少奇支持李雪峰为聂元梓定罪为“故意泄密”，北大的普通教师、员工和学生当然会把聂元梓当作敌人群起而攻之！几十个日日夜夜，聂元梓等人是在怎样的轰击、重压下度过的啊！
仅仅围攻聂元梓等人仍然不能让刘邓安心，几天后刘邓向正在南方视察的毛主席请示是否可以派工作组进入机关、学校指导文革的问题。派工作组指导群众运动是中共的一贯作法，毛主席怎么会反对呢，毛主席当然要同意刘邓的要求。
几乎就在刘邓开始把工作组派往机关、学校的同时，毛主席收到了据说是康生转给毛主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主席立即高度评价了这篇大字报，称之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并要求新华社和全国各大报刊大力宣传。 6 月 1 日晚上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 6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又全文刊出了这份大字报，同时配发了赞扬该大字报的评论。
学校的政治风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指挥师生围攻聂元梓的北大校领导变成了被师生围攻的对象。刚刚开进北大的工作组紧跟形势，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曾经批斗聂元梓等人的师生。
一方面是在聂元梓大字报的鼓舞下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对各学校领导和高教部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批判，一方面是刘邓派出的工作组企图继续贯彻刘邓“李代桃僵”的计策，还由于《五一六通知》中有“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样的内容，那代“桃”遭到“僵”的命运的“李”就必然是各院校的领导、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了。于是一场打倒大、中学校领导、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的浪潮席卷全国。“弃子”——校长、书记们、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们——面对着革命热情高涨而又初次踏入巨大的政治斗争战场而缺乏政治经验的学生，能够逃脱被打击与迫害的命运吗？
这些打击与迫害都成为邓小平日后否定文革的根据。最可笑的是这些受打击与迫害的干部和教师们竟然对邓小平——那个曾经移祸于他们的人——感恩戴德！
由于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落实到基层时总是变成了“不忘阶级仇”的教育，严重偏离了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主要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侵蚀、腐化党的干部，防止党变质的目的，所以文革在学生中大规模展开时学生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还由于《五一六通知》中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再加上作组“李代桃僵”的需要，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旗帜下，文革的矛头同时也指向了所有“黑五类”及其子女，并且把“战场”从学校扩展到全社会。
这时候第一批“红卫兵”——“黑字兵”出现了，被“黑字兵”称为“红色恐怖”的历史悲剧开幕了！
“红色恐怖”是历史的悲剧，是文革的负面产品。就象攻打一座敌人占据的城市必然给这座城市及其居民造成巨大损失一样，是革命中应当尽量减小而无法避免的代价。
文革本来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政治态势下发动的，必须采用“运动战”的技法，让党内的资产阶级在“运动” 中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投入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毛主席在文革初期视察南方，放手让刘邓自由地运用工作组操纵文革，就是为了让刘邓“运动运动”，以便在他们的“运动”中抓住他们的破绽。由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已经使刘邓集团成了惊弓之鸟，所以一旦毛主席给他们留出一条“逃生的路”——可以派工作组，他们必然按照其反动本性，重施移祸他人，保全自己的把戏。这个悲剧性的“红色恐怖”就是刘邓在“逃生”之路上犯下的罪行。毛主席正是抓住了这个 “红色恐怖”的罪行，才打响了直接攻击刘邓集团的第一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起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引爆文革的“雷管”。
聂元梓等人为何会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地方贴出那张关键的大字报呢？是几个人的天才行动，还是依计而行？从网上得到的资料显示此事似乎与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有关。康生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重要助手，那么此计是否是出自毛主席本人呢？这个问题可能是个永远的谜。
红卫兵、工作组与“红色恐怖”
前文说到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吓坏了刘邓集团，为了再施“李代桃僵”之计，刘邓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后派出了工作组，意图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引向“传统的阶级敌人”——“黑五类”。与此同时，一个由中学生首创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出现了。刘邓集团通过工作组操纵红卫兵酿成了一场文革的第一场悲剧—— “红色恐怖”。
据网上资料显示，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前三天，清华附中的部分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即是北大附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那时候教育界批判的主流还是在批判文艺、文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与人物，那时的北大正在围剿聂元梓等人。这些红卫兵的诞生与围剿聂元梓是否有关不得而知，可以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初的红卫兵不是聂元梓等大字报鼓舞的产物。
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部由干部子弟组成。由于他们佩戴的臂章是红底黑字，更由于一个多月后成立的由普通群众子弟构成的红卫兵选择了红底黄字的臂章，所以这些干部子弟构成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黑字兵”。
干部子弟多数从小接受了较多的政治意识熏陶，加之政治信息灵通，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自然更高，主动性更强。特别是文革开始时的斗争矛头是指向文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干部子弟很自然地把这场斗争与“反右” 联系起来，他们要继承父母的事业，把“反对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大旗接过来，做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卫兵。
但是，仅有这一点点单纯的愿望是不够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反右”，文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共产党内，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孩子连真正威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险来自何方都不知道，连敌我阵线都搞不清楚，连枪口应当对准谁都不明白，就批斗，就游街，就抄家，能够不犯错误吗？！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与推荐之后，红卫兵首先错误地认为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错误地批斗了大批学校干部，还错误的打击了一大批教师。他们严重地超越了批判的界线——实施了殴打、抄家、游街、关押等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更为错误的是，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同学及他们的家庭，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对历史上的敌对阶级“算旧账”，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本来已经“归顺”了的人们。这些打击与迫害成为文革中最大的灾难，使得一些本已“归顺”的人们重新站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军之一。
当然，红卫兵所犯的这些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缺乏政治素养的结果，更是刘邓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直接结果。尽管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学生组织，但是毕竟是政治组织，是进行政治活动点组织，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政治组织。特别是这些红卫兵多数是干部子弟，他们对解放后十几年党内、党外的政治斗争多少有些了解，他们知道正确地理解中央的意图，知道“站错队”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行事必然是紧跟党中央的的政策与意图的。或者说，那些年青、冲动、缺乏政治经验的“红卫兵”其实仍然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的指导下制造“红色恐怖”的。以当时还在刘少奇控制之下的人民日报为例，６６年６月１日，也就是红卫兵诞生的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题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该社论的第一段就说：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注意，这篇社论直接号召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当作敌人，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横扫”。这也就难怪那些一心想在文革中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贡献的年轻人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社论中竟然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这不是直接与党的《五一六通知》唱反调吗？《五一六通知书》说要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何许人也？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啊！党的首脑啊！与“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何干？
党的报刊、广播如此误导青年学生，他们怎能不犯错误？
除了党的媒体对学生们的误导之外，工作组是直接误导红卫兵的主力。当工作组是“爸爸”们的“工具”时，“爸爸”们就成了红卫兵的实际操纵者。
下面摘录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爸爸”们和工作组在操纵“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 XX （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 5 ％，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 XX 、朱 XX 被定为“反革命”。张 XX 被斗了两天一夜，朱 XX 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 37 个班主任有 32 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 50 ％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请注意上面所引用文字中的如下内容：
在刘少奇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一附中里：
“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指挥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教师与学生的。其手法与“反右”何其相似！
在邓小平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女附中里：
“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
“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 37 个班主任有 32 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 50 ％以上。”
看，邓小平直接把反对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学生叫做“反动学生”，难怪工作组敢于把学生打成反革命！
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通过工作组再次实施了“李代桃僵”的计策，一方面打击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教师与学生，另一方面把文革引向批斗教师，批斗专家，批斗学术权威，批斗学生，引向打击、迫害“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此计策即可以保全他们自己，又可以把广大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的怨恨嫁祸给文革。真的可以当得起那句话：何其毒也！
那么工作组对红卫兵是什么态度呢？红卫兵在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教师、学生中抓反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刘少奇女儿在记录刘少奇指示的日记中提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说明刘少奇对红卫兵——哪怕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心存畏惧。尽管红卫兵八成不会针对自己的官僚集团，但是他们开了危险的头：开创了学生自己建立组织参加政治斗争的先河。一旦非干部子弟也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那么再想操纵这些学生，再想控制斗争的方向，就要困难千百倍了！所以刘少奇必须反对学生建立自主的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工作组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红卫兵普遍是在 6 月初成立的，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目的就是要继承父辈“反右”的事业，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领导干部中、教师中、学生中抓“反革命”，就是走上社会“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切正好与工作组组织学生斗学校领导，斗老师，斗部分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标一致，所以工作组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冲动而又幼稚的组织来充当制造“红色恐怖”的主力呢？
所以工作组一方面反对、限制学生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一方面利用——鼓励红卫兵去打击、迫害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
为了便于在大中学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六月十七日中央与国务院曾下令大中学校停课半年，专门搞运动。可是现在工作组却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对学生运动设置了诸多限制，如：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准搞学校间串联，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反对工作组等等。把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压得死死的，学校放假后运动反而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部分师生和红卫兵的不满，批判工作组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就直接导致了工作组在学生、教师中大抓反革命。正是由于工作组的学校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激起了更多的红卫兵和其他师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同时导致红卫兵开始从被工作组利用，转而反对工作组，要求中央撤出工作组，由学校师生自己闹革命。
在工作组所抓的“反革命”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这个后来成为北京红卫兵“总司令”的人。
毛主席于 66 年 7 月底回到北京，立即要求调查工作组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陈伯达立即通知清华大学工作组释放已经被关押的蒯大富，紧接着周恩来亲赴清华约蒯大富谈话，深入了解清华大学文革的进行情况。当清华与其他几所大学的情况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解决工作组转移文革大方向问题。
在八届十一中全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工作组随即撤出学校，在学生中抓“反革命”的错误被立即制止了，对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打击、迫害也开始收敛，但是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加强。直到 66 年秋，文革斗争的烽火已经烧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身上，许多“黑字兵”的父母先后沦为“黑帮”份子，“黑字兵”因而分裂，一部分坚持“血统论”的“黑字兵”沦为“反动组织”——“联动”，致使中央文革终于公开批判“联动”时，“红色恐怖”才宣告结束。
