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胞们为争“高兴”权种下的“台湾新文化运动”这个瓜没白种。
选举权，因为日本人的“生物学原理说”，“没素质”的同胞们“被”不需要了。但是，“文化运动”给这些“没素质”的一个机会去体验一下“有素质”的人是如何“对社会负责”的。
这就要说说同胞们那份自己办的报纸。台湾日治时期原本没有中文的民间报纸，这条路被台日当局给卡的死死的。结果文化运动的哥儿几个稍微动了点脑子，在日本申请了个许可证，整出来个东京发行的“台湾民报”。然后设法转进宝岛，就有了在台湾发行的中文“台湾民报”。开始是双周刊，进步到周报后来成为日报。名称也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台湾新民报”。
当时台湾的“官方语言”早就是日语了，中文虽没被禁止，但很受限制。“台湾新民报”这个唯一的中文报纸，自然是夹缝里求生存。不但报方出版发行要受日本人监控，报纸的消费者都得小心，买报纸也会被莫名其妙的盯上，处境大概只比文革时“偷听敌台”的潜在“阶级敌人”稍好而已。就是在报上做广告的都肝颤，逢年过节在报纸上发广告庆祝一番居然有用“无名氏”的名义做的。这个不算“革命”广告太委屈了。咱们文化里那个“含蓄”的“美德”其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含蓄的都“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的牺牲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1930年，“台湾新民报”玩了个邪性的游戏，模拟选举！
说是模拟，离真选举的严格差远了。“选票”就登在报纸上，见下：
“选”的是地方议员，谁从报纸上把“选票”剪下来就可以寄到报社投一票。当时应该没有复印的办法，所以多买报纸者可以多投票。如果注意看，这还是记名投票，但是那个名字可以随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报社自然无心也无能核对。所以这个模拟是线条很粗的民意调查。
但是，同胞们热情。“选举”一共收到了十九万多张票。当选的多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而且，同胞们公平，把个别对同胞友好的日本人也选进去了。别小看十九万，1930年时“新民”还是周报不是日报，发行量大约在两万份左右（这个是推测，具体数据找不到，1925年发行1万份，1937年五万份），投出十倍的发行量来，得多大个热情啊！同胞们了不起！所谓“素质论”，基本上是天天吃“荤”的哥几个整出来唬人的。在那个年代，处于在中文报纸上做广告都得偷鸡摸狗的压力下，同胞们的头一次虽说是“过干瘾”，但是十九万份的民主激情应该强烈的威慑到了台日当局。
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第一次台湾在日治下的地方选举。这次，不是假的，但是是夹生的，因为选举有诸多限制。首先，选举只选一半，另一半由行政当局任命（熟悉吧？）。这就完全排除了民选的议员与行政当局在法律上较真的可能。不但如此，就是那一半民选的，也有猫腻。选举人的资格被设了诸多限，年岁、纳税记录、同地居住长度与社会身份等等。虽然没说只有具日本姓名的才能选，结果是四百多万同胞中有不到三万人有选举权，而三十多万日本移民中到有三万多一点有选举权。民主，无论哪里，都是一点点争出来的。十几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同胞们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争得了选举权。虽如此，这一虚一夹生的选举依然是同胞们的重要民主实践，为日后继续争高兴权开辟了一个可操作的途径。
说到这儿，就得表扬一下咱党的高明之处了。咱党对任何有民意调查潜力的操作都看的倍儿紧。 皇权的套路，汇集的民意是不能有任何非官方出口的。记得李宇春 吧？湖南卫视很受欢迎的“超女”票选办了几届就给停了。那东西太悬乎了，从民意女歌手到民意“人民的公仆”，一层窗户纸。
下篇预报：抗战（圣战）中的心灵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