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老委员长万里呼吁民主的一次谈话（ZT）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

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

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 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

建国都60年了，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

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全权施政，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 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

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 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就是违反政治伦理. 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注】上面是一位朋友传来的人大老委员长万里的一次谈话，我作了些精简，未添一字。中国的民主改革，真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了。