刘邓、工作组和“黑字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是文革中所有悲剧的第一幕，也是造成的伤害最广的一幕。毛主席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愤怒地斥之为“白色恐怖” ！毛主席说得一点也不错，那就是白色恐怖！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白色恐怖！
可悲的是，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们稀里糊涂地为白色恐怖充当了打手！
而可笑的是在这一幕中受伤害的人们大多把责任记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上，而对真正伤害他们的刘邓倍加赞扬！当然，他们中的部分人赞扬刘邓并非不了解是谁伤害了他们，他们赞扬刘邓是因为刘邓的政治路线最终把他们从“黑五类”变成了“社会精英”。
（写到这里，心情格外沉重，因为当初我自己就参加了“黑字兵”，我也曾批斗老师，批斗同学，我也曾抄家，打人。我不仅伤害了老师与同学，还伤害了一些从来不曾相识，今后也不会相识的人。我愧对他们，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与造反派
前文说到《五一六通知》的颁发并没有取消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权力。尽管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但是仍然处于刘邓的领导之下。毛主席仍然在各地做调查，一方面了解文革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一方面进一步研究文革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并不直接插手文革的领导。这时的中央文革似乎虚有其名，不起什么作用。似乎毛主席与中央文革都无所作为。实际上这是毛主席在“运动”刘邓，就象当年与国民党打运动战一样，要让敌人在“运动”中暴露自己，以便于一举歼灭之。毛主席与中央文革正在密切注视着刘邓的动向，当他们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迫害革命群众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了时，文革真正的攻坚战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主席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一是给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回了一封信，二是主持召开了党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那封信确立了以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为目标的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推动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遍地开花；八届十一中全会则吹响了总攻刘邓集团的冲锋号，文革的主攻战打响了。
先来说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就在刘邓的工作组把文革变成一场以迫害无辜者来掩护自己的丑剧时，毛主席出面主持召开了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且在会上散发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露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怒斥了他们制造的白色恐怖。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的大字报中所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聂元梓等人指责学校领导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镇压群众运动的大字报；文中所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然是说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文中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指 62 年的“三自一包”；文中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指四清中用土改时对付地主的办法对付农村基层干部。
通观全文，毛主席的大字报是说刘少奇自 62 年以来一直在执行一种基于资产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路线，以至于今日发展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刘少奇的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刘少奇还能继续执掌中共的领导工作吗？显然是不能了。
会议集中批判了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做了检讨，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
在批判刘邓错误的基础上，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是继《五一通知》之后又一个指导文革正确进行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不仅针对文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给出了重要的指导，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开创性的说明。由于其意义重大，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不如直接把它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学习，理解，研究。其全文如下：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起重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
文化大革命历经十年，其中多少是是非非，应当依据什么来判定是非呢？就应当依据《十六条》来判定是非。不论是涉及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涉及林彪、陈伯达，还是涉及“四人帮”，甚至涉及周恩来、毛主席的事情，都应当以《十六条》来判断是非。
至此，我非常希望读者能够认真地阅读《十六条》，并且用它做“尺子”去衡量你关于文革的疑惑。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主席仍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政治局常委。值得注意的是发动文革的功臣林彪升任党的唯一副主席，周恩来地位未变，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得以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但是位次下降了，实权失去了。相反的，发动文革的功臣：林彪、陈伯达则得到跃升，一个当上了“副统帅”，一个当上了除毛主席外的“无产阶级理论家”。这两颗“新星”后来走到来一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为毛主席全面展开文革，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官僚集团扫清了道路。从此，文革的战火就迅速烧向了刘邓官僚集团，文革的真正内容展开了。
下面来说说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该信全文如下：
【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
信中影响最大是“ 造反有理 ”四个字！自从这封信在学生中流传后， “ 毛主席语录 ” 中的一句话—— “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 ” —— 就成了 红卫兵造反派合法性的依据。
不幸的是，信中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话“ 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确被红卫兵们忽略了，以至于正是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走上了与文革的目标向冲突的道路，最终退出政治舞台。
红卫兵从造工作组的反开始，很快就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工作组的后台老板身上。刘邓通过工作组借口“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学校教师、学生中抓“反革命”，打击、迫害学校教师与干部的反文革路线被定义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成为文革的最大热点。揭批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中干部追随刘邓路线的错误成为文革的主要内容。文革的战火很快就烧遍了京城的所有“衙门”，烧到很多干部身上。许多干部转眼间沦为刘邓“黑帮成员”。
由于最早的红卫兵中大多是干部子弟，后来红卫兵发展、扩大后大批普通工农子弟也参加了红卫兵，或者组织了自己独立的红卫兵；所以当战火烧到大批干部身上，使他们许多人沦为“黑帮分子” 时，红卫兵发生了分裂。部分高干子弟不能接受自己的父母沦为革命的对象，组织了名为“联动”的保卫干部不受造反派冲击的组织，变本加厉地对出身非工农家庭的造反派进行迫害。“联动”的疯狂迫害导致中央文革出面结束了它的生命。
“联动”属于红卫兵中的保皇派，此外红卫兵中还分“保守派”与“造反派”。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根本区别在于“保守派”认为党和政府的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需要打倒的只是少数，而造反派认为多数干部都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追随者，应当打倒。他们在对待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上还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红卫兵中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尚无根本性的冲突，本来应当联合起来。而联合起来正是毛主席对红卫兵的重要要求。可惜红卫兵没有能够理解并实现毛主席的这个要求，以至于给文革后续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当工人、农民也开始大规模投入文革的战场时，“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矛盾尖锐化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内战”给文革和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关于“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战争将在后面专题讨论。 66 年的秋天还是造反派红卫兵的天下，“保守派”红卫兵还仅仅是不起眼的配角。
为了将运动推向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们（主要是造反派）创造了“大串联”这个传播文革火种与经验的新事物。北京各高校，甚至中学的造反派纷纷走出学校，奔赴全国各地去宣传北京红卫兵的观点与经验。他们的行动被称之为“大串联”。红卫兵的“大串联”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使得“大串联”以雪崩方式扩展到全国。在免费乘车，免费食宿支持下，全国大多数大、中学生在 66 年冬至 67 年春斗奔走在祖国大地上，致使红卫兵的造反烽火迅速燃遍祖国大地。
红卫兵的大串联很快就走进了工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也在红卫兵和传媒的共同影响下加入到造反的行列。首先响应学生红卫兵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工人通常是街道和区办中小工厂的工人。他们从造本单位领导的反开始，逐渐形成行业联合与地区联合，形成实力强大的造反派。工人造反派与学生造反派的结合成为党政机关根本无法对抗的力量。大批干部遭到批斗使得大部分党政机关失去了原来的权威，干部的威信彻底丧失，党政机关逐渐陷于瘫痪。为了弥补党政机关瘫痪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夺取原来党政机关的权力以维持社会管理功能的要求提上来了。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取了上海原市党委、市政府的权力，夺权的风暴立即席卷全国。六七年春天的中国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叛徒集团与刘少奇倒台
从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起，刘少奇就受到红卫兵的批判，他的主要罪名可以用 67 年 9 月 18 日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所犯错误部分的摘要来说明。下面就是这个讲话的摘要。
“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
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
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就周恩来提到这些罪名而言，可以象打倒高岗，打倒彭德怀那样打倒刘少奇吗？高岗在政治路线上，在经济政策上是受到毛主席赞扬的，他被刘少奇抓住的是“小集团活动”，是“搞阴谋”。说白了就是“拉山头”，搞宗派。这种行为在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最著名的是张国焘。张国焘为此受到批判，可是还不至于戴一顶“反党”的帽子。彭德怀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注意，这里并非完全否定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但是那些错误基本上都是认识水平问题，提不到“纲”上来。所以，如果套用刘少奇对付高岗，对付彭德怀时的标准，给刘少奇一顶“反党”的帽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毕竟高岗和彭德怀的“反党”帽子是冤枉的，如果照此标准办理，事后总会有人出来为刘少奇喊冤。因此如果仅仅就是这些罪名，刘少奇可能会与张国焘一样受到党内严厉批评，降职了事。
可是，一件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件把刘少奇抛下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深渊。这个事件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于 66 年 9 月的出现！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改革”后的中央说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而也就为刘少奇平了反。这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改革派”是怎么说的。
下面文字是摘自“河北党史网”的文章。
【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 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然后，在 8 月 18 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 9 月 16 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 、 9 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 1936 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 1936 年说起。
1936 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 年 4 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 1936 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 年 6 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 1931 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 1932 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 年 7 月，北平军人反省院。高高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和大门都有岗哨，戒备森严。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三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 : 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狱了。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祥祯留在门外了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门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
……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
】
请注意其中的以下内容：
“ “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 1936 年 8 、 9 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 1936 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这一段文字说明，康生手中确实有那六十一个人在敌人的报刊上登《反共启事》的证据。并且他们写《反共启事》的时间是 36 年 8 、 9 月间。
“ “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
……
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注意这里透露出这批人从被捕到写《反共启事》不足六年。为什么不具体给出代表人物的被捕时间呢？有什么隐情吗？
“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
注意，国民党抓住共产党一般就判几年刑期吗？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们都是因为被关押时间不够长而遇难的吗？这样的谎言能愚弄谁？
“履行一个手续”？说的真轻松，在敌人的报刊上生命反共只是一个“手续”吗？
这是典型的叛徒言论！
“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这一段说明刘少奇同意那六十一人写公开声明反共以换取自由。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红十军团政治委员方志敏。他 35 年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千古绝唱：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门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喊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可是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他为了人的尊严，为了共产党员的尊严，拒绝从狗洞里爬出，不惜放弃生命！
现在刘少奇竟然指使六十一名被囚禁的共产党员从狗洞里爬出！这不仅没有半点共产党员的气节，甚至没有做人的尊严！这样的人，称之为叛徒还过分吗？
刘少奇请示了张闻天，张闻天能够代表党中央吗？不知道那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毛主席吗
“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何谓“国民党“安内攘外””。所谓“安内攘外”是说，国民党要抗日，必须先清除国内的共产党。这说明当时正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高潮。当时果真是““反共启事”司空见惯”吗？说出这样的话是对千百万烈士的侮辱！是十足的叛徒言论！
刘少奇保证不以叛徒论处来引诱那六十一人登《反共启事》，给他一顶叛徒集团的头子还冤枉他吗？
“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狱了。
……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
就在一年前，方志敏拒绝从狗洞里爬出，英勇就义！
看吧，就是按照“改革派”提供的材料，我们也有理由认定刘少奇确实是策动六十一名共产党员叛变的罪魁祸首！
《张春桥在獄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 ！”
“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是啊，国共斗争二十二年，有多少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一句话！
面对那些在敌人监牢中牺牲的烈士，那六十一个用《反共启事》换取自由的人还能说自己清白吗？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
请注意这六十一名叛徒三十年后竟然有二十二人被提拔到副部长以上职务！当年这六十一人在全体共产党员中能够占多大比例？肯定不足万分之一，可是他们被提拔到高位的比例比正常比例搞出何止百倍！为什么这些叛徒竟然被优先提拔了？由此推断这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结果不合乎逻辑吗？刘少奇能够推翻这种推论吗？
康生于 66 年 9 月向毛主席提交的刘少奇与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的材料， 67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文件中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61 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同年 10 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大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表决这个决定时，除一名副部长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人全都投了赞成票。
这次打倒刘少奇的主要根据已经不是本节开始时所引用的周恩来的讲话内容了，给他“叛徒”的帽子不仅是由于“六十一人叛徒案” ，还是因为他本人也被查出曾经被捕，叛变。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 1967 年 3 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对 “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 报告的批语， 1968 年 2 月 26 日。）专案组关于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万捷尔 • 莫依修、缪非特 • 穆希谈话记录， 1967 年 8 月 16 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 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 1968 年 5 月 8 日。）……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在很难说江青主持的专案组搞的刘少奇变节的材料有多少是真实的，同样也不能武断地全盘否定这些材料，有朝一日这些材料公开时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给刘少奇戴“内奸”和“工贼” 的材料没有收集，也觉得没有必要收集。我这里能够说明刘少奇至少是那个叛徒集团的头子就够了，打倒他就没有冤枉他，至于另外两顶“帽子”是否恰当，留给其他人去考证吧。
正题说完，还想说一个疑问： 36 年正是国民党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当真可以用一纸《反共启事》就放过共产党员吗？国民党为何做这赔本的生意？其幕后还有什么交易吗？刘少奇真的就是内奸吧？——谁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文革开始一年零四个月后，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完成了，文革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打倒刘邓官僚集团的过程中，广大的学生、工人、农民获得了自己组织起来，造资产阶级官僚集团的反的生动体验，这种体验对中国人民今后一、二百年内进行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第二个目标也基本实现了。文革的第三个目标——寻找一种能够防止执政党腐败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解决的影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邓官僚资产阶级集团虽然打倒了，可是产生刘邓集团的土壤——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改变。如何才能够找到一种能够避免在执政党内产生新的官僚集团的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成为文革打倒刘邓集团后的主要课题。
正在毛主席为如何解决这个课题绞尽脑汁时，学生、工人中间的“内战”爆发了。这就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战争”。这场“内战”后来成为“改革派”否定文革的又一个理由。下面我们来说说“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战争”。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
前文说到六七年地春天是造反派地天下，特别是北京红卫兵的代表——五大学生领袖，俨然是中国最风光的政治新星。但是这些新星其实还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以至于他们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随即退出历史舞台。由红卫兵的大串联鼓动起来的工人、农民的造反派在学生红卫兵退出政治舞台后成为新的最活跃、激进的的群众组织，并且与于其后产生的“保守派”进行了数年的“全面内战”，对文革造成了极大对负面影响，严重地阻碍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实现。
到六七年的秋天刘少奇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刘邓官僚集团已经摧毁，整个官僚体系受到来根本性动摇，按说此时重建新的更加体现人民民主的权力机构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当时的政治阵线却依然混乱，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仍然激烈，根本无法进行重建政治体系的工作。
林彪一方面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一方面要借文革之机清除军内潜在的政敌；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因军队没有公开支持他们所支持等造反派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的高级将领；那些造反的“司令”们面对着因新崛起的“保守派”的挑战正在积极备战；总之，从林彪、陈伯达、江青到群众组织的小头头，出于不同目的而不愿意就此进入文革的重建阶段。他们还要继续“革命”——追求各自的目标，而不是毛主席的目标——重建新的权力机构，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目标。
企图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中国社会这潭水不仅未能逐渐澄清，反而更加混浊。在这些搅混水的人中就有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也是因此而最先退出政治舞台的人。
首先瞎搅的是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就是分裂为“天派”与“地派”的那些人。他们本来都是从造工作组的反，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起家的，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因为在对运动中一些事件的认识有分歧，又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不同“山头”的野心家在鼓动，于是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抛在一边，以至于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导致他们分歧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所谓“二月逆流”事的件。
六七年初全国进入夺权阶段时，造反派与各地政府的严重冲突必然涉及军队的态度。毋庸讳言，军队当时大多数是不支持造反派夺权的。注意，我这里是说不支持，而不是阻止。军队没有阻止造反派夺权，只是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这种“消极态度”是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所不满意的，更兼一些逃避造反派批斗的党政干部利用个人关系逃到军区去寻求庇护，这就引起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强烈抗议。造反派与中央文革对军队的不满给林彪借机清除军内的潜在对手提供了机会，林彪抓住了这个机会，伙同中央文革鼓动造反派把批斗的矛头指向了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几位高级将领因此遭到批斗，甚至抄家。
由于《十六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中央文革根本无权支持群众组织跑到军队中去抓人，更何况所抓的还是高级将领！但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做得过火了，江青、陈伯达在在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时竟然说：“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太过分了！这是对整个人民解放军的指责。当这句话汇报到林彪处时，林彪勃然大怒，立即召江青来训斥，要她一同到毛主席处评理。江青面对副主席到震怒，赶忙道歉。
此事汇报到毛主席处，毛主席召开了军委会议，听取了将领们的抱怨后，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群众。随后毛主席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严辞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并要中央文革检讨这次错误。中央文革搞了个“关门检讨”，没有邀请将帅们参加。将帅们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发生了在周恩来召开的“碰头会”上，将帅们对陈伯达、江青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个别人言辞之间透露出一些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不满，这就反被陈伯达、江青抓住了把柄。
陈伯达、江青干扰军队工作是错误的，反对文革则是更加错误的。尽管将帅们可能并非反对文革，只是表示一些疑虑，可是那个时候，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就是路线错误，所以这次将帅们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反而被视为一股“逆流”——“二月逆流”，也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二月逆流”事件反映了军队高层与中央文革在对文革认识上的严重的冲突。尽管“改革”年代的事实证明当时军队高层对文革的认识很不够，但是可以用对付刘邓集团的办法来对付军队的将帅们吗？这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军队是党的卫士。中央文革那些文人们竟然企图凭借自己指导文革的权力来压倒那些将帅们，他们太幼稚了！毛主席可以毫不犹豫地打倒刘少奇，可是他绝对不会打倒那些高级将帅们。因为那些将帅们是他最可靠的两股政治力量之一，另一股力量是人民群众。与这两股力量相比，中央文革那些文人是靠不住的。直接证据就是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和王、关、戚野心的暴露与倒台，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央文革屡屡以极左的面目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使得毛主席多次陷入被动，陷入困境，使文化大革命本身错误百出，成为邓小平否定文革的炮弹。一旦那些文人取得了刘邓当初所取得的权力与地位，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刘邓二世”呢？
文革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是改造人的思想，特别是改造领导阶层的人的思想。看看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极左表现吧，在他们眼里几乎绝大多数元老们都是刘邓的同伙，总是想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重来不愿意象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那样教育、帮助、团结认识上有错误的那些老同志，难道他们果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当真比那些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军头”们更忠实于人民吗？
反对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极左观点与做法的群众大有人在，那就是在“一月夺权”之后逐渐产生并壮大的“保守派”。“保守派”是中央文革给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的群众组织所戴的歧视性帽子。
“保守派”果真是保守的吗？他们与造反派的分歧在哪里？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最重要分歧在于对大多数干部究竟应当打倒，还是应当支持他们继续工作。“保守派”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与比较好的，应当支持他们继续工作；而造反派认为大多数干部都是追随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应当打倒。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十六条》中关于干部的情况部分说：“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保守派”是正确的，而造反派是错误的。
为什么两派群众会有如此的差别呢？我们来看看两派群众的人员构成有什么差别。
学生中的造反派多数是在批判工作组时兴起的，他们通常是在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或受到歧视的那部分人。工农造反派则是在学生大串联点“造反”之火时兴起的，他们通常是对解放后十七年里政府和领导的官僚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特别强烈的那部分人。
什么样的学生在工作组时期受打击，受歧视呢？一般而言，非干部子弟，非工农子弟受打击，受歧视的比率要高一些。实际上学生中的造反派中非干部子弟，非工农子弟所占的比率也确实高一些。
什么样的工人、农民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特别强烈呢？就工人而论，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的工人比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对官僚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更强烈。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真正的“产业工人”——最纯正的工人阶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位比较高，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错误政策的感受不明显。
相比之下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吸收了比较多的“给出路”政策的对象。那些 “旧政府遗留人员”、那些被专政的“五类分子”，以及这些人的子女，经常被安排在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工作。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被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吸收。而国营大型企业招收工人时，要贯彻阶级路线，优先招收干部与工农子弟；于是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成员比较复杂就是难免的了。
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十七年里，街道、社区开办的中小工厂中那些“旧政府遗留人员”、 “五类分子”、“社会闲散人员” ，以及这些人的子弟的政治地位自然要低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很容易受到打击与歧视。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较低，受到较多的歧视，所以他们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更加敏感，更加痛恨。
当学生红卫兵冲破官僚体系，号召造反时，谁的造反愿望最强烈呢？自然是这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经常受歧视的人们。当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是不敢造反的。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中包含来较多的“旧政府遗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以及这他们的子弟则是不争的事实。造反派成员中的“长期受歧视者”对官僚阶层的愤怒转化为文革第二次大迫害——对广大干部的人格侮辱与人身伤害。不要以为我把“五七干校”、“牛棚”当作迫害，“五七干校”相当于临时干部学校，“牛棚”相当于临时拘留所，都还不是迫害。我说的是用铁丝挂几十斤的铁牌子连续搞几小时“喷气式”，是皮带、棍棒在旁边“伺候”，是抄家与“扫地出门”等等。这一次迫害的广度与残酷程度一点也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之下，成为文革的第二幕悲剧、丑剧。
“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在控述文革的罪行时大书特书自己所受的迫害，可是在与“五类分子”与干部所受的迫害相比中，他们只能排在第三位。
如今的一些左派不承认文革中存在对干部阶层的迫害，不愿意承认文革中有明显的、重大的错误，甚至不愿意承认“四人帮”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好的，是不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尊重事实，全面地接受经验与教训，这才是正确地对待文革的态度。
尽管造反派的队伍中有较多的非“基本群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本群众。），并且制造了对广大干部的大迫害，可是造反派的功绩也是不能否认的。造反派的功绩主要在于“夺权”，夺权彻底打掉了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威风，为寻求一种更能够体现人民民主的新政治体制开辟了道路。这就是说，造反派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响应造反的号召，为打垮官僚体制做出了贡献的一面，又有队伍成分复杂，借造反之机行阶级报复之事的劣迹。
反之，工农、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对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感受不深，对学生造反的号召反应冷漠。不仅在对刘邓集团的攻坚战中他们是旁观者，而且在打破官僚特权的夺权运动中他们也没用出力。他们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党内的资产阶级是党内高层的事，一般干部只是认识问题，是作风问题，可以批判，不应当打倒，更不应当对广大干部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当造反派夺取了各级政府机关、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时，他们认为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因而不能接受。于是他们也迅速组织起来，反对造反派把持的“革委会”的统治。
这就是说，“保守派”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造反派“打倒一切”和“造反派的天下”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他们对造反派冲垮旧的官僚体系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不懂得团结造反派共同创建新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
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有两面性，但是，在中央文革极左路线横行的当时， “保守派”起到了抑制其造成更大破坏的作用。反之，造反派对身受十七年社会政策性歧视的不满一般都转化为“全面打倒”的要求，正好与中央文革坚持“统统打倒”，彻底淘汰十七年建立起来的干部体系，重建他们自己的干部体系的目标不谋而合。就是这个原因，中央文革才坚决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而不肯服从毛主席“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应当联合起来的指示。
中央文革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的指示，支持含有较多非“基本群众”的“造反派”，打击、压制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中的产业工人构成的“保守派”，这已经是一种阶级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了；更严重的是他们对抗十六条中明确的规定的，毛主席反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竟然鼓励造反派“文攻武卫”，引发了遍及全国武斗，不仅是棍棒，甚至是机枪、手榴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不仅被国外媒体，而且被毛主席批评为“全面内战”。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内战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地战略部署，使得重建新体制，重建新的政府机构的工作完全搁置，使得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使得国家的一些重要机关安全失去保障。面对如此乱局，毛主席不得不动用解放军出来收拾这个乱局。幸好毛主席还有一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军队，否则那内战不知到还要造成怎样的损失！
直接打内战的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群众，真正的罪魁祸首则是中央文革的那些“文化人”。因为他们是负责指导文革的直接权力机关，如果没有他们“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口号，没有他们的“文攻武卫”的号召，没有他们对武斗的放纵，哪里会有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武斗？
可能有人会说他们并没有放纵武斗，这不是事实。在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互有攻守，都有错误与伤亡。每当造反派受到攻击时，中央文革总是高喊“严惩凶手”，而“保守派”受到攻击时，他们就装聋作哑，甚至直接叫好！如果现在能够把当初他们对造反派的那些讲话找出来，这种“拉偏架”的讲话多得不计其数。
“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的这两项教导不仅是搞好文革所必须遵从的，也是今后恢复人民的天下所必须遵从的。
“三支两军”与“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前文说到造反派的“夺权”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战争造成全国性混乱。首先是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政府机关基本瘫痪，随即是工矿企业大面积停产、半停产，铁路、公路运输也受到严重影响，派别之间的武斗使包括许多普通群众在内的人失去了安全感。为了尽快消除这种混乱，毛主席决定派军队干部、战士介入文革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去重建秩序。
刘炳峰的《毛泽东与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实行及取消》一文详细地叙述了军队介入与重建秩序的过程。我在这里仅仅引用其中的起因部分。
67 年 1 月 21 日，安徽省造派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之前，要求军队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并声称：如果不派军队保护，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安徽省军区的报告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批示曰：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指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从毛主席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中央的政策是不欲军队介入文革的，估计是顾虑军队的介入会对造反派造心理压力。现在（ 67 年一月）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刘邓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已经威风扫地，这时再派军队支持左派——当时中央文革对左派的解释就是造反派——不仅不会阻碍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官僚的反，反而可以使他们感到更加有持无恐。毛主席给林彪回信要求军队支持文革中的左派时，是想通过军队公开支持左派表达对群众起来造党内资产阶级官僚的反的支持。这就是军队“支左”的开始。这与后来的“三支两军”还稍有差别。这最初的“支左”就是支持群众造反，还不是为了消除混乱，重建秩序。
最初的支左是有利于文革的发展的，因为当时正处在全国范围内向官僚体制夺权的关键时期，派军队支持造反派向官僚体制夺权鼓励了群众的革命热情，灭了官僚主义的威风。
按照毛主席信的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条：一，军队要支持左派，镇压反对左派的反革命；二，军队不能成为党内走资权派的防空洞，不能为他们提供庇护。
仅仅过了两个月情况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67 年二、三月间，“夺权”已经使得各地各级政府普遍瘫痪，特别是公检法对社会的威慑作用几乎消失殆尽；“保守派”的兴起，造反派的分裂都产生了派别之间都冲突，并且很快演化为武斗。武斗开始由冲击对方集会发展到攻打对方“根据地”，工矿企业到生产受到明显影响，交通运输也受到干扰与破坏。特别是银行、新闻、公检法等机关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如果不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说会造成怎样等后果。于是在 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将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作为军队介入文革的新重点提了出来，并在在全国各地陆续贯彻执行。
所谓支工就是派“军宣队”进入工矿企业，宣传党的政策，协助、监督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管理功能，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所谓支农是派“军宣队”进入公社和县级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帮助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进行管理，组织生产。
军管是针对银行、电台、公检法等机关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家重要机关受到造反的破坏。
军训则是针对大、中学校的。这时大、中学校大红卫兵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带头造反的作用，真正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重任改由工农和各级机关中的群众与中、下级干部来完成。这时军训的任务实际上是结束红卫兵的造反状态，逐渐引导他们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
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没有大的问题，而在全国陷入混乱和大规模武斗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支左的政策，就很值得研究了。
文革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斗、批、改。斗是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判党内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性，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个“斗”在 67 年已经基本完成了，“批”就当时中国民众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已经没有多少深入的空间了，唯有这个“改”字还没有正式开始。也就是说，自 67 年夏开始文革的中心任务应当是一个“改”字。但是，严重的派别之间的武斗——“全面内战”使得这个“改”字根本无人理睬。立即制止武斗，叫停全面内战，是 67 年春夏之间的头等大事。
可是武斗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正确地制止武斗，毛主席当时是怎样认识的呢？
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 ? 毛泽东指出： “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 ”“ 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 —— 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 （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 年 12 月 18 日。）”
这说明毛主席当时认为全国性、大规模武斗是“传统的阶级敌人”在幕后策划、指挥的结果。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吗？就拿最常见的武斗——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来说吧，哪一派背后有“传统的阶级敌人”在策划、指挥？是造反派吗？尽管他们的成分复杂一些，可是他们是中央文革眼中的真正“左派” ！总体上说，在造反派背后策划、指挥的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们！是“保守派”吗？那些人可是“传统阶级敌人”的死敌啊，两个死敌能够联合起来反对造反派吗？没有丝毫的可能性！
显然，毛主席的这个认识是错误的。那么他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我看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确有“传统的阶级敌人”乘“全面内战”之机煽动派别仇恨搞破坏；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文革提供的错误信息的误导。就我所在的工厂的情况看，确有“传统的阶级敌人”通过煽动造反派进行阶级报复，主要是对干部和“保守派”进行人身伤害。
文革武斗最凶时炸桥梁、破坏铁路的那些人最可能是哪些人呢？我看最可能是受“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的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之中本来就混杂着一些仇恨共产党，仇恨中国工农革命，仇恨社会主义的分子。反观“保守派”，他们几乎全部由党的“基本群众”——产业工人与贫下中农组成，他们感激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这种人去炸桥梁、破坏铁路的可能性必然小于前者。所以说，如果真有“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策划、指挥武斗与破坏，那么最可能受他们煽动、策划、指挥的还是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这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武斗都是“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策划、指挥的，正相反，我认为大多数武斗并非是“传统的阶级敌人”煽动、策划、指挥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武斗是行政失效、法制瘫痪，和林彪集团、中央文革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那些一心想“打倒一切”、一直坚持“唯我独革”的人们必然与反对他们的群众发生激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不仅没有行政与法制对约束，而且还有“文攻武卫”的号召，发展成为大规模武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要想制止武斗必须首先严厉批判、消除极左思想，必须重建行政与法制。
可是中央文革坚持支持造反派，压制、打击“保守派”恰恰是极左的立场，他们怎么会批判极左思潮呢？既然他们在对群众派别的的阶级性的基本认识上就是错误的，他们怎么能够给毛主席提供正确的信息呢？
毛主席基于中央文革提供的错误信息，得出需要继续支持左派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67 年夏大规模介入文革的军队官兵的首要继续执行“支左”的任务，可是何谓“左派”？这是个不仅当时，就是如今仍然会纠缠不清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正逐渐展开“内战”不仅有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也有造反派分裂后进行的“战争”。面对如此局面，解放军应当支持那个派，反对那个派？
中央文革是坚定地把造反派作为左派来支持的，而解放军官兵在认识上，感情上并不一定赞同中央文革的观点，这就必然导致军队支左官兵政治态度的混乱，造成军队内部认识上的分裂。
更为严重的是军队大范围地支左促进了极左思潮的发展与泛滥。既然军队是来支左的，那么部分群众组织争相“向左”就不奇怪了。而“左”的标志似乎就是“打倒一切”，“唯我独革”，所以军队支左加剧了全国范围的“极左”思潮与行动是个不争的事实。
极左思潮与行动是内战的最主要根源，加剧了极左思潮与行动也就加剧了全国范围的内战。这真是个悲剧！本来是要解放军去制止内战，结果却是火上浇油！
如果在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的情况下解放军不是去支左，而是去“削山头”，反对一切山头主义，喊着“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的口号，举着“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认为在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的情况下毛主席仍然要求解放军支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重要错误之一。
毛主席派军队介入文革进行“三支两军”还有一项创造值得一议，那就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最初的“革命委员会”是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遍及各级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大中学校。那时候的“革命委员会”通常是由造反派的头头加上少数几个支持造反的领导干部组成，实际掌握权力的是造反派头头。
解放军通过支工、支农、军训进入各机关、工矿、学校后也就进入了该单位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通常都是“一把手”。也就是说，军队通过支工、支农、军训后实际上是接管了所进入单位的主要领导职责，或者可以说支工、支农、军训都带有一定的军管意义。当然，与真正的军管还是不同的，因为在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实际上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军管的单位则是军管队“大权独揽”。
在军队加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之前，通常是造反派头头说了算，结合的干部多数是陪衬；军代表加入后造反派头头的作用下降了，干部的作用被提升了。由于军代表缺乏管理经验，造反派头头也不比军代表强，所以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处理管理事务时干部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夺权，行政与法制体系几乎瘫痪的情况下，降低了造反派的政治作用，提升了干部阶层的政治作用，无疑对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恢复秩序，发展生产等都是有利的。经过两、三年的“三支两军”，始于 67 年的内战与混乱基本结束。这是“三支两军”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对文革的最大贡献。
毛主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个创造。
这种由军队的代表、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对于抑制官僚主义，抑制特权主义无疑是有益的。在文革陷入混乱与内战的时候，大概这时唯一行之有效的政权形式；但是这恐怕不是可以长期实行的政治体制。
首先，军队长期介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可能会演化为军管，可能会演化为实际上的军人政权。军人政权又极易演化为专制政权。实际上毛主席一直在提防中国出现军人政权，打倒高岗、拿下彭德怀都有这样的因素在内。
其次，群众组织的头头的产生与更迭也缺乏可以长期存在的合理的机制。首批造反派头头是造反起家的，以后的群众组织如何产生，其头头又如何产生呢？不能够不断地产生新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又如何实现“三结合”呢？
所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是个新事物，却未必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新事物。可以说，文革批判了官僚体制，可是却没有找到代替这个旧体制的新体制。或者说，文革的目标——斗、批、改，三者之中唯有这个“改”字始终没有着落。
最后，军队介入文革期间还参与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重要事情，此事的是是非非还值得探讨。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军队介入文革历时五年，功不可没，也有失误，当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它就功成身退了。
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说到军队的“三支两军”不能不说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一个如今的一些“文革派”和几乎所有“改革派”都持批评态度的事情。
比如著名的“文革派”老田就在其“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中说：
“从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看作走资派的“秋后算帐”，也就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文革派”的人竟然把工农和解放军官兵看作“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 ！）
“改革派”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则是彻底的控诉。比如丁抒的文章“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 惨”的副题是：“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 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还有题为“军队整肃造反派 毛泽东再收权”的文章批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利用造反派打倒刘邓集团后“卸磨杀驴”。
究竟为了什么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弄清楚；可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究竟怎样，就很值得探讨了。至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误伤的人数根本无法落实，就我个人有限的视野和对“改革派”反文革手法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把这个数字夸大上百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更何况值得我们汲取经验与教训的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原因与政治后果，所以我在这里将不涉及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人数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说说为了什么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前文说到，从 67 年三月开始的解放军支左不仅没有能够平息武斗，反而火上浇油，武斗不断扩大、升级，以至于到了 68 年竟然发展到炸火车，抢军火的程度。这时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已经接近百万，已经使得军队不堪重负。为了尽快平息全国范围的武斗，中央又派由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可是已经被中央文革“宠坏了”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工人大概就是“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以至于发展到武力对抗工宣队，例如清华大学就发生了打死工宣队员的事情。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呢？我们来看看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资料中有如下内容：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 “ 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 ”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 （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 1968 年 7 月 21 日。）”
由毛主席批示的“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看，各地三支两军派出的军宣队向毛主席汇报了相似的情况，这使得毛主席坚定了自己约半年前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于是开始部署开展反击“传统阶级敌人”的斗争。
在此之前军宣队已经开始在群众组织中抓反革命了，而且严重地扩大化了，因为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资料中有如下内容：
“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 1968 年 5 月 8 日。）”
“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 1968 年 5 月 11 日。）”
但是，军宣队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来平息武斗并不成功，于是中央决定正式开展一次清理接机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首先由北京市开始，因为北京有上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联络处”，北京的政治动向会立即带动全国。
68 年 5 月 15 日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由此启动了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以立即制止武斗为条件，于是 1968 年 7 月 3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 “ 七 • 三布告 ” ，严令：
“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
请注意，这个布告中没有提及支持造反派，是对一切派别的命令。但是已经习惯了中央文革的无条件支持的造反派，仍然以为这个布告仅仅对保守派有效，而不予理睬。
不得以，二十天后再次发出 “ 七 • 二四布告 ” 。这个布告首先强调： “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 七 • 三布告 ’ ，不得违抗。 ” 。这次显然是警告造反派不得再次违抗中央的严令了，否则只能“军法从事” ！
除了向全国所有派别的武斗头头发出的通令，同时还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措施。不首先拿下影响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就不能有力振慑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于是毛泽东破天荒地直接召见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五大学生领袖”训话。
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五人，由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最高级别人物坐陪。
谈话持续五个小时，毛主席言辞严厉。他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毛主席还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 ”
“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用兵去把它围剿”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严厉警告！
江青面对着她的几个宠儿挨训，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她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并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这个事实说明了文革中武斗泛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中央文革与林彪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与他们对造反派的鼓动。
灭了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的气焰，全国的造反派的武斗勇气霎时全消！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随即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持续一年半的大规模武斗中必然有大量的破坏、伤害事件。只要这些事件发生在那些与“黑五类”有关的人身上，那就很容易被当作反革命处理。再加上保守派和军队官兵对造反派的怨气，过火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个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平息“全面内战”不得以而为之。
现在再来说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
毫无疑问，清理阶级队伍终于基本熄灭了遍及全国地武斗，把国家从“全面内战”中解救出来。这是清理阶级队伍最大的成绩。历时一年多的，屡禁不止的“内战”在清理阶级队伍真正全面展开后不足一个月，就烟消云散了，不能不说这是一项有效的政治措施。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二个成绩是打击了极左势力对文革的全面控制。三支两军与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对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一手遮天”的否定。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沉重地打击了追随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那些造反派头头，削弱了他们对群众的号召力，为最终消除分裂群众的派别，平息群众的内斗创造了条件。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三个成绩是清除了那些借造反之机混入革命群众队伍——主要是造反派组织——中的那些仇恨中国工农革命，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阶级异己分子。挖出钻入革命群众内部的敌对分子，纯洁了群众组织的成分，必然会减少不同派别群众的政治分歧，也就向着实现大联合迈进了一大步。
“文革派”的老田显然在上述两点上持反对意见。他显然不赞同这里对中央文革是在推行极左路线的批评，也不赞同那些阶级异己分子主要混杂在造反派之中的判断。但是他无法否认一下两点，没有比造反派的行为更接近于“打倒一切”的群众组织了；二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打击最重的是造反派组织，和他们的头头。
毛主席曾反复告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造反派认可的好的、比较好的中高级干部占中高级干部总数的比例是多少呢？就全国范围而论，在各机关、工厂中，造反派认可的好的、比较好的中高级干部占中高级干部总数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这里仅仅讨论中高级干部是因为在文革中各机关、工厂的下级干部大部分被造反派当作群众的一部分对待。）是不是中高级干部特别腐败呢？事实上这些中高级干部恰恰绝大多数是受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战士，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间，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较好的保持着革命传统。他们绝大多数正是那好的和比较好的。
可是造反派要打倒他们中的大部分，这不是极左是什么？
当然，他们的极左行动是受到林彪、中央文革的支持的。林彪与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都是“打倒一切”的支持者，他们要淘汰毛主席造就的这支干部队伍，重建他们自己的干部队伍，他们都是野心家。
说到野心家，林彪的野心不用多说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关、戚是野心家也不用争论了，问题是“四人帮”是野心家吗？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好说，江青可是毛主席直接批评过有野心的。其他三人紧随江青马后，是否是野心家还重要吗？
最积极支持、追随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人们多数都是野心家，他们在文革中推行“打倒一切”的极左的路线还奇怪吗？
造反派追随“四人帮”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执行的能够不是一条“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吗？
再来说说清理阶级队伍中落马的群众组织头头。当时要清理的是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传统的阶级敌人”，同样是参加了武斗，那些基本群众不会受到追究，追究的几乎全部是与“地、富、反、坏、右”有关的人员。这种人在哪里最多呢？当然是在造反派中最多。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落马的必然多数是造反派头头。这与“秋后算帐”何干？
再来说说是否是“卸磨杀驴”。造反派在打倒刘邓党内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在夺权斗争灭官僚主义的威风时也是有贡献的。可是文革的目的是要教育党的绝大多数干部，而不是统统打倒他们，不是否定中国工农革命的基本队伍。这些造反派追随林彪、中央文革那些野心家企图打倒那些追随毛主席创建新中国的干部，是支持毛主席的文革呢，还是破坏毛主席的文革呢？当然是在破坏毛主席的文革。既然是在搞破坏，那么把他们“拉下马”就不正确了吗？就是“卸磨杀驴”了吗？
清理阶级队伍的成绩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打击面太大，误伤了许多人是问题次要的方面。就象解放战争中攻城拔寨一样，消灭了敌人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误伤了百姓是问题的次要方面。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有资格谈论政治吗？
还有人把清理阶级队伍中扩大化的责任算在毛主席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前面已经引用过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如下资料：
“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 1968 年 5 月 8 日。）”
“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 1968 年 5 月 11 日。）”
这说明毛主席从军队在制止武斗中抓反革命时开始，反复告诫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告诫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也要给出路，不要“一棍子打死”。可是由几十万官兵，几千万基本群中参加的运动可能完全按照一条戒律来执行吗？
无论是“文革派”还是“改革派”都休想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上给毛主席抹黑！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那么可以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是：结束了“全面内战”状态，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反派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九大
到了 68 年八月末，全国范围都内战已经基本平息，各省、市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都成了，社会秩序与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了。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 “ 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 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产生九大代表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首先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他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 ? 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 ? 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他又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
他还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 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 ? 究竟什么叫到底呀 !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讲话，重点讲了三方面问题。一个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是个“准”字，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一个是要宽待待学者问题，不能要求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是正确对待老同志问题，提出要“一批，二保，三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中央文革企图借“二月逆流”事件整垮陈毅、聂荣臻等老帅，毛主席给了他们一个“软钉子”。毛主席说：“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可是林彪、中央文革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当回事，继续组织对陈毅、聂荣臻的批斗，直到九大在毛主席提议下把这些老帅选进中央委员会为止。
毛主席的这些讲话都表明他认为应当对文革两年来的群众运动进行一个总结，既要总结经验，又要纠正错误，为重建秩序的打好基础。重建秩序正是即将召开的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要目的。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刘少奇的问题到了 68 年就已经不仅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了，他鼓动那六十一个人写《反共启事》是否是招降纳叛？他是否是个隐藏下来的叛徒成为审查的重点。
他鼓动那六十一个人写《反共启事》的事，和他大力提拔这些靠《反共启事》出狱的六十一人的证据充分，给他个招降纳叛没有冤枉他。
前面已经引用过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材料表明，刘少奇曾经被捕，并且有曾经审问过他的人的证明材料，证明他曾经向敌人自首过。尽管那些材料未必完全属实，但是至少可以说刘少奇很可能曾经叛变。这种有重大嫌疑的人还能信任吗？再考虑到他的招降纳叛，给他顶叛徒的帽子，也不会太大；那“误差”比他打倒高岗、彭德怀的“误差”小得多了！
总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最后通过决议，批准了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是正确的。
十二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准备阶段。
九大的准备工作中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缩小打击面，解放大部分“靠边站”了的干部，使他们重新投入到国家的管理工作中去。为此毛主席多次讲话强调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仅是对犯了错误的人，就是对真正的反革命也要贯彻“给出路”的政策。
1968 年 12 月他先后在批示中指出：“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 ‘ 走资派 ’ ，就认为都是坏人。”这些批示的核心都是要各地正确对待被打倒的干部，及时解放他们。
特别是在林彪、中央文革一直抓住不放的“二月逆流”问题上，毛主席旗帜鲜明地表态彻底结束了对这个事件的纠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批示： “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 并于二月十九日，在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不仅共同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还具体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三月十五日，毛泽主席就落实政策问题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 ? 你不改造他 ? 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 ? 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 ? 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 ? 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 ! 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 ! 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 ! 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 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 ? 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 ! 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 ”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是对林彪、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最具体的一次批评。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林彪、中央文革那些人对待干部态度的根本不同。毛主席是希望通过文革打掉干部身上的官气，打掉他们的特权思想，然后继续工作。而林彪、中央文革那些人则是妄图把那些不肯服从他们的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与当年刘少奇、邓小平整高岗、彭德怀如出一辙，难道还不是一条极左路线吗？
毛主席的这些批示被三支两军的军宣队较好地执行了，一大批干部被解放了出来，先后重新投入工作，为召开九大准备了干部基础。
九大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由林彪负责，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预定 69 年 2 月 22 日拿出报告稿， 3 月 15 日大会开幕，可是直到 3 月 3 日还没完成。毛主席了解到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在写时批评了陈伯达，并要求张春桥、姚文元同时写一份备用，并具体指示了政治报告的重点。会议召开时间也推迟了半个月。
最终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毛主席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分段写出，送毛主席多次修改的稿子。
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使得林彪很不高兴，因为陈伯达这个稿子是在林彪的指示下写出的。当初陈伯达接受了在林彪负责的条件下牵头编写政治报告的任务后，三天两头跑到林彪处请示、商量怎么写，所以，陈伯达的这个稿子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合作的产品。一般而论，党代会的政治报告由谁负责编写意味着谁的政治理论水平高，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就是否定了陈伯达的水平，也就是否定了林彪水平，林彪能够高兴吗？陈伯达能够没有怨气吗？
这两份政治报告稿的冲突就是林彪、陈伯达与未来的“四人帮”分道扬镳的开始，当然也是陈伯达投入林彪集团的开始；不要忘记陈伯达曾经长期担任毛主席的秘书。
另一项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就是选出与会代表。关于此事，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 1969 年 3 月 3 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而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这确实意味着毛主席认为当时已经基本达到了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应当从文革开始两年来的成果中看出来。文革两年的成果主要有：一，打倒了刘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集团；二，广大干部经受了一次群众运动的洗礼，身上的官气、特权思想被清除了不少；三，广大群众经历了一次自己组织起来，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提高了参与政治斗争的能力。这三条成果也就是毛主席心中所要实现的文革的目的。
既然文革的目的基本实现了，文革自然就该结束了。九大就是为结束文革，使国家走上正常运作的新轨道而召开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主席主持下开幕。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首先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句话有两个要点：第一，文革胜利了；第二，从此要团结。
文革胜利了，“斗”与“批”要让位给“改”了，“斗”与“批”结束了，从此要团结了。这就是九大的基本目标。
大会上林彪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回顾了文革的发动及历程，系统讲述了文革的各项政策，论述了整党、建党的相关问题，以及对外关系等问题，最后报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表达了毛主席关于文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大会在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问题提出来了。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 ‘ 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 ’‘ 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 ’‘ 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 她进一步强调说： ‘ 一定要写 !’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 ‘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 ‘ 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 ‘ 写作班子 ’ 说： ‘ 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版，第 113—115 页。）”
真想不到，居然是江青首先提出把林彪当作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写入党章！或者她是照毛主席的意思做的？可是为何在两年前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中还暗示对林彪的疑虑？如果就是江青自己的主张，那么只能认为她断定毛主席要林彪接班，她要为新的主席做点贡献。
文革中广泛流传，江青有野心，想当主席。我想那应当是林彪死后的事情，有林彪在谁也不可能抱有当主席的幻想。当然，这里不包括周总理。周总理的威望远在林彪之上，而周总理没有野心是公认的。
就这样。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党章。这可能是只有在文革那样的乱局中才会发生的事情。
对于林彪来说，这是福还是祸？如果林彪有周总理品德的一半，那就是福，可惜他没有那样的品德，那实际上是祸。难道江青竟有如此先见之明？
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毛主席又为恢复老同志的领导地位做了许多工作。并且直接点名要把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我想，在毛主席看来，这些人还是很可靠、很宝贵的。
69 年 4 月 24 日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 28 日召开了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二十五人的政治局，和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人的政治局常委会。
值得注意的是，江青、张春桥和林彪夫人叶群同时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职务是文革副组长，叶群的职务是“林办主任”。
接着选出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组建了新的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
这样，由周恩来负责政府工作，并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监管全面工作，林彪负责军队工作，中央文革总结文革的经验与教训，似乎一切都可以迅速走上正轨了。
可是林彪急不可耐地要“接班”使得毛主席的后续计划被打破了，新的更惊险的斗争即将展开！文革也不得不继续下去。
林彪覆灭
九大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党章，林彪同时获得了“副统帅”的头衔。从井岗山的红军排长到“副统帅”，林彪走到了他人生的顶点，他渴望的最后一步没有实现。
林彪是功勋卓著的战将，可是在政治上的崛起却是 59 年彭德怀落马之后的事。尽管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在抗战初期，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履立战功，可是他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很低调。而且新中国建立后的约十年间，他实际上在“赋闲”。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给了他机会。他敏锐地感到彭德怀倒台是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所以他不顾“疾病缠身”赶往庐山批判彭德怀。幸运之神果然降落在他身上，他如愿当上了国防部长。他提名自己的老部下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也被毛主席接受，他成为军中第一人。
作为一元战将，这个地位该知足了。可是林彪不是个容易满足的人。他很快就发现了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右倾和形左实右的思想不满，料想到刘、邓倒台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他不象大多数看好刘少奇的官僚那样投靠刘少奇，而是紧跟已经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并且把毛主席号召党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为号召全体官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看到了毛主席鉴于苏联教训担心中国也出赫鲁晓夫，故而强调要注意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他把突出政治提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的这个决策对毛主席顺利发动文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点毛主席当然早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毛主席才在文革前、文革中都对林彪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他不想因为那些无关大局的事情失去这个得力的助手。毕竟能够看出毛主席的战略需要，能够主动配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将帅太少了。
林彪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也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要价”，清除了几个“不听话”的部下，打击、迫害了几个不服气的老帅。到九大召开时，军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比肩了，他就是当然的“副统帅” ！
“福兮，祸所伏！”，可惜林彪不懂这个道理，或者他内心深处拒绝这个道理。
他太急于享受这个“福”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犯了三次重大的错误，终于摔死在外蒙古草原上。
他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不经军委主席批准，擅自向全军发出“一号命令”。
九大召开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苏边境冲突。这次冲突双方动用了团级规模的兵力，小打了一场，结果是苏联输了。为此苏联政府撤掉了包括远东军区司令在内的十来名军官，随后向中苏边界大举增兵，大有突袭中国的可能。不仅如此，他们还试探美国是否容许他们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研究基地。那时真的是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防止苏联突袭，中央对中央机关重要领导和所有已不在工作岗位的老同志进行了疏散。毛主席去了武汉，林彪去了杭州，只有周恩来坐镇北京。毛主席还做了军事上的部署，以备不测。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大事：竟然不经毛主席允许，私自向全军下达了后来被成为“一号命令”的“林副主席指示” 。该命令是林彪 69 年 10 月 18 日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下达的命令。命令要求全军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当晚，这个命令就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传阅文件” 的方式报告毛主席。
林彪此举不仅未经军委主席毛主席批准，甚至事先也没有向毛主席提及他的想法，就擅自发布调动全军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使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极其严重的超越职权，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当毛主席第二天看到“传阅文件”时，立即愤怒地把文件烧掉了，可是并没有立即追究此事。
尽管毛主席十分清楚林彪此次越权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而危险的错误，却不立即给予批评，我想，毛主席隐而不发是想看看林彪到底要走多远。毕竟这个法定接班人才刚刚竖起来，不能随即又撤下去。
那么林彪为什么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他是明知故犯，是在测试毛主席容忍他的底线。如果此次毛主席默认了他的作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向毛主席要权，进一步向接班迈进！
在林彪看来，毛主席的装作没有注意他的越权是一种对他的依赖。林彪可能认为毛主席现在没有其他人选来取代自己，因而不得不容忍他的越权行为，就象文革前期容忍他打击、迫害其他将帅那样。林彪因而更加有持无恐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与权力，于是犯下了第二个重大的错误。这就是他竟然暗中策划争当国家主席。关于这个问题逄先知的《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说得简明扼要，故直接引用如下：
“ 1970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 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4 月 11 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 4 月 12 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 4 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此时林已由苏州回到北京）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根据林彪、叶群授意， 7 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人设事”说明白了，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坚持设国家主席，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早就放出话说：“这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林彪、陈伯达等利用大多数与会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而热切期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个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林彪、叶群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非法活动。
8 月 23 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 的意见。林彪这个讲话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 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讲一个多小时的话，又背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抛出“语录”，还准备宪法条文，是不是有备而来的阴谋？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然挑战？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商定要统一行动，他们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煽动性最强的会议第 6 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他知道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毛主席这一次粉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阴谋，拿下了陈伯达，严厉责令林彪的四员大将——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后勤部长邱会作和林彪夫人叶群做检讨；并且要林彪参加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 这已经是对林彪的最清晰不过的警告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毛主席不仅亲自过问吴法宪、叶群的检讨，把对二人的检讨的批示——批评他们不讲实话，推诿责任——送给林彪看，启发林彪承认错误，并且通过周恩来多次暗示林彪应当对庐山会议中的“天才论”、“设国家主席”风波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居然佯装与己无关，拒不做出检讨，并且借口有病躲到北戴河不理毛主席。
为了彻底解决林彪集团坚持错误，造成党的分裂的问题，在以后的一年多里全党、全军、全国开展了借批判陈伯达以整顿党风的运动。重点是批判陈伯达以极左的方式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在“敲山震虎”，敲的是陈伯达，震的是林彪。可是林彪依然故我，不予理睬。
这一次我看不再是有持无恐了，而是感觉检讨也无济于事，因而打算动手抢权了。
据林彪垮台后正式传达到普通群众的文件资料看，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自己亲自出马，而是由他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出面指挥。 71 年 3 月林立果召集其在空军中网罗的死党周宇驰（空军作战部参谋）、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制定了个刺杀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
这个政变计划打算由林立果私自组建的“联合舰队”——林立果在军中网罗的死党构成的秘密组织——来执行。空军是林彪长期经营的“地盘”，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是林彪的参谋长，继任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是林彪的死党（落网后自称自愿投靠林彪）。这个吴法宪为了向林彪邀功，竟然把二十四岁的林立果安排在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在林立果和吴法宪的把持下，空军中包括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江腾蛟、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等高级干部都加入了林彪死党，甚至加入了林立果都“联合舰队”。这个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因受林立果指使公开带人造许世友的反，被毛主席撤了职，随后他死心塌地的加入了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了林立果的心腹干将。林立果“联合舰队”的骨干武装是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教导队”，一个类似于特种兵，又类似于特工组织的东西。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罗列了林彪集团可以利用的力量，可是只要毛主席还在，那些力量都绝对不会跟着林彪来反对毛主席。这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所以，他们策划的多种方案中，以使用“教导队”刺杀毛主席为主要手段。
71 年五一节晚上中央领导到天安门上观看烟火，林彪不仅迟到，坐在毛主席对面始终一言不发，并且早早地就走了。这显然是在向毛主席示威了。
这年七月，毛主席通过总参熊向晖了解到黄永胜居然在总参封锁庐山会议真相，拒不传达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毛主席觉察到这些人依仗林彪的支持，是打算对抗到底了。到了这种地步毛主席认为必须向全党高级干部说说林彪的问题了。
71 年 8 月 15 日毛主席再次南巡，去逐个与东南各省、市的领导干部谈庐山会议的问题和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这还是第一次在高级干部面前批评林彪。他对庐山会议的阴谋的总评价是： “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 。注意，“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说这是一个反党集团了！并严肃地告诫干部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些讲话实际上已经是在为拿下林彪做舆论准备了。
毛主席这样大范围地讲话怎能不传到林彪耳中呢？何况毛主席的讲话对象包括林彪集团成员之一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尽管毛主席曾告诫刘丰不要把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告诉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可是当毛主席走后，李作鹏来访时，他就把毛主席批评林彪的话全部讲给李作鹏了。由此，林彪得知毛主席真的要拿下自己了。
林彪将如何应对呢？
可以武装对抗吗？不行！别看他头上有副统帅的头衔，有国防部长的职务，可是他连一个连的兵力也调不动（“一号命令”后毛主席收回了调动军队的权力）。不要说与毛主席比，他对军队的控制权还远在周恩来之下。一方面周恩来在军内的威信远远高于林彪，一方面林彪只对个别将领有控制力，而周恩来对全军将帅都有控制力，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以毛主席的助手的身份掌握中央日常事务，权限远在林彪之上。所以武力对抗没有丝毫可能。
可以投降吗？估计投降可以保住中央委员的身份，可是实际上会失去所有权力。以林彪的个性这是不能接受的。
直接 逃往国外吗？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个《五七一工程》还有实施的条件。于是林彪手书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他下达了刺杀毛主席的命令。
林立果立即启动了他的“联合舰队”，准备了多种刺杀方案。因为毛主席多次南巡，路线、日程都是固定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安排刺杀机会很容易。他们的第一方案是在上海袭击毛主席专列。毛主席的专列通常都停在一个大油库旁边，他们想先炸油库，然后乘乱突击毛主席专列。这个计划不可谓不高明，何况毛主席专列于 71 年 9 月 11 日如期而至。可是毛主席这次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有在那停留多久就不告而别了！林立果在毛主席离开上海半天之后才得知毛主席已经脱离了他们的伏击区的消息。 71 年 9 月 12 日，毛主席突然回到了北京。毛主席不仅回到了北京，并且在专列开到丰台时就下令调北京西北郊早已准备好的一个野战师入京。这一切表明不仅刺杀毛主席的计划完全破灭，而且表明他们的政变计划已经暴露。这一次林彪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林彪面前有两条路：一，成为阶下囚，二外逃。林彪选择了后者。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出去转转”。周恩来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是在地上转，还是到天上转？叶群回答：是到天上转。周恩来表示了同意。 9 月 12 日 23 时 40 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登上早已准备在山海关机场的一架三叉戟飞机，在没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雷达一直监视林彪座机动向，当发现飞机欲飞越国境时周恩来请示毛主席如何处理。毛主席回答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约一个小时后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林彪落了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 的下场。
本来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以后就着手文革的收尾工作，是林彪的屡次阴谋破坏了毛主席这一计划，使得文革不得不进入批林整风阶段，文革不得不继续下去。
文革陷入僵局林彪集团的暴露与覆灭使得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之后结束文革的计划落空，因为揭露与批判林彪集团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根据揭露的材料看，林彪集团涉案人员很多，案情相当复杂，而且很多投靠林彪的官员都是看到林彪爬上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后才卖身投靠的。为此，毛主席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清查与整风。于是随着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情况的逐级传达，批林整风运动又开始了。
批判林彪必然涉及文革前与文革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击、迫害老同志问题，于是批判极左思想就成为批林整风的一个重点。
随着对林彪极左思想与行为的批判，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于是给被林彪打击、陷害的老同志平反就成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可是当初林彪打击、迫害老干部是得到了江青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支持的，所以批判极左思想必然涉及到对中央文革当初行为的批判，批判左思想引起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反感。
特别是周恩来急于借批判极左思想来恢复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所以格外强调彻底批判极左思想与行为的重要性，于是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就激化了。这个矛盾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产生，原因还是林彪与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在批判老干部时的无限上纲遭到了周恩来的“柔性抵制”，所以那时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就曾批评周恩来“和稀泥”。现在周恩来要为那些被林彪、江青等、张春桥人打倒的干部平反，不就是否定了当初对这些人的批判吗？不就是对江青等、张春桥人的批判吗？他们当然要抵制。
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也曾多次谈到反对极左思想，他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那时他是批评极左思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批判极左思想可能导致否定文革命本身，那他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尽管周恩来批判极左只是为进一步解放更多的老干部打开道路，并没有想否定文革，但是批极左必然涉及对文革中政策把握上错误的批判，容易使人想到否定文革，所以周恩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立即降低了批极左的调子。
周恩来降低了批判极左的力度，可是没有影响解他继续放老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成绩是邓小平的复出。
林彪覆灭的消息传达到在江西劳动、学习的邓小平耳中后，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且通过江青转给毛主席。邓小平在信中首先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的批判，然后极力赞扬了文革的成绩与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特别明确说到“永不翻案”。毛主席看过后就交给周恩来要政治局讨论，并且说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那时毛主席与周恩来均已患病，日渐沉重的病情使得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周恩来不堪重负，所以毛主席也正想找一个能够顶替周恩来的人来接班。遍观当时所用的大小干部，实在没有一人能够有掌控全局的能力与威望。所以当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时，毛主席上实际上已经在心中默许了。
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说服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决议给邓小平一个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工作。决议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邓小平终于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 73 年 4 月 12 日周恩来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晚宴上。
不久，当毛主席与周恩来谈话时说到邓小平的复出的事情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从此开始，解放老干部，为冤案平反的工作就顺利多了。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干部条件。
批林整风进行了快两年了，毛主席认为可以准备召开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修改党章（党章中仍有林彪的法定接班人条款）及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了。
在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问题上，他认为来自工农的年轻干部身上更少官气，更容易接受无产阶级革命下急需革命的理论，于是他通过周恩来指示中央从全国选拔几个中、青年工农干部进入中央工作，以改善中央领导层的结构。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因此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他们四人当中，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尤为突出。他刚刚四十岁，务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又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所以大约在邓小平复出前后他被指定参加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自此，王洪文很快就走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主席年事已高，急于求成了。
十大之前毛主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提出了儒法斗争的问题。据说是专案组在搜查林彪住所时发现一些孔孟语录，使得毛主席联想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认为二人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孔孟思想，因而认为应当彻底批判孔孟思想，以从根本处挖掉干部特权化、官僚主义的根子。
不论毛主席是否因林彪收集的孔孟语录而想到批孔，毛主席认为孔孟思想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不用怀疑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认为因为孔孟的思想是“厚古薄今”，是留恋旧制度，而法家思想的特点是“厚今薄古”，是不断向前看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历史上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大政治家多数是法家，而阻碍历史进步的大多数是儒家。
毛主席的文革从根本上说，是试图创建一个更能体现人民民主的新体制，而党内大多数干部仍然留恋旧的政治体制，对文革中产生的新事物看不惯。特别是随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他们对旧体制的留恋，和对文革中新事物的不满又在老干部中逐渐泛滥起来。为了帮助这些老干部克服“向后看”的缺点，教育他们珍惜新事物，支持新事物，因而毛主席提倡批判孔孟思想，学习法家思想。这一点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大肯定文革的理论，巩固文革的成绩是十分重要。
但是，党内当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毛主席的用心。
首先江青、张春桥等人认为是批判周恩来的机会来了，因为从文革开始就不断有对周恩来 “和稀泥”的批评，而且毛主席也确实有几次对周恩来的批评。所以他们批判孔子的中庸思想就可以起到暗指周恩来“和稀泥”的作用。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另一方面，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了江青等人的阴谋，感受到了批林批孔对批判极左思想的冲击，更体会到了批林批孔对解放干部工作的干扰与阻力。他忘记了毛主席总是借古喻今，忽视了毛主席在此关键时刻提出批孔必有深意，他对批孔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这就更被江青等人抓住了把柄。这一次又让江青等人占据了政治斗争的“制高点”。他们又一次通过大学生造势，企图再搞一次“大批判”，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周恩来。他们的倒行逆施又把一部分造反派发动了起来，又把派战挑动了起来，许多地区很快又陷入了混乱。
与此同时，十大的准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73 年 8 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讨论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周恩来解释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原因。尽管这是毛主席的部署，仍然有许多人想不通。最典型的是许世友，他为此与张春桥吵了起来。对提拔王洪文的不满背后确实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因素。
73 年 8 月 24 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主持开幕式。大会的主席团成员有：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大会选出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包括了新解放的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一些老同志，而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王海容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主席，副主席。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五人为副主席。王洪文超过康生位列第三。
十大之后不久，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四届人大要选举人大委员长，也要选出新的政府总理（周恩来病情已经很严重）。这两个高位又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们争夺的目标。周恩来基本上站在邓小平、叶剑英一边。
四人帮首先发动了舆论战，他们把批林批孔升级为批“周公”。历史上的周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四人帮”把批孔转到批周公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目的就是批周恩来。
73 年 10 月至 1974 年 1 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迟群等受江青等人指使，在清华大学大搞“反右倾回潮”，批斗了几十名师生和原学校几位领导人。很快“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大有启动第二次文革之势。这股恶风的高潮是 74 年 1 月 24 日、 25 日江青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大会。在会上迟群放肆地攻击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江青、姚文元则插话支持。
毛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气愤，对江青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周恩来传达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面对毛主席的批评，江青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做了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随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还郑重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这不仅是毛主席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提出“四人帮”小宗派的概念。
毛主席的批评并未动摇四人帮夺权的决心，在周恩来提名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显然是要他接周恩来的班——时又起冲突，以至于王洪文竟然背着周恩来偷偷飞往长沙告周恩来的状。毛主席训斥了王洪文，警告他：“‘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指示他要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
74 年 11 月 12 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批示中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毛主席又在另一个批示中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到此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上大势已去，最终是元老派胜，邓小平升任第一副总理，不久又担任了总参谋长，可谓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开始整顿交通与工农业生产，而不重视批林批孔。四人帮于是又掀起了批判“经验主义”的浪潮。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了批判经验主义的事情，并表示反对。 74 年 4 月 23 日，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注意，毛主席在这里暗含着“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明着是批评江青等人，也隐含着批评邓小平等人不懂马列的意思。理由是：“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两种错误倾向都要批评。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的战争时起时伏，没完没了，而毛主席与周恩来的病情都日趋严重，难以控制局势，中国的政局陷入僵局！
毛主席如何看待这种僵局呢？我猜毛主席这时已经意识到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标是无法实现了。或者说他已经意识到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原因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 ！
所谓经验主义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摸着石头过河”，走的就是“改革”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道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政策脱离群众，早晚也要走向官僚、特权主义和资本主义。
毛主席已经看透了邓小平是铁了心要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资本主义道路了，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则死也不肯放弃教条主义，而中央的其他高级干部中又没有能够与这两股势力抗衡的优秀人才，所以他预见到中国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文革期间就传抄着据说是毛主席的这样一首诗：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不论这诗是否是毛主席写的，可是那“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确实反映了毛主席当时对国家未来的判断和当时的心境。
毛主席在那个时期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将来他是要被打得粉碎的，并对江青说过要准备坐牢，甚至准备被杀头。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到了 75 年毛主席已经感文革没有找到防止党腐败、变质的办法，十大选出的人中也没有人能够继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是不可避免的了！
战略退却的部署与文革中止
自从邓小平登上了第一副总理的宝座后，他就大展拳脚开始整顿交通与工农业生产，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尽管邓小平的整顿明显地包含着对文革目标的否定，尽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向毛主席反映邓小平的整顿正在彻底否定文革，可是毛主席仍然没有批评邓小平。
我想，毛主席是认为应当先整顿一下被批林批孔和反右倾再次搞乱了的局势，然后再慢慢纠正邓小平的错误。
邓小平的整顿进行了三个月，社会形势明显好转，而大批被解放出来的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则掀起了一股否定文革的暗潮。此时毛主席的病情更加沉重，于是毛主席调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到身边来当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通讯员。毛远新反映了辽宁整顿的具体情况，又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状告校党委书记迟群等人的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看后信后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要算算文革中的“帐”。毛主席让毛远新转告邓小平，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站在刘冰一边。
在毛远新向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时，邓小平与毛远新争吵了起来。邓小平认为毛远新传达的意见是全面否定了他的整顿。毛主席了解到他们的争吵时，决定把他对邓小平的批评在更大范围内传达，并且要求邓小平组织传达。“由邓小平组织传达”这是给邓小平一个台阶，只要他在这次传达中做个自我批评，问题就要解决。
可是邓小平拒绝做任何检讨，在传达后又有一些高级干部在背后鼓励邓小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次邓小平是打算直接对抗毛主席了。
传达完毕后毛主席召见邓小平，要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目的是借此来统一对文革的认识，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回到文革的政治方向上来。但是，邓小平称自己在文革中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拒绝了毛主席的要求。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于是决定展开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但是这时仍然没有直接点邓小平的名。
将邓小平如今“不知有文革”和邓小平 72 年给毛泽东信中对文革的高度赞扬相对比，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的丑恶面孔立刻浮现在人们面前！
邓小平如此公开对抗毛主席当然是知道毛主席的健康正在急剧恶化，将不久于人世。他在等待“后毛泽东时代”呢！
进入 76 年刚刚 8 天，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终因重病不治逝世了，悲痛笼罩着中华大地。
谁来接替总理的职务呢？
元老派当然希望邓小平上，四人帮则希望张春桥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主席选择了华国锋。毛主席说华国锋是个“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华国锋的这句话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为什么在国家政局如此艰难之际毛主席要选择一个“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来接替周总理主持全局工作的岗位呢？
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决定要实行战略退却了！
为什么要战略退却？为什么不用“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垮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呢？
回答是：即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了他们，在毛主席去世后谁又能降伏他们呢？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在毛主席之后降伏那些拥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和拥有广大工农拥护的元老们——在邓小平和元老们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工农仍把他们当作当年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官兵看待，就象“改革”初期那样。
现在邓小平代表元老派向毛主席摊牌，毛主席可以拿下邓小平，可是毛主席不能拿下元老派！不要看四人帮在政治上气势汹汹，可是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更没有工农的支持，他们根本不是元老派的对手。那些跟着毛主席干文革的“新秀”们则既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又没有形成合力，更不足以对抗元老派。
在毛主席之后元老们必将重新掌握中国的政治方向，这是毫无疑义的。面对强大的“元老派”，文革注定要以被彻底否定。
元老派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夺权政权呢？如果继任毛主席的人坚决对抗他们接管政权，那么他们必然不会拒绝使用武力，毕竟军队在他们手中。想想× 9 年天安门的××吧！他们会的！
毛主席显然想到了流血的问题，他希望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些人能够“全身而退”，所以他要为这个撤退安排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关键点是：毛主席的继任者必须是个“软骨头”。这就是他选择华国锋这个“政治水平不高的人”的根本原因。
给革命派留下一个“弱帅”还不够，还要给复辟派留下一个强头。“弱帅”对“强头”，不战而降。“弱帅”旗下的革命派才得以免于大规模流血。
毛主席显然是选择邓小平来当复辟派的“强头”。不过如果认为毛主席仅仅是为了留下一个复辟派的“强头”而保护了邓小平，那就太小看毛主席了。毛主席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留下邓小平是要他当个反面教员。这才是毛主席保留邓小平党籍的真正原因。
经过十年的文革，党和人民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吗？没有，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毛主席的这个理论。没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人们是很难相信毛主席的这个理论的。所以毛主席要为党和人民选择一位反面教员，邓小平就是个最好人选。
毛主席不止一次说过，邓小平外柔内刚，邓小平一旦选定了道路，他会不顾一切地走下去的。一旦邓小平上台，他会迅速地把中国带入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正像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比通过几十年缓慢地演变好，急剧的、痛苦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才能使人更容易清醒起来。
毛主席去世后不到两年，邓小平就站了出来，并且迅速走上了反面教员的岗位。毛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他。他很好地完成了从反面教育人民的任务。毛主席的战略退却计划全面实现了。
最后说说文革的中止。
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就用武力打倒四人帮，宣布结束早已让全国人民身心疲惫的文革。这是文革的中止，不是结束。一方面文革后期的各种矛盾并未解决，一方面文革在人民大众心中播下的继续革命的种子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人们可以想象华国锋的软弱，可是想不到他的愚蠢。他竟然看不到四人帮固然是他执政的威胁，邓小平才是他的真正掘墓人。他用近乎政变的手段来消除一个威胁，同时也消除了他的掘墓人复出的最大阻碍，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